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國芯」 一文看懂華為芯片斷供 「卡頸」 是中國芯片業涅槃的開端

昨天9月15日，美國對華為的新禁令正式生效。在此之後，台積電、高通、三星及SK海力士、美光等主要元器件廠商，將不能再供應芯片給華為。這意味著，華為可能再也買不到利用美國技術生產的芯片、存儲器。

面對困局，華為即將開始移動生態的艱難探索之路。遭到「斷供」後的華為將何去何從？中國紀檢監察報的專題報道，全面追踪中國芯面對的問題。

美國制裁華為，嚴重破壞全球芯片產業鏈。

2019年5月16日，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華為及其70家附屬公司列入管制「實體名單」，禁止美國企業向華為出售相關技術和產品。封殺令一出，世界嘩然。

時隔一年，2020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發佈公告，進一步擴大限制華為使用美國技術和軟件在美國境外設計和製造半導體。

而就在3個月後，8月17日，美國政府再次發佈新禁令，對華為的打壓繼續升級。此次禁令的核心在於，任何使用美國軟件或美國製造設備為華為生產產品的行為都是被禁止的，都需要獲得許可證。

特朗普以國家安全為名，打壓華為這個在5G技術領先美國企業的對手。

新禁令切斷了華為尋求與非美國企供應商合作的道路，進一步封鎖了華為獲得芯片的可能性。自家設計的不給造，別人生產的不給買，直接把華為逼入了「無芯可用」的困境。

「利用技術壟斷優勢，實施可以將華為置於死地的禁運措施，超出了貿易爭端的範疇，是一種破壞遊戲規則的行為。」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邢予青表示。

美國對華為的封殺升級，同樣挑戰了國際供應鏈和產業鏈的底線。批評人士稱，美國此輪制裁不僅是對華為「處以極刑」，更會嚴重擾亂全球芯片市場及相關行業。

芯片設計公司通常利用美國開發的電子設計自動化工具，而在先進半導體製造廠中，採用結合美國技術的芯片製造設備更是再普通不過的事情。美國宣佈的禁令主要針對華為，但影響遠超過華為本身。

8月，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和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相繼針對禁令發佈聲明，希望禁令延期，並強調禁令對產業利益的損害。

「我們仍在評估該規則，但是對商用芯片銷售加以廣泛限制將給美國半導體行業帶來嚴重破壞。」8月18日，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主席兼首席執行官John Neuffer表示。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則在聲明中稱，美國此舉最終會損害美國的半導體產業，並在半導體供應鏈中造成巨大的不確定性和破壞，從而最終破壞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

事實上，早在美國5月頒布華為禁令時，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就已經表示，禁令將抑制企業購買美國製造設備與軟件的意願，同時也導致與華為無關的企業已損失將近1700萬美元。而且長期來看，「除了侵蝕美國產品的既有客戶基礎，也加劇企業對美國技術供應的不信任，更促使其他企業努力取代美國技術」。

華為手機是全球芯片主要買家。

據報道，分析機構加特納公司的分析顯示，2019年華為在全球半導體採購支出達到208億美元，居全球第三，這意味著禁令之下，半導體行業總營收可能將會減少200億美元左右。

據美媒報道，美國芯片企業高通公司試圖遊說特朗普，取消向華為出售芯片的限制，否則就可能會把價值高達80億美元的市場拱手讓給高通的海外競爭對手。

韓國半導體產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黃喆周則表示，由於目前韓國的半導體產業體系為「大企業帶動中小型供應商」的發展模式，兩大巨頭對華為斷供後，若無法找到比華為更穩定的合作商，整個韓國芯片產業都將遭受「生死考驗」。

根據公開報道，三星、SK海力士、台積電、聯發科等廠家已經向美國商務部提交申請，希望能繼續向華為提供產品。不過有法律專家指出，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要取得許可「或許相當困難」。

為何芯片如此重要，中國為什麼不能製造高端芯片？

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

「因為沒有中國芯片製造業能支持，面臨著沒有芯片可用的問題。」2020華為開發者大會上，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坦言，「現在唯一的問題是生產，華為沒有辦法生產。中國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只做了設計，這也是教訓。」

正是由於沒有獨立的芯片製造，華為才顯得如此的被動。為何芯片如此重要，我們為什麼不能製造高端芯片？

芯片（又稱微電路、微芯片、集成電路）是指內含集成電路的硅片。作為智能電器的核心部件，芯片一直充當著「大腦」的角色。從電腦、手機，到汽車、無人機，再到人工智能、腦機接口等，芯片可謂無所不在。

