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八屆立法會選舉即將於12月7日舉行。近日的香港街頭旗海飄揚，參選人走街串巷，用心落力地吸納意見、辯論政綱。
香港立法會選舉正逢國家制定「十五五」規劃，要求香港如何謀劃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道大題，這不但是政府必須面對的發展課題，也是立法會參選人同樣要向選民作出回應的必選題。
從這個層面來看，本次選舉不僅是為香港特區的良政善治選賢任能，更關乎香港未來五年能否在國家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鞏固優勢、開創局面。
在當前的治理體系中，立法會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構，肩負著制定修改法律、審批財政預算等重要職責，是香港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七屆立法會在堅守行政主導的原則下，審議通過法案約130條，較上一屆立法會同期增加60%。妥善處理了「三隧分流」、撤銷強積金「對沖」、規管網約車等積存多年的難題，同時亦通過了許多著眼於提升香港競爭力的政策措施。
當然，最值得一提的是本屆立法會與特區政府共同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履行延擱了超過26年的憲制責任。用實際成績詮釋了「國家所盼、民意所呼、立會所應」。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本屆立法會取得的這些成績，充分說明瞭四年前完善選舉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確性。
在立法會與本港社會、特區政府相互信任配合的良性局面中，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站了出來，共同營造出今年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的熱烈氛圍。本次選舉不僅參選人數更多、來源更廣、聲音和意見也更多元。
選舉委員會界別共有50人競爭40個議席。50名候選人中，有24名是現屆議員，其他26名新人則是各界代表性人物。
功能界別選舉呈現出新景象，在28個界別中，13個界別全由新人參選，打破了功能界別變動較少的傳統。
地方選區方面，10個選區51人競逐20個席位，較上屆大增約45%，每區平均有5至6人競逐2個議席。
參選人們來自不同界別、團體，代表了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行業，是香港多元社會的縮影。就算是新人，也多是長期紮根社區，有經驗有實績的地區工作人士。
隨著提名期結束，三大界別共有161人競逐90個議席，正在舉辦的39場選舉論壇及各類見面會，可謂席席有競爭、場場有亮點。
同時，參選人落街與選民介紹政綱，讓市民直接瞭解參選人的理念和能力，可以從多中選優，優中選能。
這次選舉最值得肯定的是，沒有一個候選人能夠「自動當選」或「躺贏」，取而代之的是個個無把握，人人有機會的開放性格局。這種不確定性實際上增強了選民的話語權，讓每一張選票都能真正反映選民意志、影響選舉結果。
從政治對立到理性競爭，這條路香港社會走得並不容易。
每逢選舉時刻，我們不妨重讀《〈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回顧香港民主發展的不平凡之路，深刻理解中央的原則立場。
在過去香港的選舉生態裡，競爭性主要體現在政治陣營的對立之上。支持者出來投票，往往是由於政治對抗所驅動。
新選制下，政治光譜上因對立而造成惡性與無序的競爭不復存在，卻並未削弱選舉的競爭力半分。相反，候選人之間的競爭由過去政治光譜、政治立場的二元對立，轉變成專業能力、政綱、形象上的良性競爭，這是香港高質量民主發展的體現。
香港社會需要的民主從不是「時尚秀」，而是需要能夠切實解決選民面對的現實問題的，一種利於社會發展、幫助業界、充滿秩序感的「管用民主」。
正如選舉事務處公佈的口號——「投入選舉，共創未來」。
投票既是公民權利，亦是社會責任。每一位選民的參與，都關係到香港的未來發展和市民的切身利益。
衷心希望廣大選民積極參與選舉，用選票選出那些有心有力為香港未來發展作出貢獻的議員，為建設一個更加繁榮、穩定、和諧的家園而共同努力！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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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經歷156日審訊，案件於12月15日宣判，3名法官杜麗冰、李素蘭及李運騰一致裁定，主腦黎智英3項控罪包括一項“串謀發佈煽動刊罪”罪成，另外兩項《香港國安法》之下“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均罪成。
這是香港首宗被定罪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案件。
香港法院對黎智英案作出了最終判決，首惡必懲，聞者無不大快人心。
我們經常講要保持和發揮香港的優勢，法治就是最大優勢之一。在審判黎智英一案過程中，再次彰顯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司法制度，是維護香港“一國兩制”的重要基石。
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許多法律工作者經常引用西方一句名言，“公義不但要能實現，而且要以人們能看見的方式實現”。這一名句簡單而言，是“法治要看得見，做得到”。香港法院審訊黎智英案，體現了這個“看得見的法治原則”。
