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十分政治化，甚至到達非理性的程度。前天發生兩件事情，令人十分感嘆。
一、 圍攻出庭作證的母親。15歲女學生陳彥霖的死因聆訊昨日開始，陳彥霖的母親出庭作證時說女兒精神失常，曾經試圖自殺。她離開法庭的時候，被大批人用粗口追罵，甚至指她是「假阿媽」。彥霖媽媽因女兒過身本來已十分傷痛，還要遭受辱罵再打擊。
按《死因裁判條例》第47條「因藐視行為而交付羈押」。當中條款（1）指明，「凡任何人在研訊過程中或在往返研訊地點途中，故意侮辱死因裁判官、協助死因裁判官的人員或證人」，皆屬違法。法庭可以發出手令，把犯事者關押於監獄不超過兩個月。前天這些嚴重騷擾證人的行為，已涉嫌觸犯了法律。由於陳彥霖母親的證詞與自己相信的事情不符，便指她為「收錢假阿媽」，還對她百般羞辱，完全偏離香港作為一個文明社會的常態。
二、 學者憑感覺決定自己毋需檢測。一個大學傳染病學者一直反對全民檢測，認為沒有針對性的檢測是浪費子彈。他在一個電台訪問時表示，「全民檢測成效很低，加上自己有嚴格管理生活，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外出購物亦不會除下口罩，受感染的機會極微，不會懷疑自己是隱形傳播者，故不會參與檢測。」
這個「覺得自己不是隱形傳播者，就不參加檢測」的說法，引發很大的爭議。如果出自一個市井之徒之口，大家無話可說。但由一個一流學府的傳染病學者說出來，的確令人無語。大學學者憑「感覺」行事，你還相信科學嗎？
相信社會上絕大多數的隱形傳播者，都不會覺得自己受感染。否則他一早就會就醫，或者自行做檢查。之所以要做全民檢測，正正是要找出那些覺得自己沒有被感染的隱形傳播者。而現實上亦見到很多受到感染的案例，其生活非常規律，主要活動地點是上班地點和家中，而坐交通工具都戴上口罩，但結果還是被感染了。作為一個學者，說自己憑感覺覺得沒有被感染，就不參加檢測，令人有點震驚。
無論追罵人是「假阿媽」的抗議者，到順著感覺走的大學者，其共通點似乎是泛政治化，沒有按科學和理性的原則思考問題，在偏見帶引下，堅持自己「覺得」一定對的答案。這些事情，在人類幾千年文明發展以來，都會反覆出現，可以說是黑暗時代。
我讀大學時，要接受通識教育，修讀了一個西方文明的歷史課，當中提到天文學家哥白尼的故事，我至今仍然記得。哥白尼是文藝復興時代波蘭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他生於1473年，當時的社會相信「地心說」，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哥白尼透過天文觀測，相信地球並非宇宙的中心，而是環繞著太陽運行，提出了「日心說」。
但當時的教會堅信傳統的「地心說」，一直打壓哥白尼。哥白尼在臨死前（1543年）發表《天體運行論》，是現代天文學的起點，而有名的天文學家伽利略也追隨哥白尼的學說。天主教神父英哥利是哥白尼學說的主要反對者。英哥利在哥白尼死後73年（1616年）寫了一篇文章，譴責哥白尼學說在「哲學上站不住腳，神學上屬於異端學說」。
當時的大教宗保祿五世針對伽利略，頒佈了一項法案，警告他不要再支持哥白尼學說。1633年，伽利略因為追隨哥白尼學說，被指控有異端邪說的嚴重嫌疑，最終被判終身軟禁。直至1758年，天主教才從《禁書目錄》中去掉了對於「日心說」的相關著作的禁令。
現代西方社會文明的起源，就是堅持相信科學和理性，去除一些政治及宗教上的偏見。
香港如今極度泛政治化，社會廣泛地被偏見包裹著，從精英到民眾，都只是隨著感覺走，都只會講大眾啱聽的說話。結果整個社會都迷失理性，不斷沉淪。
