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秋北：開創愛國工運新形態，鞏固香港由治及興社會基礎 ——論新時代工運之五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尚書·虞書·大禹謨》

 工聯會提出「新時代工運」至今，香港愛國工運事業又向前邁進了三個年頭。香港完成了由亂到治到由治及興的轉接，也為新工運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隨著《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愛國者治港」原則貫徹落實，以及中央港澳辦的成立，從中央到特區，管治香港架構系統改革基本完成，社會恢復穩定，為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提供了基礎。「一國兩制」實踐取得重大成果，具里程碑意義。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深刻演進，國際格局進一步深刻調整，香港是國家對外的重要窗口，「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度身打造八個「中心」定位，這是香港自身發展的歷史機遇，也是貢獻中國式現代化國家建設，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使命擔當。要實現這一奮鬥目標，香港必須徹底革新思維，摒除不合時宜的觀念，擁抱新時代，創造新時代。

愛國工運是「愛國者治港」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要發揮愛國工運的擔當，除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協助政府提升治理水平、推動經濟民生發展以外，還要樹立大局觀，維護對中央的向心力，確保香港與國家發展同頻共振。這是「愛國者治港」應有之義，是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的必然要求。

愛國工運也是中國工人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我國工人運動的時代主題，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香港愛國工運經歷了百餘年歷史洗禮，反帝反殖，維護勞工權益，始終堅定不移，為民族復興偉大事業，貢獻無產階級工人力量，也是維護「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的中流砥柱。如今香港邁入新發展階段，新工運必須帶頭刷新認知，在習近平思想科學理論指引下，開創新時代愛國工運新形態，推動工運事業高質量發展。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2022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香港發表重要講話，對特區政府提出「四個必須」和「四點希望」，是未來香港管治的根本遵循和發展目標。「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在新發展階段，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也是對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過去，香港一直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積極不干預」政策，在「自由」的美名下，自然而然讓企業理所當然地弱肉強食，資本野蠻擴張。加上外部勢力滲透和反中亂港分子勾結所形成的政治尋租，幾十年累積下來，其中弊端，幾至積重難返。資本高度集中導致衣食住行等經濟命脈被壟斷，形成失去活力的裙帶資本主義，窒礙發展動能，社會民生發展停滯；另一方面，由於政府的「積極不干預」為反中亂港分子讓出了「積極干預」空間，所引發的一切泛政治化的硝煙掩蓋了勞資矛盾，政府施政被騎劫，在勞工維權問題上，常常置穩定社會力量的愛國工會處於弱勢，讓反對派工會有機可乘，將經濟矛盾激化為政治危機。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帝國主義壟斷時期，催生俄國十月革命；「一國兩制」得以成功的體現，並非「兩制」趨同「一制」，而是「一國」之內，既要將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治理好，也能將香港的資本主義實踐好。以史為鑒，資本主義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反壟斷、去政治尋租是必要之舉。

無論哪種社會制度，只要存在產業生產，就存在產業工人階級；只要存在僱傭關係，就存在需要完善和維護的勞工權益。香港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要重視勞動對個人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重大意義，要實事求是地建立更加科學、合理、先進的生產關係和所有制。工人運動往往以維權和經濟利益為引發點，最終轉為政治鬥爭也是常態，鬥爭矛頭也往往從資產階級轉向與之相適應的管治制度，因而形成社會運動或革命，也時有發生。維護勞工權益和政治鬥爭從來都是交織在工運之中，只不過因應客觀環境的不同，而有所側重。在社會主義「一國兩制」、「愛國者治港」原則下，工人階級的維權期望值只會更高，所以工人運動必須向高質量和新範式發展。

新工運要落實愛國工運高質量、新範式發展，除了將傳統工運做大做強，還要在「愛國者治港」原則下，開拓新工運路線。要推動政府與愛國工會組織，建立更緊密和法定的合作關係和模式，以利於搭建和諧共融的勞資官民關係，讓愛國工運成為香港由治及興的社會基礎。

過去三年，「新時代工運」以「共建共榮 共享共贏」理念為號召，團結各界，實踐新時代愛國工運事業的六大使命擔當：第一，新時代工運堅決維護國家安全，推動香港與國家構建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貢獻力量；第二，新時代工運凝聚香港社會更大合力，支持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實現香港由治及興；第三，新時代工運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開創愛國工運新形態，踐行「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第四，新時代工運發揮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以工運為載體，講好中國故事和中國香港故事；第五，新時代工運引領和協助各行業工友僱員，迎接新一輪產業革命，把握機遇，創造價值；第六，新時代工運堅持為基層勞工發聲維權，讓第一次、第二次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合理，激發勞動熱情，弘揚勞動精神！

