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窮”遊看內地民間經濟韌性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春節長假已經接近尾聲，一般過了元宵節才算是春假結束。

「中國紅」、「中國福」、「中國龍」無處不在，人從眾逼爆各處。內地在過去一週，家家戶戶張燈結彩，共賀農曆新年。我們看中國經濟不應只停留在宏觀經濟數據上，更應多出門走走，看看千行百業和萬家燈火。

流動中的中國，和燈火裡的中國

密集的出行人流、紅火的街頭巷尾。

相信今年春節，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絕大多數地區的中國人都已經切身地感受到來這兩個。過去幾年因疫情未能回乡或出門探親訪友的人群，選擇在今年春節密集出行。

從陸續公佈的數據，假期前后，全國鐵路、公路和航空運輸均較往年呈現大幅度增長。

國家交通運輸部數據顯示，節前15天，鐵路、民航客運量分別為17754萬人次和3111萬人次，較2023年同期分別增長62.1%和71.7%。

據官方公布，2024年春节假期国内旅游出游4.74亿人次 同比增长34.3%。購票緊張、機票飛漲都體現出內地居民出行需求的快速恢復。

景區、商圈摩肩接踵，這份紅火的人氣在街頭巷尾蔓延開來。

內地電視劇《繁花》熱播之後，劇中上海黃河路「至真園」的原型苔聖園，已成為最新網紅打卡點。若想購買劇中同款國際飯店蝴蝶酥，往往要排隊至少四小時才能買到。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商圈七天銷售同比去年增長了11%，百貨、酒店、食品和餐飲板塊銷售額均超過了疫情前的水平。

新年前後，中老鐵路、中歐班列等一列列跨境列車化身「年貨班列」，令到中國龍年的相關商品物暢其流。

可以說，中國的「春節經濟」給新一年的世界經濟送來春風。給世界人們展示了一個流動中的中國，一個燈火裡的中國。

促銷費各顯神通，而需求的反彈更能體現中國民間經濟韌性

各地政府、企業依託春節假期，創造了很多的文化噱頭，賀歲電影、地方歷史文化演出、特色美食、聲光電賦能後的景區、以及龍年主體零售等，共同為每一個當地市民或者來到當地走親訪友觀光的客人奉上一桌文旅大餐。

誠然，經濟回升向好還要克服不少的挑戰。包括總體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收入增長預期弱，等等。

但我們也要充分認識到中國市場蘊藏的無限潛力。

從銀發經濟、體驗式消費到健康消費，市場主體對消費動向的把握，對創新轉型的堅持；老百姓對生活品質提升的需求，共同構成了中國民間經濟韌性，也是國民經濟復甦的底氣，更是中國經濟一路走來危中求變、難中破局的力量所在。

香港要把握住國家「消費促進年」的時機

促消費不只是今年香港的主要工作，也是整個中國的重要任務。去年中國經濟總量增長5.2％，當中超過八成都由消費支出帶動。

國家商務部日前公布，將2024年定為「消費促進年」。從國家層面堅持「政策和活動」雙輪驅動，辦好系列消費促進活動，推動消費從疫後恢復轉向持續擴大。

具體來看，國家在「消費促進年」將主要包含以下五方面舉措：辦好系列活動、穩定和擴大傳統消費、培育壯大新型消費、擴大服務消費、優化消費環境。

與之對應，香港也要繼續鞏固盛事經濟取得的初步成效，繼續將其辦好、辦實。受新年煙花匯演等大型活動帶動，大年初一到初四的農曆新年假期期間，訪港旅客人次約75萬，已經恢復至2018年同期水平。期內本酒店整體入住率達到90%。

香港自由行政策也可以考慮在做足配套的基礎上進一步放寬。

2003年7月，四個城市開通首批自由行，隨著政策的不斷放開，目前22個省市區的49個城市實施了居民赴港個人自由行政策，覆蓋內地居民2.5億人。

因應內地近年的快速發展，香港特區政府也開口表示歡迎放寬自由行政策。

雖然赴港旅遊簽注的辦理並不複雜，但如果兩地政府可以多想一步，讓旅客少走一步，令到更多內地城市的居民也可通過自由行政策便利赴港，也能夠展示開門迎客的滿滿誠意。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在寫文章前，我看到一則資料，是研究美國干預其他國家選舉的先例。