芯片體積微小，製造卻極其複雜。以手機的核心處理器為例，在顯微鏡下，指甲蓋大小的芯片上集成了數百億的晶體管，彷彿一個微型世界。而半導體廠商Cerebras Systems生產的目前最大的AI芯片WSE，基於台積電16納米工藝，更集成了1.2萬億個晶體管，40萬個AI核心。16納米工藝，意味著在芯片中，線最小可以做到16納米的尺寸。制程縮小，則可以在更小的芯片中塞入更多的晶體管，芯片性能提升就更加明顯。

可以說，芯片之於信息科技時代，是類似煤與石油之於工業時代的重要存在。

芯片行業包括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產業鏈，整體上可以分為設計、製造、封裝、測試四大環節。在封裝、測試方面，中國已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依託龐大的下游市場，中國近年來在芯片設計領域同樣發展迅速。然而，設計電子芯片必需的軟件EDA則被3家美國公司Synopsys、Cadence、Mentor高度壟斷。據統計，這3家公司共計壟斷95%以上的中國芯片設計市場，而中國最大的EDA廠商只佔1%的市場份額。

中國遭遇「卡頸」最為嚴重的是在芯片製造環節。芯片構造極為精密，對製造設備的複雜度也有著超高要求。在全球製造芯片機器「光刻機」市場當中，荷蘭ASML公司毫無疑問佔據了霸主地位。ASML公司生產的EUV光刻機製造難度極高，需要多個國家、多個領域的頂級公司通力合作，幾乎代表著工業製造各領域的最高成果。EUV光學透鏡、反射鏡系統的製造難度非常大，精度以皮米計（萬億分之一米）。ASML的總裁曾介紹，如果反射鏡面積有德國那麼大，最高的凸起不能超過1公分。

然而，ASML公司也只是技術鏈條上的一環。EUV光刻機的鏡頭幾乎由德國的蔡司壟斷，激光技術在美國Cymer手中，ASML的核心技術只不過佔光刻機的不到百分之十。正是由於全球化的分工和各國的通力合作，才能成就光刻機，成就整個半導體產業。

新中國很早就意識到了半導體產業的巨大潛力，投入資源建立了初級的半導體產業。以光刻機為例，中國1978年開發5微米制程半自動光刻機，此後，電子工業部45所、上海光機所、中科院光電所、上海微電子等單位持續推出多個版本的光刻機。與自身相比，中國芯片產業並未停滯，2019年生產集成電路2018.2億個，40年來增長上萬倍。

然而，由於芯片製造相關的基礎科研能力不足，制程從微米深入納米後，中國無法跟上世界頂尖企業的發展步伐，缺少足夠的市場競爭力，差距逐漸拉大。

對於目前中國的芯片困境，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表示：「我國芯片受制於人，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我們的工業基礎——包括精密製造、精細化工、精密材料等方面的落後。」

中國芯片技術和產業的短板最終還是需要中國人踏實創新來解決
「不停止、不暫停、一起努力！」
2020華為開發者大會上，華為以這樣的開場白透露出意味深長的信息。

在華為消費者業務軟件部總裁王成錄看來，芯片問題反而給了企業反思，沒有選擇就是最好的選擇。限制反而讓大家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危、機並存。

「困難是一定有的，但我更願意看到它積極的一面，正是因為這樣的限制，我相信中國所有的行業都該清醒了，我做軟件20多年，有發自內心的感觸。我們不能說中國的高科技行業不繁榮，因為那麼多所謂高科技企業進入到世界500強，但真正看一下，這樣的‘枝繁葉茂’是非常危險的，瞬間就可以被推倒。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根’。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芯片制裁這種事反而給了中國產業界去重新構建的一個絕好機會，沒有選擇就是最正確的選擇。」王成錄說。

9月1日，華為心聲社區對外公佈了題為《不要浪費一場危機的機會》的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與新員工座談紀要。在芯片層面，郭平表示，前端還有芯片製造工藝、製造設備和原材料，是美國約束華為的地方。「對我們來說，會繼續保持對海思的投資，同時會幫助前端的夥伴完善和建立自己的能力。我相信若干年後我們會有一個更強大的海思。」

