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意義非凡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又是香港回歸日，慶喜時說說香港的好故事。

去年5月“國際調解院”正式落戶香港，來自四大洲33個簽約國家代表（現簽署國家已增至41個）、50多個國家和20個國際組織的高級官員齊聚香港，共同見證這一盛事。

一、“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成為解決國際爭端最佳典範

早在上世紀1990年2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完成時，“一國兩制”偉大設計師鄧小平對全體基本法起草委員說：你們經過近五年的辛勤勞動，寫出了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

說它具有歷史意義，不只對過去、現在，而且包括將來；說國際意義，不只對第三世界，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

國際調解院在香港落成，將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不但可以解決香港順利回歸，還可以為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中國方案的遠見卓識，成為了令人矚目的現實。

現行國際爭端解決機制長期被西方主導，WTO上訴機構停擺，投資仲裁偏袒跨國資本等問題，一直飽受詬病；霸權國家恣意破壞國際規則和法律，不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弱小國家，主權被侵犯，財產被掠奪，他們被個別國家持強霸淩無處申訴，許多國家長期處在貧困落後之中，成立國際調解院正是直擊這些痛點。

我國是《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主要發起國之一，《公約》明確調解員名單中，亞非拉國家占比超過60%，50億美元基金專門支持發展中國家，72小時緊急程式可快速回應危機。

《公約》還創造性建立“備案執行”機制，經調解達成的協議可在締約國直接執行，兼顧自願性與實效性。相比傳統仲裁，其成本僅1/3，更納入區塊鏈、人工智慧等新興領域規則制定職能。

聯合國官員評價：“這是對《聯合國憲章》和平解決爭端宗旨的生動實踐。”

首批簽約國以發展中國家占70%，匈牙利等國甚至退出國際刑事法院轉投調解院，足見其對西方主導機制的“用腳投票”。

國際規則正從“西方制定”，邁向“協商共治”的歷史轉角，鄧小平指出“一國兩制”具有國際意義的科學論斷，是對國際社會化解矛盾與衝突的重大理論貢獻。

二、“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奉獻全球治理的東方智慧

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是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之後，向世界貢獻的又一重要國際公共產品。

西方說：你侵犯人權，所以我制裁你。中國說：你制裁我，所以你侵犯了我的人權。兩套發展範式在國際法場領域，正在加速形成新型規則體系。

目前，這場爭論的天平仍然向西方傾斜——不是因為他們的論點更有說服力，而是因為他們長期手握市場准入券，遏制以中國為代表的全球南方國家的發言權、發展權。

這是不可調和的交鋒，甚至是一個長期的戰場。

“一國兩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具有很強的包容性，經過近三十年的實踐過程，已呈現出“尊重一國、相容兩制、優勢互補、共同繁榮”的穩定局面，參與《公約》簽署代表完全相信中國不是要當“世界領袖”，相反是禁止單邊制裁、拒絕武力威脅的和平倡議者。

與此同時，隨著國際環境複雜多變，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國際社會的對話與合作日漸增多，國際調解院推行“法系平衡”，未來的調解員將覆蓋普通法系、大陸法系、伊斯蘭法系等多元背景。

這種去中心化的設計，為解決國家之間、國家與他國投資者之間，以及國際商事爭端，給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法治公共產品。

能夠承擔多法系彙聚一起解決糾紛，作為“一國兩制”的香港，無疑是國際調解院總部所在地的最佳選擇。

三、“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讓東方之珠大放異彩

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是經中央批准，並撥款4.6億港元改建原灣仔警署，成為專門負責調解國際爭端總部。老建築承擔新使命！

第一，香港的法治得到中央的充分信任。

西方一直擔心中國會對香港的司法體系施加影響，《基本法》對香港法律體系的維護，讓這種擔憂顯得多餘。香港是一個背靠內地、聯通世界的雙軌橋樑，調解院既不是“中國的私器”，也不是“西方的附庸”，嚴格執行《公約》是中國香港的承諾。

