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繁盛可謂空前絕後，但也非無跡可尋。隋朝雖國祚短促，卻為唐朝奠下了長足的發展與繁榮的高度。不在少數的史學家會把隋富足之功歸於楊堅，反之把隋亡之過責於楊廣。然而，事實不盡如是。「開皇之治」的美譽下，文帝的經濟、教育施政亦存有不少弊端。
繁榮一時的大隋朝（網上圖片）
1. 均田窘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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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榮一時的大隋朝（網上圖片）
隋文帝畫像（網上圖片）
般若寺（網上圖片）
隋煬帝下江南（網上圖片）
關於隋代均田制實施的情況，史籍上記載不多。幸在《隋書．食貨志》中，有一段相關記載：「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狹鄉，每丁才至匕十畝，老小又少焉。」文帝於開皇二年就頒布了均田令，當時規定每名成年男丁可受露田80畝、永業田20畝，以種五穀、桑麻。然而，在富庶的關中地區和三河地區，均田制的實行可謂困難重重。只因兩區富饒，人口瞬間滋長。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田不足以分乃是常有之事。自開皇年間起，農民普遍受田不足。面對「戶口滋多，民田不贍」的情況，宰相蘇威大有提出「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的建議，可惜不被接納。
<其實百姓受田不均的問題並不局限於「狹鄉」，地廣人稀的河西地區也不例外。在敦煌出土的瓜州勁谷郡戶籍記帳殘卷中，西魏大統十三年大部分農戶的受田量均未達標，甚至有一戶老女，本應受田15畝，卻最終一畝地也沒有得到。雖說這不屬隋朝之況，但是在史料殘缺的情況下，唯有借此來推測一番。終究隋朝的建立距大統年間僅是30多年，而河西地區在這30年間也沒有太大的動亂與變遷。
至於為甚麼蘇威的建議不被接納？歸根究底，隋朝均田制設置的目的是安輯百姓，以穩定政治形勢，並非在於平均受田。雖則百姓受田的均與不均不在文帝的考慮範圍內，但文帝對南方士紳態度卻是相當溫和。只因均田制在地主經濟向來發達的江南地區從來未能好好實踐出來。首先，就地理位置而言，南北遙遙相對，國策實施本就容易長鞭莫及。其次，地主階級態度強硬，若要求他們把手上的利益拱手相讓，只怕他們會起兵造反，所以文帝面對南北間的矛盾都是採取懷柔政策。
除了對南方地主異常容忍外，隋朝均田的另一弊端在於均田政策優待統治階層。隋朝官員、宗室按照官階的高低，可以得到「永業田」，以傳後代。永業授田多則100多頃，少也有40多畝，累世田產莫過於此。除永業田外，官員在任職期間是可以獲得「職分田」作為工資的一部分。一品高官享田5頃，二品則受田4.5頃⋯⋯以此類推，不過即便是九品芝麻官也能獲地1頃。嚴格來說，隋代官吏的職田不多，只因北魏年間刺史一人便得以獨享15頃。只是京師土地有限，在集腋成裘之下，長安大興城一帶出現了百姓無田可耕的窘態。開皇中葉，百姓迫於無奈，唯有大規模地開墾王畿地段附近的荒野。後來，文帝所謂「勤於推動農事政策」的美談正是由鬧田地荒所致的。錢穆在《國史大綱》也暗諷這段美談：「此田制用意並不在求田畝之絕對均給，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貧者亦有一最低之水準」。
總括言之，均田制在封建社會下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及在天下和樂的背後，農民階級與官僚地主之間的矛盾總是尖銳的。
隋文帝畫像（網上圖片）
2. 崇佛與廢學
後世多信魏徵於《隋書》所言的「高祖尚刑名，不悅儒學」的觀點，但其實儒學的發展在開皇初年曾有騰飛的一時。文帝在偃武裁軍後，下一步便著手於文教啟智。然而，重視文教一話可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在立學、搜書、修史方面，文帝都有一一付諸實行。先是尊孔子為「先師尼父」，更規定「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除了大增釋奠之禮的次數外，更廣建校舍。中央不但設有國子學、太學、四門等學外，亦有書、算、律的專科學院。就連文帝本人也會閑時抽空巡視學校，聽博士講授儒經。加上，在北方戰爭局勢緊張之時，文帝仍大筆一揮，批准了時任秘書監用巨資徵集天下典籍之任，實屬難得。從當時皇土內人人「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就可以知道文帝並非一開始就打算扼殺儒學發展之機。
至於文帝重儒學是出於政治需求還是誠心信奉，大抵是前者居多。隋建之初，社會亂象叢生。禮儒修書正好一改朝中上下不通墨水，不曉廉恥的弊病。可是文帝非出身高門，所以他骨子中「窮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思想烙印也未有泯滅，所以國子監的博士官品僅官列五品。由此可見，「重儒學」很多時都是文帝的政治幌子，所以後來他力斥儒學，沉緬佛事也似乎在此就留有伏筆。
文帝可能是因為幼時生於馮翊般若寺，被尼姑撫養至十三。在對佛教、僧尼有深厚的感情的情況下，文帝暮年似乎有以佛教取代儒學為國教之意。文帝晚年不止痴迷佛教，還鼓勵民眾循入佛門。在開皇二十年，文帝更是以諸生太多、學藝不精為由，大舉廢學，只留國子監學生72人。即便是臣子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都無法讓文帝撒回詔旨。而就在劉炫上書勸諫當天，文帝轉眼就「頒舍利於諸州」， 統治期間更「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在一系列的舉措下，大隋儒文化便瞬間土崩瓦解。昔日被官員以大排筵席款待的士子們，如今個個身陷苦海。以名儒劉炫為例，為了糊口養家，只好日以繼夜寫出《連山易》、《鲁史术》等「古書」，藉此騙取賞錢。那時讀書人傲骨脫盡，個個拿著刀戟，只為達官貴人守門。不過說起來那時所謂的大儒，其實學識粗疏且行為毫無禮儀風範，就連國子監祭酒的元善在講台上也常常被詰問得張口結舌。不過從這可以感受到隋之學子在開皇晚期可以說是飽受羞恥，因此社會階級下的怨聲細語也漸漸多了起來。
般若寺（網上圖片）
「盛隋」變成了「亂隋」並非是煬帝一人之錯。正如《隋書》所言，「跡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隋之禍根大多與文帝的施政有所關連的，俗語所說的「前人砍樹，後人遭殃」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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