芯片這一劫數，渡得過是「機」，過不了則「危」。此前，有知情人士稱，為了應對美國對華為的技術打壓和封鎖，華為已經悄然啓動了一項名為「南泥灣」的項目。該項目意在製造終端產品的過程中，規避應用美國技術，以加速實現供應鏈的「去美國化」。該知情人士還透露，華為之所以用「南泥灣」命名這個項目，背後的深意在於「希望在困境期間，實現生產自給自足」。

目前，華為「去美國化」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據介紹，去年美國宣佈制裁以後，華為發佈的首款旗艦手機器件國產率不到 30%，而今年發佈的 P40旗艦機，器件國產率已超過86%。在被制裁期間，華為已完成從推出鴻蒙OS、HMS到迭代至鴻蒙OS 2.0，HMS成長為全球第三大移動應用生態的轉變。

「斷供」之後，華為的中低端機型可採用其他芯片予以替代麒麟芯片。例如中芯國際在今年5月已經向華為提供低端手機芯片麒麟710A，並應用在榮耀Play 4T手機上。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芯國際亦有可能受到美國禁令的影響。有外媒報道指出，美國政府正考慮將中芯國際列入貿易黑名單，使得中芯國際的生產受到打擊。

據日經新聞報道，中芯國際正測試非美國設備的生產能力，預計今年底將在完全不使用美國設備的情況下，試產40納米芯片，並計劃在3年內生產更先進的28納米芯片。
「曾經，我們在很多方面，希望能夠用更省事的辦法解決問題，所謂‘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實踐證明，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中國芯片技術和產業的‘短板’最終還是需要中國人踏實創新來解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員倪光南表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華為事件是全民的「警醒劑」，有積極的一面。

在倪光南看來，目前中國的短板主要是芯片、操作系統、工業軟件以及大型基礎軟件方面。如果能夠整合國內資源，利用好人才和市場優勢，突破這些短板並不會需要很長時間。

不過，倪光南也指出：「發展集成電路產業，要有長期的思想準備和投入，不能指望短短幾年就獲得回報，真正把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起來，恐怕還要一二十年的時間，我們要有決心，也要有定力，要把行業短板補齊，踏踏實實堅持做下去。」

這場「戰爭」或許是中國芯片產業涅槃的開端。

9月11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科學家座談會，指出了一些現實問題：農業方面，很多種子大量依賴國外，一些地區農業面源污染、耕地重金屬污染嚴重；工業方面，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部分關鍵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賴進口……這都是在科技創新領域被卡了脖子，或者受制於人，或者受制於我們自己的技術短板。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所長石謙研究員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很多「卡脖子」技術根源問題的論斷十分深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鏈積極融入全球產業鏈，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然而在創新鏈佈局方面相對滯後，存在原始創新不足這塊短板。

「我們不必為此否定過去，因為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所決定的。」石謙解釋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國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中下游，在科技領域以跟跑為主，所以在創新鏈的上游投入較少。如今，我國一些前沿領域開始進入並跑、領跑階段，為了在國際競爭合作中佔據主動地位，我們必須把原始創新能力提升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美國接連制裁華為背景下，加快發展自有核心技術的重要性突顯。8月4日，國務院印發《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強調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是信息產業的核心，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關鍵力量。有消息稱，對於第三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政府將給予更高的優先權，直到真正實現我國半導體產業的獨立自主。

據央視財經8月19日援引國務院發佈的相關數據顯示，中國芯片自給率要在2025年達到70%，而2019年我國芯片自給率僅為30%左右。
除了國家政策和資本的支持之外，我國企業也開始加大對半導體的研發投入。中芯國際5月15日發佈公告稱，旗下14納米及以下產能平台中芯南方將獲得注資，註冊資本由35億美元增加至65億美元；阿里通過收購兩家芯片企業和投資五家芯片企業進軍芯片領域……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正迅速發展。

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看來，中國與美國的芯片生產的確有一定差距，但並非所有領域。他指出，在國防安全領域里，中國使用的幾乎都是國產芯片，例如北斗三號衛星導航系統、太湖之光超算計算機、殲-20高性能飛機、嫦娥四號的芯片和系統等。「相對而言，中國芯片弱在商業應用的芯片，例如手機芯片等。」張維為說。

而現在，得益於中國廣闊的市場和應用領域，中國商業芯片行業正展現出很強的發展動能和潛力。最為關鍵的是，在外部環境倒逼和內部技術提升的共同作用下，國產芯片加速試錯、改造、提升，已經從「不可用」向「基本可用」、再到「好用」轉變。