現在，新工運的任務已經由第一階段的「抗暴制亂」轉入第二階段的「善治達興」。因應新發展需要，我們必須與時俱進，守正創新。

首先，新時代工運有能力更好發揮工會職能，凝聚工友僱員，為由治達興調動各行業工人投入大發展生產的積極性。香港愛國工運事業是「一國兩制」偉大實踐中的重要力量，要始終保持先進性，引領工人力量，團結奮進，為社會建設注入正能量。習總書記關於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刻剖析了工運發展的內在邏輯，總結了寶貴的經驗。結合香港實際情況，我們要依靠立法保障勞動有所得，在政策制度上做到人人有機會，通過培訓轉型建設高質量勞工市場，推動人力資源提質、提量，為產業發展注入新動能，促進勞資和諧共進，並從文化、認知入手，做好宣傳推廣。設立「五一勞動獎」，重塑價值觀，激發勞動熱情，崇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吸引更多的勞動者參與社會建設，共享社會發展成果。

第二，新時代工運有責任推動政府建立具備實際效力的「三方合作」機制。對於可能存在的勞資矛盾，我們提倡要提前介入，在政策制定的初始階段合理化解，將風險降到最小。這是提升管治效能、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正確方法。同時，政府也需要吸取經驗教訓，對於經濟發展製造的貧富懸殊，要在發展過程中主動化解。這也是香港由治及興新階段必須防範的問題，高質量發展是要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揮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要保持經濟繁榮，也要設定「共同富裕」長遠目標，堅決不能讓貧富懸殊累積成政治問題。

中國工會十八大會議總結過去三年工作經驗時，指出開展集體協商穩就業、促發展、構和諧，推動完善協調勞動關係三方機制的重要性，這是很好的啟發。事實上，自國際勞工組織1919年成立以來，「三方合作」便是該組織所鼓勵的，讓政府、僱主和僱員的代表能夠平等對話，共同努力，協商和制定經濟、社會和勞工政策。1946年，雖然香港勞工顧問委員會也轉變為三方機制，但只是一個就勞工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的三方諮詢組織。被動接受諮詢，並無協商職權，且缺少法定效力。最近，政府實行擴大輸入外勞特別計劃，就是輕而易舉地繞過勞顧會，損害了本地勞工權益，也為香港長遠利益種下苦果。這是一種制度缺陷，必須加以改革。

第三，新時代工運有使命在社會治理上發揮更大作用。從工運發展需要來看，雖然維權職能是工會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但是工人階級建立工會組織的鬥爭目標必然要延伸至政治範疇。維權職能和政治鬥爭（參與）是凝聚工友的兩大核心。香港愛國工運的政治屬性一直非常鮮明，回歸前是與港英鬥爭，回歸後是維護「一國兩制」，反對美西方勢力干預香港內政，對抗顏色革命顛覆政權。在新發展階段，愛國工運對美西方外部勢力仍然要保持警惕，勇於鬥爭、善於鬥爭，同時也要提升政治水平，深入且廣泛的參與香港治理，要提高工運人才的參政層次和範疇，把工運參政人才培養定為工運目標之一，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要尋求新的突破。

另一方面，從治理層面來分析，愛國工運能培養出德才兼備的「愛國者」，工運人才群眾基礎堅實，具有「為人民服務」的政治覺悟，致力於提升全民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同時，愛國工會系統成熟，可協助提升治理效能。政府要善用產業工會和基層組織，條塊結合的架構網絡，這是工會特有的優勢，有助於把控民意，維護社會穩定。工會會員代表大會制度歷史悠久，是香港協商民主制度的實踐載體，可進一步發揮作用，豐富香港特色民主道路發展。所以，將愛國工運納入政府管治架構，是新發展階段制度改革的重要議題，也是新時代工運的新發展方向。

未來，新時代工運要更加深入廣泛的實踐「共建共榮 共享共贏」理念，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開創愛國工運新形態，做到「十個堅持」，勇擔「六大使命」，推動愛國工運高質量和新範式發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實現香港由治及興！

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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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員/鄭憶路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涉違國安法一案審理仍在進行，案情披露亦愈發深入。在黎智英擅長的眾多攬炒權術中，玩弄輿論可以說是他最「駕輕就熟」，也是影響最為廣泛的手段。黎智英通過其「獨裁統治」下的壹傳媒集團，「操控」新聞使其完全淪為政治工具；在恣意踐踏新聞真實性與客觀性原則的同時，他濫用社會賦予新聞行業的「第四權」顛倒是非，為「港獨」、「反中」等極端思潮鋪路，令香港新聞界一度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荒唐局面。

黎智英「操控」新聞的方式有三大特點。其一，他擅長「多管齊下」，同時啟用「本地線」和「國際線」兩條攬炒路線，並針對不同路線制定針對性的宣傳方案，實現新聞領域「無死角」的攻擊。

