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全國兩會是香港各界觀察領悟國家發展之道的重要窗口。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强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明確了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同時針對發展新質生產力、擴大對外開放、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開展港澳工作等重點領域作出安排。
報告多次強調中國式現代化要堅持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
今天，我想探討什麼是高水準對外開放？
去年中共二十大有一個定義，即規則、規制、標準和管理的制度型開放。
這個制度型開放的定義便是高水準開放的定義。
國家此番對外開放不是簡單的舊調重彈
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是在開放中取得的。
未來，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也將在更加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條件下進行。
可以說，內地此番對外開放，不是簡單循環過去的模式舊調重彈，而是著重推進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也即過去的開放側重於引外部資金投入國內現代化建設，在國內資本和產能雙過剩的今天，對外開放已經進入了制度型開放的階段，更強調引規則、規制和監管等標準，通過對標國際先進經貿規則來倒逼國內制度改革，從而釋放發展活力。
與之相配合的，是國家正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中央各部委負責人曾多次強調，這絕不是封閉的國內單循環，而是開放的、相互促進的國內國際雙循環。
此番《政府工作報告》重申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就是要以國際大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
當前中國內地有推動自身製造業等部門加快轉型升級的需求。
深化對外開放無疑將有助於更好促進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的質量提升，推動形成中國經濟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
具體而言，一方面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涵蓋14億人口，國內市場成長性好，中等收入群體還在不斷擴大，消費結構還將持續升級，這為推進對外開放提供了基礎和誘因。
另一方面，作為世界上工業體系最為完整的國家，中國製造業增加值、擁有工業門類數量、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已經常年穩定居世界第一。
由量到質，中國正全力謀求形成具有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產業鏈，這為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了強大動力。
從《南沙方案》看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的香港角色
在這一大背景下，兩年前《南沙方案》明確要加快推動廣州南沙打造成為「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台。
「面向世界」就是指新階段的開放，特別是服務業領域開放的合作對象不僅僅是港澳，還包括通過港澳擴展到世界其他國家。
而前面的「協同港澳」，也表明國家仍然希望注重發揮港澳的作用，希望用好「一國兩制」的制度之利，在做好壓力測試後，再逐步向全世界開放。
今年2月廣東公佈《南沙條例》以立法的形式將一批省級管理權限集中下放南沙，賦予南沙更大自主權。
包括將「商事登記確認制改革」、「港澳職稱與專業資格比照對應機制」等南沙經驗上升為立法規則。
還明確講出，南沙在改革開放探索中出現失誤或偏差的，可以考慮予以免責或者減輕責任。
這集中體現出國家上下推進高水平開放的決心。
面對這樣的機遇，香港絕不能任其擦身而過。作為聯通國際的橋梁，香港不應局限於充當資金大進大出的管道，更要充分發揮好「引資金、引技術、聚人才、拓合作」的綜合角色。
善用自己的既有和潛在優勢，幫助國家更好地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中迎接新的挑戰，找到在民族偉大復興道路當中屬於香港獨一無二的位置。
具體而言，就是要通過發揮自身「超級聯繫人」的功能，保持高水平的自由度和開放度，廣納國際資源，包括國際標準、管理經驗、技術設備和科研人才。
同時，積極服務國家戰略，努力平衡同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經濟體的合作關係，建立更多新的合作夥伴關係，幫助全世界分享中國發展的成果，共同推動全球貿易的發展和全球治理現代化。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香港基本法第23條終於已進入立法程式，從政府的決心和市民的支持來看，立法條件已經具備，立法程式也進入快車道，應該不需太長時間可以完成，這是全面落實基本法又一重要實踐，也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保障。
完成23條立法是否可以萬事大吉？