據卡內基-梅隆大學國際關係助理教授多夫.萊文研究，1946—2000年，美國以公開或秘密形式干預他國選舉的事例就有81起。

2018年2月17日，《紐約時報》記者斯科特.沙恩在報導中寫道：“美國中央情報局在20世紀50年代幫助推翻了伊朗和瓜地馬拉的民選領導人，又在60年代支持其他幾國的暴力政變，還策劃了暗殺行動”。

報導中還指，近些年，當局還支持拉丁美洲、中東和亞洲的國家，以「顏色革命」改變推翻當地政府。

今天香港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经歷了國家安全受嚴重威脅，尤其是2019年的港版「顏色革命」，對於每一位真正關心愛護香港的人士來說，都是極其慘痛的經歷。

不過還是有部分聲音認為風波已經過去，對立法的必要性存有疑慮。對此，我們可以認真討論一下，那雙煽動「顏色革命」的手，真的收回去了嗎？

「顏色革命」的背後運作具有高度複雜性、有組織性和隱蔽性

就在最近，關注於中亞地區事務的「StanRadar」網站先後發佈系列文章，詳細介紹了美國資助吉爾吉斯坦國內親西方媒體及非政府組織，開展信息宣傳戰、試圖騎劫吉國政府施政的情況。

文章提到，吉國親西方媒體正賣力反俄，詆毀俄羅斯的出版物和電視台，宣稱其的宣傳操縱了公眾意識，對吉爾吉斯人民的思想產生了消極影響。

吉爾吉斯坦有著慘痛的經歷，幾次「顏色革命」給該國帶來了巨大破壞和經濟危機。

特別是2005年所謂的「鬱金香革命」和阿卡耶夫總統政權更迭之後，國家陷入到蔓延至今的衰退和經濟危機中。

在這樣的深淵中，一個國家和社會只會越陷越深。

危機背後，是以美國政府為代表的一些海外的勢力從未停止過對吉國政局的野蠻干預和針對其社會的輿論塑造。

在執行過程中，美國針對吉爾吉斯坦形成了以國務院-中情局-國防部-國際開發署為軸心，各行政分支部門提供輔助性支撐，以非政府組織和基金會為實踐主體的複雜執行機制。

這一執行機制還具有鮮明的去中心化特徵，即多主體在同一層次或不同層次發揮著同等重要的功能。

在政府層面，國務院、國防部作戰司令部和中情局在實踐上扮演大腦的角色；在社會層面，社會組織和跨國公司也在其中發揮著積極主動且極具破壞力的作用。

包括美國政府及組織在內的境外勢力，習慣於使用設置政策議程的工具——新聞媒體機構，在吉爾吉斯斯坦本地「獨立媒體」的發展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奇怪的是，美國當局稱他們所資助的媒體為「獨立」媒體。

然而，獨立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出版物已經連續幾年接受華盛頓的撥款，基本上是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的授意下工作的。

這些境外勢力的代理機構充分調動起其爪牙，引導社會輿論與觀眾的認知。

通常情況下，這些宣傳運動是境外勢力煽動「顏色革命」第一步，然後是組織非體制反對派和非政府組織的集會，逐漸形成有犯罪組織和極端分子參與的大規模騷亂，最後便是奪取政權、扶植傀儡政府。

有針對性地防禦，有前瞻性地預防

講回此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文件》，其中詳細說明了五大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大部分建議都是完善現行的法例，少部分按香港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新增了一些罪行，以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各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其中就包括「境外干預罪」，即禁止任何人以關鍵失實陳述、使人精神受創或蒙受財政損失等手段，配合境外勢力干預國家和特區事務。

這正是對症下藥的關鍵一招。

「五眼聯盟」作為干預他國的高手，其成員早已紛紛為「境外干預」訂立法律。

英國在2023年7月11日通過的《國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當中將「外國干預」定義為刑事罪，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14年並處以罰款。

同樣，相較於特區政府的立法建議，澳洲的《2018年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其「外國干預罪」也較香港更為嚴格。

由此可見，香港特區政府此次提出建議設立「境外干預罪」，正是對症下藥的關鍵一招。

縱觀世界各國，國家安全立法權一般由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行使，鮮有中央將該權力授予地方立法機關行使的情形。

由此可見，將國家安全立法權授予香港特區是中央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基本方針而作出的特殊制度安排，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尊重和信任。

與此相對應，香港特區政府也要充分珍惜這份信任，盡早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工作，盡快堵塞國家安全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