在審判黎智英案過程中，雖然有西方政客和傳媒不斷為黎“嗡嗡叫”，但都不敢大聲批判，更不敢對香港採取激烈反制手段。其中的原因，是香港司法機構認真、扎實，司法人員無私、無畏地依法判案，是經受得起法律和歷史的考驗。
香港法庭堅持公開、透明地依法審訊。
黎智英案件並非秘密審訊，庭審過程中控辯雙方充分交鋒，雙方證人詳細作供，證據、證供及法律觀點均在法庭上全面呈現，各方被仔細盤問，案件事實被反覆審視並充分展開，審訊過程和裁判依據清晰透明。
誰講真話，誰說大話，公眾一目了然。
同時，法庭審視逾2,220項證物及數萬頁文件，最後頒下855頁判詞，更是巨細無遺地呈現對相關法律原則和證據的分析，明確認定黎智英長期利用媒體平臺發佈煽動性內容，主動協調國際遊說，與外部勢力保持密切聯動，並乞求外國對香港及國家實施制裁等。
相關行為並非零散言論，而是有清晰時間線、角色分工和行動指向，得到通訊記錄、證人證供及其他客觀證據的相互印證，符合“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的構成要件認定。
法庭採用“看得見的法治原則”，既保障了被告的權利，也進行了公正的審訊，最後不留合理疑點地，證明黎智英罪名成立，彰顯了香港的法治。
美國個別政客對此選擇視而不見，純屬別有用心的政治操弄。
其中有個細節，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認為，《國安法》第29條的刑罰三級制，在本案適用，認為法庭應考慮案中計畫是否精密和有預謀案件的影響，以及是否在保釋或還押期間犯案等。
如果被告是主腦，或涉及外國元素，將更為嚴重，屬加刑因素，法官李運騰曾問，“重光團隊”的控罪，是否較“蘋果”所涉的控罪嚴重，周稱這交由法庭決定。
這一回復，說明政府作為主控方，除堅守法律原則外，也充分尊重法庭，這就是香港的法治精神。
有理、有據地依法審訊。
在黎智英案中，根據《條例》列明，干犯勾結外國勢力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見，主犯和從犯的法律責任有很大差別，黎智英一直否認、回避其主謀身份。
被告的做法固然是為了爭取自身減刑，反映了各被告大難臨頭各自飛，但這些求情供詞至少說明了案中的主謀結構，主謀人是黎智英和Mark Simon，由他們發號施令，定出方向，並調動資源，把媒體平臺與外部聯繫串接成一條“國際戰線”，當中呈現的事實鏈條與角色分工已經十分清晰。但案中核心參與者都指證其“主腦”身份，以證據坐實黎智英就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禍首。
在法庭出示的人證、物證確鑿，任何對黎智英的辯護都無濟於事，其罪行無可抵賴。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9條，勾結罪“罪行重大”的被告判囚10年以上至終身監禁。控方亦指出，根據《香港國安法》原意，若控罪涉及外國元素，便屬加刑因素。
黎智英案之所以被稱為國安重案，不單在黎智英本人一直在香港社會煽風點火，長期進行各種禍港勾當，是香港回歸後風波不斷的主要禍首，更在於案中被告多次赤膊上陣要求外國政要制裁國家及香港特區，對香港造成了事實傷害，其赤裸裸的勾結外力已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是名副其實的叛國行動。
黎智英的行為，在西方世界都是重罪，否則難以彰顯公理。
法律就是法律。法庭完整地向社會公眾展示出嚴謹的審案程式，對案件事實、證據內容和判詞論證，都以高度公開、證據充分作了公正的判決，讓那些一貫以“放大鏡”審視香港、慣於在程式細節上“挑骨頭”的美西方政客，無可挑剔。
任何政治算計無法改變法律原則。
儘管黎智英及其追隨者，不斷指責“超長期羈押”、“無陪審團”，抹黑律師“選擇受限”，甚至在量刑問題尚未展開之際，黎智英之子公開塑造其父所謂“殉道者”，企圖挑起外界的關注，謀求西方國家對該案的政治干預。
一段時間以來，美西方國家也不斷干預香港的審訊。
在黎智英案開審前夕，已有美國國會議員提出議案，要求白宮制裁多位特區政府官員、檢控官和法官，意圖恐嚇法官。
在案件審訊期間，有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議員，持續就黎智英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以及就黎的羈押安排，作出偏離事實的評論，訛稱黎智英受到虐待；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近日發表《2025年報告》提及黎智英案件，亦肆意抹黑香港特區的依法執法、檢控和司法機關，向司法機構作最後施壓。
美國議員和政客就是勾結黎智英的當事人，他們惡意評論事件，妨礙香港司法公正的意圖太明顯了。
反觀美西方國家，對本國危害國安的案件一向是從嚴處理。當日美國法庭對2021年國會山騷亂案參與者、右翼組織驕傲男孩負責人塔里奧判處22年徒刑，就知道他們對煽動暴亂分子毫不手軟。
美國以雙重標準企圖淩駕香港的司法體系，行為粗暴，令人不齒。
黎智英案終結了，黎智英們的反華行徑也徹底失敗了！
對於這樣一個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國安重案，法庭作出的判決與黎罪行匹配，而且對香港社會具有長遠的警示意義，即國安的法律利劍高懸在香港上空，一切試圖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政權、出賣國家包括香港的核心利益，必將受到法律的懲罰。
若心存僥倖，都不會有好下場！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