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毋庸置疑，習近平和特朗普總統在北京會面，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國際大事。中美兩國元首同意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中美關係新定位，為未來3年乃至更長時間中美關係提供戰略指引。
為什麼我們要對“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要有足夠的重視？
首先，新定位就是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
我們先瞭解這個概念，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早于2015年，習近平主席訪問美國時明確表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把自己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針對中國迅速崛起後某些國家產生的不適應症，尤其是美國等西方強國對“衝突不可避免論”的擔憂。
十年後習近平會見特朗普時再次強調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可見這個問題對於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十分重要。
其次，新定位對解決台灣問題提供穩固基礎。
中方指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
而特朗普在離境後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就台海局勢回應記者提問，明確表示“不想有人走向獨立”，並指美方不願為了台灣遠赴1.5萬公里外捲入戰爭，換言之是美方嚴厲警告台當局。
有一個細節，按照一般慣例美國防長極少出現在總統的隨行名單中，這次赫格塞斯罕見地出現在隨行名單中，暗示對台軍售問題或在會談中提及，以求達成元首共識，緩和局勢緊張。
這是中美元首會面的重要成果之一。
再次，新定位確定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
特朗普在九年後再訪中國，世界已發生了巨變，美國不再是那個美國，中國也不再是那個中國。
面對兩國間的分歧和摩擦，平等協商是唯一正確選擇。
兩國經貿團隊達成了總體平衡積極的成果，包括繼續落實前期磋商達成的所有共識，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解決彼此農產品市場准入的關切，在對等降稅框架下推動擴大雙向貿易等。
此外，由雙方高層牽頭定期會晤，旨在制定技術與貿易規則，以主導AI治理、半導體管制等領域的標準設定，形成長期合作框架。
特朗普此次訪華期間，中美雙方在多個議題上展現出合作意願，美對中方姿態從“全面遏制”轉向“競爭中求合作”。
由於兩國政治制度不同，必然會存在差異，中美關係有可能出現“競爭性共存”的局觀，雙方在經貿、科技、地緣等領域的互動將呈現“局部緩和、整體博弈”的特徵。
——經貿領域趨於務實合作。
雙方有望在能源、農產品、航空等領域達成一批實質性訂單，推動關稅適度下調或豁免，尤其在美國內需疲軟、農業州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中方市場對美國企業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但結構性矛盾如市場准入、補貼政策等仍難根本解決。
——科技領域“小院高牆”持續演進。
美方將繼續在半導體、AI、量子等關鍵技術領域構築“小院高牆”，聯合盟友強化技術封鎖。但中國在5nm晶片量產、國產EUV替代、量子通信等方面已取得突破，倒逼自主創新加速，形成“你追我趕”的技術競跑格局。
——供應鏈重構走向“選擇性依賴”。
全球供應鏈不會完全脫鉤，而是向“中國+1”模式演進：美國企業保留中國在高端製造與研發環節的優勢，同時將部分產能分散至東南亞、墨西哥。中國則通過“一帶一路”深化與中東、非洲、拉美合作，構建多元市場網路，降低對美依賴。
——地緣博弈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美國將強化與日韓、印度、澳大利亞的協調，試圖在印太地區維持戰略平衡；中方則通過外交與經濟手段穩定周邊關係。
樂觀來看，中美關係已從“對抗為主”轉向“鬥而不破”的新常態，雖難以回到改革開放中期時段，但也不至於滑向全面衝突。
真正的較量將在技術自主、產業鏈韌性與全球影響力構建中長期展開。
特別是未來半年，中美將在AI晶片與算力供應鏈、量子通信與量子計算、6G與空天資訊網路等三大高科技領域關鍵點，展開激烈博弈，這些領域不僅是技術競爭的前沿，也將深刻影響全球產業鏈格局和國家戰略安全。
而這場高科技博弈的本質，是技術主權與全球規則主導權的爭奪。
香港政府正在擬定第一份五年規劃，並重點謀劃北部都會區發展高新科技產業，希望政府官員、企業投資者，需密切關注不斷互動中的中美關係和政策動向，並作出提前佈局。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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