不少簽署國對調解院充滿信心，還有一些未參加簽署的如英國、新加坡、迪拜等國家或地區，開始悄然為加入《公約》展開談判，試圖在國際新秩序中佔有席位。

第二，香港作為亞洲的法律樞紐更加穩固。

香港的法律與國際商事規則高度相容，法治指數在全球名列前茅，在最新的國際仲裁調查報告中，香港被評為全球最受歡迎仲裁地第二名；在世界銀行集團最新發佈的《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中，香港在爭議解決方面位居全球前列，深受國際社會信賴。

而且，香港很早就開始發展國際調解體系，在政府立法、法制基礎、司法體系、認證資格和國際程式等方面都非常成熟，國際仲裁的效率是傳統訴訟的3倍，成本卻低了70%，完全具備成為國際調解院總部的條件和能力。

第三，香港打造亞洲區法律人才彙聚高地更具實力。

根據瑞士IMD發佈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中，香港躍升至全球第四、亞洲第一，僅次於瑞士、盧森堡和冰島。

香港是全球第三大法律人才池，在全球排名前100的律師事務所中，過半數在香港執業。

針對海牙國際法院歐美國家的法官占比超過80%，香港已開啟了構建涉外法律人才培養體系，加快培養熟悉國際法、普通法、大陸法及國家法制等的法律人才，為打造“國際調解之都”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第四，香港國際影響力全面大幅提升。

隨著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進一步完善調解法律框架及相關政策，從而促進法律行業的國際化與專業化，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經貿金融+法律服務品牌。

去年香港緊隨中國內地、美國、德國與荷蘭，位列全球第五大商品貿易經濟體，商品貿易總額達15850億美元，按年上升17.5%，占全球總額3%。

波士頓諮詢公司《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稱，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財富規模增長10.7%，達到2.95萬億美元，首次超過瑞士。

報告預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財富每年增長約9%，高於瑞士6%的增速，意味著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領先地位。

第五，香港為“一帶一路”提供更堅實的法律服務。

近5年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糾紛年均增長23%，調解院的設立，促使香港從金融樞紐向“法律+外交”多元平臺躍升。

香港法治營商環境進一步提升，有利於吸引更多國際企業赴港發展；有利於香港在促進海內外企業“引進來、走出去”雙向過程中更好發揮“超級連絡人”作用；有利於依託大灣區資源銜接內地和國際規則，以中立地位化解海外項目爭端，降低企業維權成本，為“一帶一路”開闢一條“快速通道”，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有了具體的落地成果。

今天香港又增添了一個“國際調解院”，成為集多種法律體系彙聚的法律之都，彰顯了香港作為內地、亞太區與世界之間橋樑的獨特角色，未來一定會綻放出更加輝煌的光芒！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李達詩，資深政經評論人。

2026陸家嘴論壇開幕式上，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給上海浦東發佈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發展離岸金融行動方案》，在上海率先構建與國際金融中心相匹配的離岸金融體系，大家簡稱為“金融特區”。

中央為什麼作出這一決策？

首先，人民幣在國際交易和外匯儲備的比重度不高，但我們的經濟體量卻越來越大，已經在國際上排位第二，幾乎與美國並肩。

這樣一個經濟大國地位，與人民幣地位不匹配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這是金融改革不能回避的問題。在上海發展離岸中心，是必然的選項。

其次，為支援我國“走出去”企業海外分（子）公司，以及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優質企業等境外企業主體使用離岸金融服務，滿足其在支付結算、資金匯兌、投資融資、保險保障、資產管理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

過去許多對外貿易的往來，以及內地企業或個人的國際業務、即使買保險也要親自到香港簽約。現在中央在上海建設離岸金融中心，把過去要到香港去做的業務放到上海進行，為內地企業提供更大的便利。

再次，隨著地緣政治環境進一步惡化，傳統金融開放的模式有一定風險，它會讓國內的金融暴露在整個國際市場上。

現在上海設立離岸市場，目的就是要做一些隔離，也就是新政策提出的“境內關外”，意思是在“境內”提供一個地方，實行國際通行的規則，整個運作則是處於“關外”，目的是給資本流動提供一個緩衝。