盧永雄
當香港單日確診跌到9宗，只有7宗本地確診時，下月初做全民檢測，的確予人有點來得太遲的感覺。
也是在疫情開始舒緩時，中央政府支援香港在亞博館旁邊興建臨時醫院。由於入院人數漸減，也好像沒有太大需要。不過由於有關的興建設施費全數由內地承擔，建成後又會交給醫管局營運，民眾好像找不到什麼理由去開罵，不過亦有不少人覺得多餘。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今年冬天會否再有一場疫情大爆發呢？
香港如今這次第三波爆發，和全球多個地區的再爆發同步。各大城市都是因為5、6月疫情舒緩，開始重啟之後，防疫態度放鬆而爆發。值得注意北半球如今是夏天，天氣很熱，原本不利冠狀病毒傳播，還是有這一波爆發。這樣問題就來了，到12月傳統的冠狀病毒活躍期，2003年的沙士和去年的新冠疫情都是從12月開始，再加上全球多地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流行病毒流散的背景下，本地再有另一波大爆發，絕不為奇。
北京6月初曾二度爆疫，但在26日後歸零。北京有全民檢測加健康碼兩大法寶幫助抗疫，而北京有能力進行全民檢測，皆因她利用了之前疫情舒緩的兩個多月空檔，大力擴大檢測能力所致。香港5、6月沒有做什麼，所以7月再爆疫時，每日的檢測力只能做7000、8000個，不要說全民檢測，連疫區檢測也未能做好。
所以如今香港要試驗一次全民檢測，要先把港版「方艙醫院」、「火神山醫院」建好，目前未必有用，但將來萬一再爆疫時，就有大用。Touch wood萬一香港12月再爆疫，又萬一內地又同時有大城市爆疫時，到時你想叫阿爺幫你，他也未必得閒。預備了最壞，期望有最好，永遠是為政者要做的事情。
就下月初進行的全民檢測，估計大體情況會出現這些情況：
1. 是否檢測的決定變得政治化。全民檢測本來是一個科學化的方法，找出隱型的帶病毒者，加快截斷傳播鏈。不要說全民檢測貴，社會因疫情而限聚多一天，損失的金錢已比全民檢測多，更不要說減少染病者的人命價值，無法以金錢衡量。
可惜社會上已把全民檢測的決定，看到很政治化，特是傾向反政府的族群，不止質疑全民檢測無用，更相信「DNA資料送中」的政治宣傳，所以反對檢測。
2. 參加人數不會多。政府官員初時曾估計，全民檢測計劃會有大約500萬人參與。我一聽就覺得有點超現實，因為除非是強制性(例如武漢)，否則即使在內地城市如北京，在6月至7月那次自願性的全民檢測，2170萬北京市民中，只有一半左右進行了檢測。
香港750萬人口，有一半去檢測就只有375萬，但估計會遠低於此數。就我自己接觸所知，不同市民的確會因為政見去看檢測問題，55%支持反對派的市民，估計只有少量會去做檢測。而45%支持建制的市民，就會按自由意願做決定是否檢測，例如感覺疫情是否嚴重、去檢測是否方便、檢測時要否排隊等。七除八扣，有100萬人做檢測已相當不錯，若比這個數字多，已經很驚喜了。
3. 找出確診人數會很少。以北京在6月11日至7月2日，北京市對1006萬人進行了核酸檢測，陽性率為10萬分之3.67。若香港有100萬人做檢測，同一個陽性率等如36.7人確診。若香港的陽性率更高，只表明香港的社區擴散更嚴重，更應該做檢測。
我自己打算去做檢測，並不是因為政治理由，而是想盡點公民責任，萬一自己是感染者，確認出來就不會影響其他人。更重要的是一種「走火警」心態，走火警時會覺得有點煩，但是為萬一出現的災難做一次預演，以增加災難發生時，大家能成功脫險的機會。萬一每天出現1000個確診，到時全面停擺14天後再加全民檢測，就變得很有需要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