過去，只有航空航天、超級計算機、高鐵、衛星導航系統等使用「中國芯」；現在，手機、筆記本電腦、智能穿戴設備等，也已經部分使用國產芯片。

實踐證明，關鍵核心技術是買不來、討不來的。只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眼下，中國芯片產業正在進行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這一仗的勝負，要放在十年乃至更長時間來評估。
我們不要懷疑華為戰勝困難的決心，而且也不要低估了中國科學家的能力和韌勁。對於華為來說，這毫無疑問是痛苦而艱難的時刻，但這或許也將成為華為，乃至整個中國芯片產業涅槃的開端。

毛拍手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今年以來，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增多，但中國經濟復蘇勢頭強勁。一季度經濟下滑的態勢在較短時間內得到了扭轉，二季度經濟增速明顯好於預期，經濟呈現穩定轉好的態勢。同時，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復工復產有序推進。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平衡仍面臨較大壓力。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開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

在有利條件與不利因素交錯疊加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如何成功涉險過關？

內地《半月談網》對話內地3位原是政府高層的專家，談中國經濟前景：

張大衛（主持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姜增偉（商務部原副部長、中國貿促會原會長）

朱光耀（財政部原副部長）

王一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1 絕不是關起門來搞封閉運行

主持張大衛：

當前全球疫情仍在蔓延，長尾效應更趨明顯。從中國來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成果，復工復產有序推進，應該說走在全球前列。但也要看到，經濟恢復還是不平衡的，就業和中小企業仍面臨困難，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平衡仍面臨較大壓力。這種背景下，我們如何看待當前的形勢？

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

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

當今世界正面臨著由新冠疫情引起的三大世界性危機。

一是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我們痛心地看到，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國還沒有形成合力來應對危機。

二是全球經濟危機。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導致全球生產停頓、生活停滯，對生產各個環節造成重大衝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負增長4.9%，主要經濟體中只有中國經濟正增長。我們需要特別警惕，全球生產停滯會不會由於第二波疫情而更加惡化、持續時間更長？如果全球經濟不能在明年復蘇，要拖延更長時間，對全球將是極大的摧殘。

三是全球治理危機。二戰以後形成的以聯合國為中心，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為支柱，同時世界衛生組織等聯合國專門機構都發揮重要作用的全球治理體系，和它所代表的全球秩序，正面臨著重大的挑戰。

如何應對這三大危機的挑戰？我們需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我國有著極其龐大的國內市場，這是我們發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前提。

商務部原副部長姜增偉。

商務部原副部長姜增偉：

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基於對當前國內外形勢和未來趨勢的判斷。首先要滿足國內需求，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搞封閉運行，而是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更加聯通，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和持續的發展。關鍵在於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現代化水平，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打造未來發展優勢。核心是大力推進科技創新。

2 形成新格局挑戰重重

主持張大衛：

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面臨哪些挑戰？

商務部原副部長姜增偉：

需求結構失衡，消費明顯不足。從消費、投資、出口三大需求來看，中國存在消費不足、過於依賴投資和出口的問題。針對這個問題，黨中央國務院明確要求大力調整經濟結構，特別是需求結構，要求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中國有14億人口的市場，特別是現在已經形成了高中低端消費群體和高中低端消費市場，且消費群體和市場處於提升和潛在擴張階段，中國的市場潛力是巨大的。

需求結構失衡的背後，是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例偏低，長期在50%以下。當然了，消費環境、產品服務和質量，特別是農產品衛生安全等方面的問題，對消費也形成明顯的制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

疫情以來，新增的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大幅提升，今年上半年新增貸款超過12萬億，這個力度是很大的。這會推動宏觀槓桿率上升，也會帶來風險積累，並增大中後期風險釋放的壓力。逆週期調節主要針對的是疫情衝擊帶來的短期問題，但是也要為解決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留有餘地，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長期均衡。要把握好短期刺激政策與中長期防風險的平衡，不要為以後留下隱患，因為風險的暴露往往具有滯後性。

新增的流動性會不會流入房市、股市，刺激資產價格上升，並擴大收入分配差距？這些都是在採取短期逆週期調節政策時要積極防範的，所以說要把握好政策的節奏和力度。

商務部原副部長姜增偉：

中國產業門類比較齊全，製造業規模世界第一，這些是客觀的優勢。但我們必須看到，在高端製造方面，我們還存在明顯的短板。有關資料統計，我國在35項關鍵核心技術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明顯。在很多方面，我們離不開其他國家的核心技術，包括通信、核電等。比如由集成電路延伸，還可以關聯到核心工業軟件、光刻機、銑刀、高端軸承等。

