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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一日的賣魚工無人做,失業率卻衝向7%高位

博客文章

1000元一日的賣魚工無人做,失業率卻衝向7%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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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一日的賣魚工無人做,失業率卻衝向7%高位

2020年10月21日 19:16 最後更新:20:43

有朋友早前路過石硤尾街市,見到魚檔掛出招工廣告,用1000元日薪請人,掛了兩個月也請不到人。做賣魚一個月返工22日,有2.2萬元人工,收入相當不錯。當然賣魚不是人人喜歡做的職業。但有工無人做,香港的失業情況真是那麼嚴重嗎?

魚檔請了兩個月也請不到人。

魚檔請了兩個月也請不到人。

看本港的失業數字,又的確在不斷上升,最新公佈的7至9月失業率再升0.3個百分點,至6.4%水平,是2004年11月以來的16年新高。失業重災區是零售業,其中零售、住宿、膳食服務業失業率急升0.8個百份點至11.7%,是「沙士」之後的高位。雖然疫情稍為穩定,但失業問題正在惡化當中。特別是11月底政府第二輪保就業計劃結束之後,學者預計到時香港的失業率會衝上7%的水平。

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當年第二季和第三季的失業率曾升上8.5%高水平,之後急速回落。當年沙士疫情延續的時間不是很長,由2003年2月確診第一宗個案開始,到同年6月疫情已完全消失,沙士高峰期只有4個月。但如今香港面對的問題是早在去年6月開始先受到暴力社會運動衝擊,令到零售生意下跌,今年再爆新冠疫症重擊,疫情至今已延續了9個月,但仍未見到盡頭。只是因為有政府的保就業計劃的大力干預,才拖住失業率不至於大幅上升。

有人問,為何如今的失業感覺,好像沒有2003年那麼差?2003年沙士時對於失業的恐懼感非常強烈,有兩大原因。第一、2003年沙士的時候,股市和樓市都暴跌,由於財產急速蒸發,令到很多僱主額外驚恐,所以裁員、縮減開支的反應特別快。而如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都在大幅放水,令到利息接近零水平,實體經濟雖然很差,但股市樓市卻仍在高位。用美國的講法是「大街衰退,華爾街旺場」,很大程度上穩定了很多老闆的情緒,他們對前景沒有沙士時那麼悲觀,雖然生意蝕錢,但亦願意捱多一段時間,有些僱主甚至把物業再按揭,套現支撐生意。

第二、香港社會較以前富裕了,很多年輕人都可以回家靠父母。看失業數字,今年7至9月, 20至24歲年青人共有4.5萬人失業,失業率高達20.1%,即5個年青人就有一人失業,較去年同期大增了10.3個百份點,年青人的失業情況,其實相當嚴重。不過,由於現今社會較前富裕了,就算不說那些擁有不少資產的中上階層,即使是住在公屋的勞工階層,經過20、30年的財產累積,不少人都會有幾十萬元的積蓄,再加上公屋租金也不高,就算失業,用積蓄支付日常的生活費,仍可以頂到一段較長時間。而很多年青人對失業也不擔心,因為他們可以返回父母的家中,繼續生活,不至於沒地方住、沒有飯開。過去「馬死落地行」,如今馬死會返屋企。

香港目前的失業人數接近26萬,今年9月有23萬宗綜援申請,而失業綜援申請有1.9萬宗。按理,如果這些失業人士「好等錢洗」的話,魚檔就不會兩個月都請不到人。主要還是社會富裕了,餓不死人,打工仔會對職業更加挑剔,不喜歡的、甚至不夠體面的便不做,所以才出現失業率高企,魚檔缺人的怪現象。

可以預見,香港的失業狀況,勢將急速惡化。國泰航空宣佈大公司裁員的第一刀,即日停止國泰港龍的運作,集團包括國泰港龍航空將整體削減約8500個職位。集團透過凍結招聘和自然流失,實際上裁撤的員工只是5900人。單計國泰裁減的5900人,就等於增加了0.15個百分點失業率,未來失業率還會上升。

香港人是有錢不知驚。中老年人的積儲本來為了養老,在還有工作能力時失了業,掏空了積蓄,老來生活難捱。年青人失業就回家,甚至當放假又一年,不止令心態懶散,工作能力每況愈下,最後吃光家人積蓄,只能靠社會福利過活。

