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東省青島市爆發疫情，主要在一家胸肺科醫院爆發，懷疑是由輸入個案感染了醫院內的人員，病毒在院內散播，累計至少13人確診。事發之後，青島馬上啟動全民檢測機制，對全青島市905萬市民進行檢查。截至週三，已經採樣828萬份，當中有492萬份樣本已經出了結果，暫時未有發現呈陽性個案。青島計劃在5天內完成全民檢測。
歐美媒體對青島如此快速可以做完全民檢測十分讚嘆。美國CNN記者報道青島人非常有序進行檢測，也沒有什麼抱怨，主持人覺得青島的防疫方式十分有效，可惜美國很難做到。
比利時的《最新消息報》報道，中國和西方抗疫的差異是中國的行動非常迅速有力，當發現一個確診病例，政府就立即行動，不會等到出現200、300個病例之後才出手。《最新消息報》稱，歐洲人覺得只出現12、3個新增病例，就對900萬人進行檢測，有點不可思議。然而，這已經變成中國的抗疫的常規做法，是盡量從源頭下手，將疫情控制在最小範圍內，動態清零，阻止一個地方的疫情，對全中國人的威脅。《最新消息報》的主播表示：「或許我們真的可以從中國的快速反應中學到點什麼。」
中國這套抗疫模式確實十分有效，6月在北京、7月烏魯木齊和最近的青島疫情，都可以見到這種快速防控和全民檢測的方式，實現到動態清零，很快便可以把病毒殲滅，社會生活在不足一個月內復常，群眾甚至可以除下口罩進行大型活動，不用像香港一樣，長期受限聚令的困擾，更不會像西方國家一樣出現疫情大爆發。
青島的全民檢測，暫時並無發現新的案例，其實這是成功，而不是失敗的結果。香港早前的全民檢測，用了5億多元(未計阿爺另外津貼的5億元檢測費用)，驗出46個陽性個案，有媒體以簡單除數方式，「計算」出每個檢測出來的呈陽性個案，「成本」要1089萬元，認為不值得云云。
這個想法可以稱為「石頭腦袋計死數」，既無衛生綜合防控意識，也沒有維持城市如何有效運轉的理念。香港維持限聚令多一天，經濟不回復正常，估計一天損失GDP 7億元。如果香港進行強制全民檢測，像青島一樣沒有找出新的案例最好，找出新個案可以動態清零，切斷傳播鏈，經過一段短時間，政府就可以放寬限聚措施。
香港上次普及檢測由於不是強制性，只檢測了178萬人，找出了46個案例，最直接的效果是減少了46個案例在社會上播毒。按未檢測的數字比例去推斷，也顯示了社會上可能仍有過百個潛伏案例沒有找出來。假若香港750萬人都參與強制檢測，就可以將社會上帶病毒者全部找出來，香港就可以快速動態清零，政府就可以解除限聚令，全面與內地不同城市免隔離通關，增加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
如果可以一下子找出社會中的所有潛在帶病毒者，5億元、甚至10億元的檢測成本不是很昂貴，而是很便宜，因為可以免除其後的疫情爆發和禁聚的代價。這就是基本經濟學所講的「機會成本」，不參與全民檢測的人得到微末的個人自由，但社會卻要付出疫情再爆發和長期限制的龐大機會成本。
不強制無法令全民參與。國內已不斷示範全民強制檢測的有效作用，香港其實很應該倣效。特區政府希望老人院舍內的所有人員進行檢測，但據聞檢測率已下降到只有六成多，即有三成多的人員不願意進行檢測。這樣高危的地方，政府依然不實行強制性檢測，容許自由選擇，就大大增加了爆疫的風險。
香港上周出現第三波尾浪爆疫，政府開放了4個地區檢測中心，讓市民自願檢測，總算是一個好的開始。不過，政府的做法仍是畏首畏尾，不敢大力宣傳，便減低了檢測中心能夠找出潛在帶病毒者的機率。
政府應該積極考慮進行強制性的全民檢測，在大力講解全民檢測、動態清零和取消限聚令的好處的同時，還要大力回擊那些政治上的陰謀論，例如所謂盜取香港人的DNA資料的謬論。
要以嚴謹科學的態度抗疫，排除政治干擾，才有機會成功。政府要以清零作為政策目標。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