不會，西方反華勢力不會改變對香港的敵視態度，我們的經濟、民生也不會因完成立法可以自覺起動。
最現實的做法，是國安、發展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特別是當前由亂及治的穩定局面已經形成，由治及興也應進入快車道。
近期社會對香港的優勢有不少討論。
被譽為國師、身兼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的政治學者鄭永年，公開警示香港正“快速孤島化”，存不少的隱憂。
對外，西方國家已將香港視為大陸城市；對內，大灣區城市坐視香港“孤島化”，其他省市更“內卷”（內鬥）。
為此，他提醒無論是內地政府還是香港政府，都應用好香港制度及金融中心。鄭先生此番話語重心長。
習近平主席在多個重要場合中，一再提出要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我理解，中央領導人十分重視香港的獨特優勢，從不抹殺香港這一特性，尤其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利用好、發揮好香港的作用，為國家高品質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服務，是中央的一貫期望。
今屆特區政府很積極地向外推介“十四五”規劃提及的香港“八大中心”，有些中心的確比較成熟，如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等；有些中心仍在努力建設中，如創科中心、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等。
我認為，僅強調多中心不足以擦亮香港的招牌，甚至會丟失最重要的價值。
坦白說，內地城市在拼經濟、強發展中，也在努力創建各式各樣的“中心”，重疊度很高，複製性很容易，多“中心”往往會變成無中心。
香港最需要強調的不是“八大中心”，而是內地包括澳門都沒有的，也無可複製的，就是香港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系的地區，同時也是國際普通法大家庭中唯一實行“一國兩制”的成員。
這兩個“唯一”，正是香港最獨特的優勢，也是基本法以法律形式確定的。
第一，普通法系是指英美法系，實行普通法的國家經濟相對比較發達。
回歸後，西方一段長時間對香港另眼相看，尤其是保留普通法制度，對於他們留港投資是一個信心保障。
同時，香港作為中國一個特區，仍保留“亞太經合組織”、國際奧會等國際組織成員，即使現在遇到美國單邊制裁，以法律調解方式解決政府間爭端的國際調解院，仍將首個總部設址香港。
說明實行普通法正是香港的顯著優勢。
第二，境外金融中心都採用普通法系，並以此作為公司和信託公司的基礎。
用李光耀先生的話，香港有兩大重要資產，一是規則標準，包括規則、標準和管理，部分規則國際化程度甚至領先西方；二是以普通法體系建立的金融中心。
據英國Z/Yen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合作，於2023年9月發佈的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紐約、倫敦、新加坡分列全球金融中心的前三位，香港縱使經歷近年社會急劇變化，西方國家實施若干制裁已陸續產生一些負面影響，但仍居於全球金融中心的第四位。
正說明香港優勢並未削弱，我們不應妄自菲薄。
第三，如果沒有國際金融中心，是無法與西方國家競爭的。
內地一些主要經濟發達地區，比如上海也提出了爭創國際金融中心，但在金融法律體系方面，還難以與國際一流的金融中心接軌。
近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需要有國際金融中心作為支撐，若香港的金融中心被弱化，一定程度上會延宕國家要實現金融強國的目標。
為此，有兩點建議：
一是針對當前的經濟環境，越來越多國有企業和一些頭部民企，需要到海外佈局擴張，一方面是更好服務全球市場，另一方面是擴大和穩定自身企業的發展。
由於西方國家針對中國去風險措施持續施加壓力，中央政府主管部門正在為企業海外佈局創造有利條件。
建議內地部門充分利用香港與普通法國家，在歷史以及法律體系的淵源聯繫，採用香港的商務邏輯和管理標準，共同開拓合作管道，並提供相應的法律保障，儘量減低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風險，緩衝因不同法律體系而造成的衝突。
二是講香港普通法優勢，不能回避“國際化”，無論是國際金融中心還是國際物流、航空樞紐中心，是經歷了二代人，甚至三代人努力的結果，應倍加珍惜。
近年不少人認為香港的“國際化”在褪色，一些國際經貿談判中也出現困境。我認為，香港的國際化完全可以為國家高品質發展助力。
如香港科技大學近日發佈，成功研發“通過血液測試，精准診斷阿爾茲海默症和輕度認知障礙”的研究成果。
這項成果是與英國倫敦大學國際一流的大腦研究中心、西班牙巴賽隆納醫院臨床研究人員合作進行的，而香港科大在這項國際合作中扮演著牽頭羊的角色，再一次彰顯了香港國際化對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因而，面對國際週邊政治環境複雜的情況下，需要決策者以高超的政治手段，兼具國際化的大格局，推動香港商界、科技、專業等民間力量，加強國際間的合作，這正是“一國兩制”的最好佐證。
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是中央對香港的既定政策。
中央提出實現金融強國目標，並期望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當前如何維護一個法治健全、市場寬鬆和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這才是香港最需要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