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位朋友是高級打工仔，年薪數以百萬元計。最近與他聚會的時候，聽到一個改變了他一生打工經歷的故事。
我這位朋友上世紀80年代在中文大學畢業，一年之後回到中大的學生事務處做行政主任。這是一份高薪工作，當時的月薪7000元，而一般大學生的月薪只有2千多元。朋友的辦公室面積有200、300呎，比現時的納米樓還要大。
朋友口才了得，年青時有點恃才傲物，但上班幾月之後，他的老闆、學生事務處處長開始對他有意見，朋友是她挖進去工作，本來是很賞識他的。有一天，女上司叫朋友到她的辦公室大罵一番。她批評朋友不知道機構要些什麼，不知道如何積極做出貢獻，也不知道如何分擔老闆的工作，只知道想著自己。女上司告訴朋友，以後與她開會時，都要帶著記事簿，記下老闆要求的工作。更要朋友不但完成老闆指示的所有的工作，還要主動找工作做。
女上司最後說：「當你做到所有的上級都喜歡他，搶著要你幫他們工作，你就成功了。」女上司主要是批評朋友太過自我中心，做事被動。女上司罵了朋友個多小時，連放工時間也過錯了，最後說：「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心中不服氣，小朋友，我告訴你，The world is tough !（世界艱難）以後做事，記著我這句話吧。」
朋友形容走出女上司的辦公室的時候，心情極度沮喪，雙腳發軟，眼前發黑，就像世界末日。雖然很不服氣，但又不想失敗地離開職場，對女上司的訓話，反覆思考，朋友最後總結，女上司的說話就如醍醐灌頂，令他終生受用不盡。他往後做事的原則，就是不再從自己出發，不再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不再覺得上司對他很差勁，而要非常「爛做」，極度盡責。經此一役，朋友的人生出現180度轉變，後來終於成為一個上司搶著要找他做事的好員工，此後的工作也一帆風順。
「The world is tough」這句話，不只是剛入職場的小朋友要聽，其實香港整體都要聽。過去60年，香港行了三個大運。1949年中國解放後，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中國進入政治掛帥的時代，1966年開始文革，直至1976年毛澤東去世為止。這19年，中國都是在連番的動亂當中。香港剛好相反，作為英國殖民地，默默地起革命，六、七十年代香港專注製造業，經濟開始起飛。就在中國大玩政治的時代，香港成為歐美國家的廉價製造中心。這是香港的第一個運。
至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開始睡醒，起步大搞製造業。香港藉著這個浪潮，廠家把工廠搬入大陸，繼續享受中國廉價勞工的紅利。另外，也有很多人在香港做貿易生意，藉著中國的廉價產品，行銷世界。香港由第二產業進入第三產業，這是香港的第二個運。
回歸之後，1998年香港遇上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再遇著沙士，受到雙重打擊，中央不想香港因為經濟問題，令到政治不穩。所以大力向香港放人放水，人流、資金流大量湧港，自由行啟動，硬生生把香港經濟從沙士谷底拉上來。再加上2008年金融海嘯，全球央行放水，灌水浮球，香港享受著第三個大運，主要是以旅遊和服務業受惠。
無論是個人也好，香港也罷，都要明白自己的處境，香港的大運快要走完，要學習新加坡、以色列以及深圳等地的心理狀態，不是等運到，而要搶生意。不要覺得全世界對都對自己不夠好，而是要問：我究竟可以怎樣做得更好？
盧永雄
黎智英案進入戲肉，但由於審訊曠日持久，外界的注意度下降，但近日從犯證人、律師助理陳梓華的作供非常有爆炸性，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 揭露「支爆」大計。之前作供的李宇軒由於無直接接觸黎智英，因此他間接引述黎智英或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的說話，只屬由第三方聽到的「聞說證供」(hearsay evidence)，較易受到挑戰。但陳梓華是和黎智英有直接接觸的人，曾和黎智英見面3次，包括一班人2020年年初在台北開過會，並有不少和黎智英直接溝通的電話短訊，所以他的供詞不是聞說證供，而是直接證據。
陳梓華參與的台北會議，黎智英會上提出「支爆」大計，所謂「支爆」，即是「支那爆炸」。支那是日本當年侵華時對中國的一個貶損名稱，光是名稱已經顯見其惡毒含意。而所謂「支爆」就是要令中國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崩潰，政府倒台。當日在台北會議上，其中一名與會者「攬炒巴」劉祖迪，不相信真的會做到「支爆」，但是黎智英就很有信心，指根據歷史經驗很快就會「支爆」，因為中國政府用了很多資源監控人民，例如中國明朝就是這樣。
黎智英並具體詳述「支爆」4部曲，教導與會的「攬炒團隊」說，「國際游說唔係好似你哋咁做，要有4個步驟：1. 要令外國政府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情；2. 再呼籲他們譴責及關注；3. 將外國的『枱底人』或外國政府想法帶回香港，只有這樣做香港人才會知道，外國政府冇離棄或者忽視佢哋； 4. 與『枱底人』建立關係，可影響到他們的對華政策，可以推動到制裁，甚至將來可以推翻中共。」
黎智英的「支爆」計劃，不單是一種空想，還設計了非常具體的步驟。
第二， 要做反對派大佬。從陳梓華的作供可以知道，在台北與黎智英開會期間，另一名從犯證人李宇軒不在現場，但會後陳梓華及「攬炒巴」劉祖迪與李宇軒開網上會議，向李交代黎智英建議，話要改變國際游說方向，團結不同板塊及民間力量，達到「支爆」，推動制裁，3人決定分工，由劉祖迪做精神領袖及打「議會線」、李宇軒打「國際線」，陳梓華則續聯繫「勇武派」及聯絡政治素人，並推廣「攬炒」論述，推動制裁政府措施。
黎智英做幕後大佬，出謀獻策，出錢出力，主動提出要支付流亡海外的劉祖迪生活費，並安排自己的助手Mark Simon為他們解決聯繫外國政要推動制裁中國的困難。整件事清楚見到黎智英不單是一個反政府傳媒的老闆，還是一個想推翻中共的政治行動核心策劃者，要做大佬，指點江山。
第三， 勾連外地的政府。黎智英最可疑的外地政治聯繫，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台灣，他搞《台灣蘋果日報》，和民進黨的高層關係密切，在之前的壹傳媒高層作供中可知，黎智英見過蔡英文，和蔡英文十分友好。而陳梓華等在台北的時候，黎智英又安排民進黨元老施明德和他們見面，施明德親自教授他們鬥爭方略，教他們如何長期鬥爭，以圖推翻政府。
至於美國方面，黎智英的關係更深，他的助理Mark Simon 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員，而黎智英自己就見過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內等高層，和共和黨核心人物關係密切。不過這次作供最得人驚的，是不斷提到美國的「枱底人」，黎智英並沒有和陳梓華具體交代這些美國「枱底人」到底是什麼人，但美國「枱底人」和黎智英顯然有緊密聯繫。
從犯證人的作供，全面勾勒出一幅想全面顛覆中國政權的圖畫，而黎智英就是幕後大佬，所以說黎智英案是香港黑暴案件的眾案之母，一點也不為過。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