供給與需求不匹配，導致中國經濟循環對外依賴程度較高。我們每年需要大量進口高端原材料和零部件，加上不少產品出口依賴國際市場，因此形成較高的貿易依存度。儘管已經有所下降，但在主要經濟體中仍屬於偏高水平，甚至高於向來被認為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日本。我國居民出境旅遊、境外消費年度總額高企，從側面反映出國內供給不能有效滿足消費需求的問題。工業需求不匹配、經濟循環不暢通的根本原因，是產業水平相對較低，發展質量不高，不少產業處於全球分工的中低端水平。

3 為解決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留有餘地

商務部原副部長姜增偉：

為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推動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有一系列工作需要突破。

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首先要逐步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增加居民收入的方向要清晰，為擴大居民消費奠定堅實的基礎。除了提高個稅徵收門檻之外，還要逐步提高國家對社會保障的支持，包括提高農村居民醫療保險標準，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防止農村貧困戶返貧。其次要加快建設和完善公共服務體系，解決困擾廣大居民的上學、看病等問題，減輕居民在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和壓力。

完善市場體系，特別是內貿工作的規劃要加強。我曾長期負責餐飲業的管理工作，事實上餐飲店的准入門檻是相當高的，包括門店的環境條件等在內，都有一套國家標準。儘管有標準，但有一條，很多開店主體本身能力有限，比如對夫妻店來說，實際上規則已經超出了辦店主體的能力，所以這些年餐飲業曝出的問題很多。我認為對餐飲業，一方面應鼓勵，另外一方面應嚴格管理。有關部門應在前期打好基礎，包括網點佈局規劃、財政金融稅收等，從前置角度規避問題的發生。在城市規劃佈局時，打造更多生產性服務業、生活性服務業平台，構建良好的消費環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

隨著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快調整，區域化、近岸化的特徵更趨明顯。在這個調整過程中，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顯得尤為緊迫。要考慮怎麼把現有的外資企業穩住，把外商投資法和配套法規進一步落實好，進一步放寬外資准入限制，提高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

商務部原副部長姜增偉：

為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還要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補齊供給短板，提高供給效率。補齊芯片等關鍵零部件的短板，盡快擺脫受制於人的局面。目前，國家已經設立了專項基金，也出台了專項文件，關鍵要加快落實。同時國家有關部門要做好相關產業的發展規劃，引導地區、企業形成合理分工，建立健全產業體系。

中國不少領域的裝備製造明顯落後於發達國家，比如半導體製造設備鏈。現在需要國家組織合力攻關，在較薄弱領域盡快取得突破，實現整線裝備能力的提升。另外，補齊軟件系統方面的短板，包括在操作系統、軟件設計、專用設備軟件等方面，組織企業攻克難關。

建議國家出台系列專項政策，推動形成國內大循環，強化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融合。加大政策激勵，提高裝備的國產化率。引導企業更多地建設柔性生產線，既能滿足國外用戶需求，也能滿足國內用戶需求。鼓勵外貿企業積極開拓國內市場，建立國內分銷體系，加大出口轉內銷力度。同時還要繼續積極開拓國外市場，把提高國際競爭力作為提升我國產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推動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

保企業的重點還是保中小微企業，要確保已出台的減稅降費政策、降低工商業電價政策、減免房租政策等能夠足額落地。運用好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降低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幫助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保住了企業，穩就業就有了更大的空間。

商務部原副部長姜增偉：

加快推動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經濟全球化潮流暫時受挫，區域經濟合作潮流加強，產業鏈供應鏈的區域化趨勢明顯。要充分利用國內大市場的吸引力，加快推進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繼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原定的合作項目要繼續開展，還要高舉合作抗疫的旗幟，展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方面的合作，提高沿線國家公共衛生體系建設能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

要更加註重依靠改革，來激發市場潛能。越是面臨挑戰，越要深化改革，依靠改革應對變局、開拓新局。疫情提供了倒逼改革的機會窗口，此時更容易達成共識。

應加快推動一些關鍵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比如加快落後過剩產能和僵屍企業的出清，把沈澱的生產要素配置到更有效率的領域；利用民法典實施的有利時機，營造依法平等保護民營企業知識產權的市場環境，激發民營企業的投資熱情；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促進各類市場主體公平、公正、公開參與市場競爭；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

這些改革，將對釋放經濟增長潛能、增強未來經濟發展動力產生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