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選舉主任宣佈取消香港眾志執委周庭參選資格，原因是所屬的政治組織香港眾志的綱領提出，要以全民公投決定香港是否自決，這違反了要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別行政區的要求。
DQ案一起，勢將成為311補選的主題，會激發起反對派的民情，但閘還是落下來，可見一次選舉的民意民情，已顯得並不是那麼重要了。
有人說如果DQ姚松炎的理據比DQ周庭更加有力，因周庭只是她所屬的組織說要公投自決而已，若因為這種言論而DQ一個參選人，手段似乎過狠，但我跟憲法專家談過，發覺剛好相反，DQ周庭的脈絡更加清晰，香港眾志作為一個鼓動香港人公投自決的組織，它們的代表若進入立法會，本身就有重大意義。
這事令我想起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獨立運動，加泰羅尼亞自行決定公投，在地區公投後更宣布獨立，結果遭中央政府鎮壓，宣布加泰羅尼亞公投無效，宣告其獨立亦無效，並逮捕發動公投的加泰政府成員，加泰羅尼亞主席普伊格蒙特就流亡比利時，至今還未能回國。如果從一個很天真的民主派角度，會覺得西班牙政府的行為很粗暴，但現實上從西班牙的憲制架構來看，它這樣做有充份理據。
現代國家組成主要分兩種型態，一種是聯邦制政府，美國就是一個典型。美國的全名叫美利堅合眾國，是集合多個小國而形成的一個聯合國家，小國自願讓出權力組成聯邦，以統御這個小國集合體。在聯邦制國家體制下，權力來源仍源於各個獨立小國，這些小國的中文譯名為州，美國各州都可有自己的法律，跟聯邦法律不同，例如美國有些州份就容許公開販賣大麻，但這並不等如聯邦政府的規定。
另一個更加流行的型態是單一國家體制，單一制國家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統轄。跟聯邦制相反，單一制國家權力來自中央，由中央授權地方政府行使某些行政功能，既然由中央授權，中央自然可以收回地方政府權力。中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權力源於中央，香港作為一個高度自治的特區，並不改變中國作為一個單一制國家的本質。30年前中國起草《基本法》時，我當是記者，有參與採訪起草過程，當時香港法律界就曾經提出香港擁有「剩餘權力」，即《基本法》沒寫的權力都歸於香港。但當時中央法律專家大力反對，說中國是單一制國家，權力源於中央，所以沒寫的權力是保留在中央，跟聯邦制不同，香港不存在擁有剩餘權力。
《基本法》起草了30年，事過境遷，經歷了幾代人，當日的泛民有參與《基本法》的諮詢甚至起草，比較了解到整個過程，所以他們即使反對中央政府，通常都不會走出一國的框架，不會要求港獨或自決。但在2014年佔中後冒起的港獨派或自決派，視泛民中人為uncle或者叫「大中華膠」，認為他們既老土又過時，盲目地服膺於中央權力，支持一國，所以他們要另闢蹊徑，鼓吹港獨或者自決。
在這個港獨運動的風潮下，2016年人大釋法第1條已開宗明義講明，《基本法》104條規定的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既是該條規定的宣誓必須包含的法定內容，也是參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換言之不只講宣誓，出任立法會議員這些政權職位，都必須擁護《基本法》，這個擁護是實質的擁護，而非只是宣誓時講兩句，其餘時間可以繼續鼓吹港獨。
當日人大釋法是一個「你搞港獨，我落閘」模式，如今的DQ只不過是人大釋法的後遺結果。港人如在獨立問題上跟中央對著幹，結果只會是一片銅牆鐵壁，若不明白這個現實，在香港從政並無前途。看來中央亦不會理會香港人喜歡與否，都會這樣做下去。
盧永雄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正在舉行，全球主要國家領袖都會出席，被視為反全球化領袖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將發表演說，成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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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中國和印度等大國都一律擁抱全球化自由貿易政策，而特朗普上台之後，即改弦更張，推動「美國優先」政策，撕毀了多條自由貿易協議，大家都想看看他怎樣自圓其說。
在達克沃斯會議召開前夕，特朗普還在開打貿易戰，計劃對洗衣機、太陽能電池和滌綸紡織品等入口產品開徵懲罰性關稅。近期，美元匯價亦連番急挫，隨著特朗普以弱美元激勵出口的政策方向前進。可能是美國的弱美元政策太過成功，特朗普在達沃斯發表演說前夕，也要出出口術，接受傳媒訪問時說美元會隨著美國經濟越來越強，稍為支持一下美元。
在達沃斯論壇上，包括中國及印度等多個國家，都對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表示不滿，例如印度總統莫迪就不點名說，「反全球化的貿易保護主義是令人擔心的趨勢，國際社會必需阻止。」
而美國官員則為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鳴鑼開道，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說，「中國一直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實則卻是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高手；中國和歐盟從高關稅中獲得了不公平的好處…美國的保護主義程度世界最低，從貿易逆差就可以反映出這一點。」
羅斯的其他觀點不說，單是這個「貿易逆差高等如沒有保護主義論」，相當搞笑。的而且確，自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貿易逆差不減反增，2017年中美兩國貿易差額達2758億美元，創了歷史新高。但貿易逆差的形成很簡單，就是由入口貨品及服務多、出口貨品和服務少所導致。美國卻把貿易逆差的形成解釋為貿易夥伴實行保護性關稅，或者人為地壓低匯價，令到美國在貿易中受損，所以就實行貿易保護政策，向對方實施懲罰性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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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美國貿易逆差大增的關鍵原因是消費太多而產出太少。過去一年，特朗普大力刺激經濟，美股連番高升，而美國失業率也跌到4%的歷史低位。以上種種都激勵了美國人亢奮消費，使大了，貿易逆差就會增大，這是簡單如ABC的道理。特朗普在2017年底實施減稅政策，大幅削減企業稅，預計將進一步刺激美國人的消費意欲，貿易逆差也會進一步擴大。特朗普也看到這個勢頭，所以就開打貿易戰，意圖把問題轉嫁到其他國家。
美國作為全世界民主國家的老大哥，但對外政策手法卻一點也不民主，主要是隨著自己國家利益而變。上世紀80年代，由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美國總統列根全面推動的新保守主義浪潮，席捲全球，他們大力呼籲削減政府職能，全面推動市場化。1989年拉丁美洲出現貨幣危機，東歐前共產國家也開始崩壞，美國邀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研討會，為拉美國家經濟改革提供方案和對策，曾任世界銀行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寫了《華盛頓共識》，提出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
《華盛頓共識》可以說是美國藉著其他國家的內部問題，乘勢逼迫她們既實行財政緊縮政策，也要打開大門，讓美國為首的國際集團的資本進入。在《華盛頓共識》的推動下，美國戳力推動全球化政策，令到大量美國國際集團的資金從美國釋放出來，在全世界自由往來。這個做法大大削弱本國勞工與資本家的談判籌碼，因為資本家把大量生產工序外移，海外勞工便宜，可以賺更多錢，不再需要依靠本地勞工。
幾十年過去，像中國這些新興國家也玩慣了全球化政策，也因為這種政策而得益。美國的資本已經在全球生根，美國開始感受到貿易逆差的壓力。或者確切一點講，美國把國內過度消費造成的問題歸咎於全球化。特朗普上台後就來一個180度轉變，開始摒棄《華盛頓共識》，放棄全球化政策，把美國一手創建的國際原則束之高閣，實行相反的政策。
這種「神又是她鬼又是她」的做法，就讓世人對美國失去信心，深怕再跟著美國的大旗走下去，美國一旦改弦易轍，自己將會跌落深淵。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