我當然不敢叫大學生去賣魚,但見到這種失業狀況都不識驚,見到政府放寛本地團至30人,還有人去追問為何不放寛示威遊行人數時,就生起一種「何不去示威」之嘆。見到如今海嘯式的經濟狀況還不識驚,仍然不斷想去搞政治者,難道示威遊行真是有得開飯?未捱過餓,真是不知捱餓之慘了。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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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找到民主共識後,人都死了

 

香港政府計劃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對有輕微病徵的病人進行強制檢測。今早聽電台清談節目,香港醫學會會長蔡堅話與政府官員開會,談到這個問題。蔡堅提出這樣或那樣的疑慮,說市民對政府信任度低,事情很難進行,若要求輕微病徵患者做檢測,成效不大,又擔心會破壞醫患關係。總而言之,他對強制輕症病人檢測有保留。

一個病人權益組織的人士接受訪問時又認為,強制檢查破壞了醫生保障病人私隱的互信,擔心會令市民不敢求醫。他認為不應強制,應該教育有病徵的病人去檢測。在你一言、我一語之下,政府想要求有病徵的病人強制檢查,在上述討論中又變成一件錯漏百出的事情,沒有共識,不應進行。

整件事發生的緣起是咁的。內地一有疫症爆發的地區,就會馬上進行大規模檢查,發現一個確診者,會檢測相關大範圍的一萬人。如果出現十個八個確診者的小型爆發,就會整個城市進行強制檢測,找出所有潛在的傳播者。這個做法在北京、烏魯木齊和青島都試行過,卓有成效,快速清零。見到內地控疫成功,不少人建議特區政府進行全民強制檢測。

但香港有部分醫生不知道是基於政治偏見抑或專業偏執,對國內的抗疫做法相當抗拒,他們認為全民強制檢測「無效率」。而特區政府害怕這樣做會有很多市民反對,認為干涉到個人自由,所以一直不敢作出決定。隨後政府做了一些「中間落墨」的方法,例如自願性的全民檢測、在疫情較嚴重的地區開設自願檢測中心等等。到最近部署修改法例,對有輕微病徵的病人進行強制性檢測。其實,這個建議也是由專家們提出的。

例如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早前就提議,私家醫生可以強制檢測有病徵者。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就話,大部分家庭醫生,如發現病人有任何病徵,如上呼吸道感染或有腸胃炎,他們都會呼籲病人進行檢測,但只有約一半人會聽從,但經私家醫生找到確診者的命中率頗高,每100名接受檢測的病人,便會有1至2人最終確診。他認為最好強制有病徵市民進行檢測,但在現時社會環境下相信很難實行。

政府聽從了專家的建議,便計劃修例要輕症病人進行強制檢察。政府這個建議一出,又湧出另一批人說這樣做會損害這樣、影響那樣。

整件事有點荒謬可笑,就好像一個怪圈在無限旋轉,轉來轉去,政府什麼意見都聽取,結局就什麼也做不到。因為每個問題的都有十種意見,而反對聲音總是比較響亮,最後政府就是不做不錯。

從效率而言,只強制檢測輕症病人,的確有缺憾,因為這只有從檢測過程獲取確診者的效率,卻沒有全民強制檢測的可以盡快清零的社會整體效率。當社會因為限聚令而每天損失7億元時,能夠快速清零的方法,才是整體上最有效率的方法。

政府不敢做最佳的選項(全民強制檢測),唯有採用次佳選項(強制輕症者檢測)。這個做法雖然對清零的作用較低,但起碼可以找出更多的帶病毒者,但依然遭到反對。可見在政治掛帥的社會,什麼事情也做不成。

這讓我想起名著《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佛里曼所講的:「「美國沒有一個威權政府,我們也不希望有一個。但我們未能產生一個民主共識,來進行同樣的(抗疫)工作。」如果香港在抗疫上要學習美國,很容易會得出美國的結果。美國人口3.3億,香港750萬,以美國單日確診人數5.7萬人推算,香港單日確診就會是1295人;美國累計有846萬人確診,香港就會有19.2萬人確診。這就是美國尋求民主共識(可能永遠尋找不到)的人命代價。等找到民主共識後,人都死了。

抗疫是行軍打仗,講求高度效率。香港這種吵吵鬧鬧的方式,情況雖然好過外國,但遠差過內地,經濟就會差下去。11月過後,政府的保就業計劃結束,全社會都要捱大裁員大減薪的衝擊,殘忍一點說,拖延行動,自食其果,與人無尤。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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