為什麼說對香港是挑戰？

《行動方案》明確，在上海先行先試的離岸市場，先推行6項具體業務：

一是離岸貿易金融。

在“境內關外”提供資金支付、結算、融資等金融服務，進一步整合全球海關、物流等資料，為離岸貿易金融服務提供支撐。

“方案”特別強調，優先發展基於大宗商品交易等具備一定基礎的離岸貿易金融服務。

二是自貿離岸債。

以前只能到香港發債，特別是發美元債還有到外國進行，現在可以在上海發債，拓寬“走出去”企業及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等優質企業的投融資管道。

三是離岸再保險。

以前要到香港以及在港的外國再保險公司簽約，“方案”將在離岸市場設兩家公司，發放牌照開展業務，讓內地企業的出海專案以及他們再保險訂單，在上海就可以辦理。

四是跨國財資中心。

過去內地一些大企業，類似華為、騰訊、寧德等，他們在海外賺的錢一般都是放在香港，因為涉及資金的自由兌換、內部調撥和拆借理財等，現在可以到上海來做。

上海為配合這一政策，6月1日實施《關於深化上海全球資產管理中心建設的若干意見》的政策，目標到2030年資產管理規模達55萬億元，全國占比達1/3。

五是離岸人民幣和外匯交易。

推動人民幣對非美貨幣直接交易，以前主要香港才能做，現在則可以在上海做了。上海還可以依託外匯交易平臺，彙聚全球外幣對、外幣貨幣等外幣市場流動性，促使上海增加國際資本配置功能。

六是非居民個人金融服務。

上海離岸市場可以為非居民個人提供金融服務，開立帳戶和辦卡，拓展非居民個人的離岸財富管理、全球資產配置等專業化金融產品與服務供給。

以上6個具體項目，都與香港的金融中心息息相關。這裡不妨將香港與上海作一些粗淺的比較。

香港的普通法系、港幣制度、銀行網路、貨運貿易和全球資本，是經歷多年不斷迭加形成的，最成功的是“信用”好。

錢放在香港可以自由流動，資產放在香港可以做風險隔離，公司放在香港有法律和規則做保障。

聯結美元體系、普通法體系、國際資本體系，是香港構成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石。

上海則有中國最好的產業腹地，最強的金融機構，最強的人民幣資金池，最完整的製造業背景。

正因為貨是中國造的，工廠是中國建的，供應鏈是中國組織的，但融資、結算、匯兌、保險、債券的發行還是要繞到香港或者倫敦、紐約、新加坡等地完成，這就需要在上海建設離岸市場。

但上海金融中心連接的是人民幣體系、中國產業體系，其功能是服務國家金融戰略。

過去香港被認為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地區，這點上海的金融中心難以超越。但《行動方案》中對離岸金融法律制度首次作出表述，由中央有關主管部門根據離岸金融發展需要，研究制定離岸金融業務制度和規則；上海市可運用浦東新區法規立法授權，在中央金融管理部門等支持下，研究制定離岸金融領域配套規則，並完善與離岸金融發展相適應的仲裁規則。

換言之，香港目前是中國實行普通法唯一地區，但不一定是獨有，隨著金融改革向高品質推進，不排除上海的離岸市場在完成物理隔離時，或會以一定形式採用部分普通法的規則，依法適用。

雖然香港與上海各有生存之道，香港被切去蛋糕已不可避免。因此，中央制定《行動方案》時也注意到這一問題，特別強調“上海要注重做好與香港離岸金融發展的互學互鑒，實現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協同聯動發展，共同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和利益。”

如何避免“一雞死一雞鳴”，從《行動方案》設定的時間表看：

2027年末初步建立適應離岸金融業務的業務規則、風險管理和處置、營商環境等制度體系；

2030年末，逐步形成相對成熟的離岸金融制度和法治體系，並為在岸金融體系改革開展測試，打造人民幣資產全球配置功能和風險管理功能；

2035年末，成為離岸、在岸高水準統籌協調發展的戰略樞紐，引領國家金融高水準開放和高品質發展。

按照上海的時間進程，香港還有十年時間作應對準備。

目前香港正在制定第一個五年規劃，必須切實提出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落地舉措，若現在錯過了，那真是“蘇州過後無艇搭”！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