我有位朋友是高級打工仔，年薪數以百萬元計。最近與他聚會的時候，聽到一個改變了他一生打工經歷的故事。
我這位朋友上世紀80年代在中文大學畢業，一年之後回到中大的學生事務處做行政主任。這是一份高薪工作，當時的月薪7000元，而一般大學生的月薪只有2千多元。朋友的辦公室面積有200、300呎，比現時的納米樓還要大。
朋友口才了得，年青時有點恃才傲物，但上班幾月之後，他的老闆、學生事務處處長開始對他有意見，朋友是她挖進去工作，本來是很賞識他的。有一天，女上司叫朋友到她的辦公室大罵一番。她批評朋友不知道機構要些什麼，不知道如何積極做出貢獻，也不知道如何分擔老闆的工作，只知道想著自己。女上司告訴朋友，以後與她開會時，都要帶著記事簿，記下老闆要求的工作。更要朋友不但完成老闆指示的所有的工作，還要主動找工作做。
女上司最後說：「當你做到所有的上級都喜歡他，搶著要你幫他們工作，你就成功了。」女上司主要是批評朋友太過自我中心，做事被動。女上司罵了朋友個多小時，連放工時間也過錯了，最後說：「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心中不服氣，小朋友，我告訴你，The world is tough !（世界艱難）以後做事，記著我這句話吧。」
朋友形容走出女上司的辦公室的時候，心情極度沮喪，雙腳發軟，眼前發黑，就像世界末日。雖然很不服氣，但又不想失敗地離開職場，對女上司的訓話，反覆思考，朋友最後總結，女上司的說話就如醍醐灌頂，令他終生受用不盡。他往後做事的原則，就是不再從自己出發，不再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不再覺得上司對他很差勁，而要非常「爛做」，極度盡責。經此一役，朋友的人生出現180度轉變，後來終於成為一個上司搶著要找他做事的好員工，此後的工作也一帆風順。
「The world is tough」這句話，不只是剛入職場的小朋友要聽，其實香港整體都要聽。過去60年，香港行了三個大運。1949年中國解放後，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中國進入政治掛帥的時代，1966年開始文革，直至1976年毛澤東去世為止。這19年，中國都是在連番的動亂當中。香港剛好相反，作為英國殖民地，默默地起革命，六、七十年代香港專注製造業，經濟開始起飛。就在中國大玩政治的時代，香港成為歐美國家的廉價製造中心。這是香港的第一個運。
至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開始睡醒，起步大搞製造業。香港藉著這個浪潮，廠家把工廠搬入大陸，繼續享受中國廉價勞工的紅利。另外，也有很多人在香港做貿易生意，藉著中國的廉價產品，行銷世界。香港由第二產業進入第三產業，這是香港的第二個運。
回歸之後，1998年香港遇上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再遇著沙士，受到雙重打擊，中央不想香港因為經濟問題，令到政治不穩。所以大力向香港放人放水，人流、資金流大量湧港，自由行啟動，硬生生把香港經濟從沙士谷底拉上來。再加上2008年金融海嘯，全球央行放水，灌水浮球，香港享受著第三個大運，主要是以旅遊和服務業受惠。
無論是個人也好，香港也罷，都要明白自己的處境，香港的大運快要走完，要學習新加坡、以色列以及深圳等地的心理狀態，不是等運到，而要搶生意。不要覺得全世界對都對自己不夠好，而是要問：我究竟可以怎樣做得更好？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