在鋪排「本地線」時，他重金籠絡了一批本地資深傳媒界人士，據從犯證人、前《蘋果日報》主筆楊清奇作供稱，黎智英將股票派給壹傳媒高層，造就出一批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而黎智英則對這些人「用到盡」。黎通過為眾多立場激進的民主派人士提供《蘋果日報》這一發聲渠道，成功將報章轉變為政治籌碼，並藉此逐漸建立起本地政治聯繫——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曾在《蘋果日報》刊登評論公然支持抗爭、並要求制裁當時的特首；早前因於黑暴期間參與非法集結而被判罪成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亦是其專欄作者之一。

除了這些政界「名流」，黎智英還建立起一支反中亂港的評論團隊，成員多為黎智英親自物色。曾捲入《立場新聞》案而被警方國安處拘捕的資深傳媒人區家麟就是因為曾發表題為《摧毀即貫徹攬炒即繁榮》的網誌而被黎智英「看中」，繼而透過楊清奇邀請區家麟為《蘋果日報》供稿。

在經營「國際線」時，黎智英則改換思路，將主要業務定調為煽動中美矛盾、為美國提供政治輿論「服務」以及呼籲「制裁」香港甚至中央。黎智英曾授意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借新冠肺炎煽動美國的反中情緒；他還曾因陳沛敏沒有放大西方國家向中央和香港施壓的新聞表達明確不滿。

根據供詞，為了謀取更大的政治利益，黎智英在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將籌碼壓在了當時對華政策更為激進的特朗普身上，他要求編輯部著重報道特朗普競選對手拜登的負面新聞，同時淡化特朗普的醜聞，以此向特朗普「獻媚」換取更多支持。而在「國際線」上投入巨大精力與財力的黎智英，其最終目的是為推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香港與中央實行所謂「制裁」，從而讓「港獨」等分裂主義成為現實。

第二大特點，是黎智英熱衷於將自己塑造成新聞的焦點，通過其自身炒熱攬炒話題。陳沛敏指出，「佔中」期間黎智英曾經「試過一段時間成日去金鐘嗰度坐，親自下場成為新聞的一部分」。而事實上黎智英也正是藉此在2014年後逐漸成為「公眾人物」。2019年黎智英在接受美國Fox News採訪後，即刻發信息要求陳沛敏刊登相關報道為其受外媒採訪一事造勢，在這一採訪中，黎智英主動要求美國為香港「抗爭」提供幫助。

在煽動本地輿論的過程中，黎智英處處顯示出「親力親為」，他不僅在黑暴期間頻密為境外媒體撰寫詆毀特區政府及香港法治的文章，還曾在Twitter（現稱X）開設Live形式的訪談節目邀請外國人士對香港內部事務評頭論足。黎智英不僅將攬炒作為一項「事業」，其本人更是深深沉溺其中，無法自拔。

第三大特點，是黎智英在壹傳媒集團中實行絕對「獨裁」、享有絕對話語權，徹底架空「採編自主」這一新聞機構的底線。楊清奇供認，黎智英的話在《蘋果日報》如同「聖旨」，無人敢違抗，否則隨時飯碗不保。這種「獨裁」體現在報社人事安排、專欄作者選擇、新聞內容選取、專欄選題等多個方面。這意味著，黎智英首肯的評論必須要發，即使編輯部認為措辭不當、立場偏頗；黎智英要體現的新聞立場必須無限放大，即使違背新聞操守甚至不符合客觀事實。

楊清奇以「鳥籠自主」形容黎智英「統治」下的《蘋果日報》。陳沛敏亦承認，雖然黎智英曾設立所謂「飯盒會」允許員工各抒己見，但最終仍是由黎智英本人「一錘定音」。黎智英將《蘋果日報》這份新聞刊物視為私產和為其博取政治資源的輿論工具，全然枉顧中立、客觀、真實這些新聞行業最基本的操守。而《蘋果日報》也在黎智英的「獨裁」操縱下，炮製出一系列煽惑本地市民對立情緒、抹黑香港國際形象的文宣產品，對香港輿論環境的專業與公正造成嚴重打擊。

《蘋果日報》這份曾經在香港銷量可觀的本地報刊背後錯綜複雜的政治利益鏈條隨著審訊深入逐一被揭露，而這根鏈條的源頭——黎智英，對新聞行業毫無底線的操弄、對專業原則的踐踏令人觸目驚心。香港不能再出現下一個黎智英，以政治目的凌駕客觀真實的新聞也不能再度發生，而這不僅是新聞從業者的責任，所有的香港市民都應擦亮眼睛，自覺抵制以攬炒為目的的輿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