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搞反暴力運動

政府起訴九名佔中組織者。有人問，我們的社會為什不能夠有更多的寬恕？為什麼要起訴他們？為什麼增加社會的撕裂？

團結與寬恕都是大家追求的理想，但恐怕用這些標準去處理佔中的問題，香港政治文化中的暴力違法根苗，只會不斷地開花結果，快高長大，最終整個社會都會受害。若暴力示威沒有後果，發動大規模違法示威又沒有後果，暴力將不可制止。若然打老師沒有後果，相信教band 3學校最差那一班的老師，就不敢返工了。

政府的起訴，是讓犯法者承擔本來聲稱的願意承擔的法律責任。這不是報復行為，而是要展示給所有意圖用暴力去抗爭的人看到，使用暴力要付出代價。

可能也有人不同意，認為佔中三子發動的是「以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顧名思義是鼓吹愛與和平，其後的暴力與他們無關。

自2014年9月28日爆發佔中之後，出現了幾個「其後」事件。第一個「其後」，是佔中並未如計劃的只佔據中環一天兩天，參與者集體自首收場，而是運動激化和暴力化。

整場運動拖延了79天，期間涉及很大量暴力抗爭。11月19日凌晨，就有幾十名蒙面示威者衝擊立法會，之後逃去。之後又出現「V煞團」等組織，在網上號召，到處去衝擊。整場運動的拖延和暴力化，令運動變質，令支持者心淡。   

本來在香港政治光譜上，有55%的人支持泛民，有45%的人支持建制。理論上應該有55%的人支持佔中，不過，支持佔中的民意一路減少。到佔中完結，只有26%的人支持佔中，當中有20%直接參與過佔中。換言之，包括原本支持泛民的29%的人，都不再支持這個運動，因為運動已經變了質。

佔中三子亦承認，其他的運動領導人如學聯及學民思潮中人，根本當他們是uncle（大叔），根本不理會他們。事實上，連學聯及學民思潮也不能操控到整場運動，特別是很多暴力事件，他們都無法制止，亦不想制止，怕因而會阻礙了運動的激情。

既然運動完全乖離了發起者的初衷，為什麼佔中三子不出來公開呼籲運動應該結束停止呢？他們沒有積極制止，就不能說整場運動的發展，他們不需要負責了。

第二個「其後」是間接引發2016年農曆新年的暴動，發動者顯然有政治意圖，希望激揚群眾的支持，以利他們參加即將進行的新界東補選。而這些積極參與2016年暴動的人，都是佔中運動培養出來的激進分子，之後不時在旺角「鳩嗚」鬧事，最終又變成大範圍的暴動。對於第二個「其後」發生的事件，當日積極發動佔中者，有沒有出來譴責這些行為，呼籲市民不要再參加違法的暴力抗爭呢？

第三個「其後」是社會上，特別是部份年青人社群中，充斥了以暴力抵抗政府的心態。視以武力抗爭為正常，以粗口謾罵為合理，反抗一切權威。這種政治文化，就是從佔中運動中培養出來。對於這個「其後」，佔中發起者，有盡過些丁點努力去扭轉嗎？他們明知其後的發展是一錯再錯，但都沒有制止，只因這樣政治不正確，至於社會受的毒害，他們就不聞不問。

潘多拉寶盒打開了之後，暴力、疾病、瘋狂、罪惡、嫉妒等禍患一齊飛了出來，只有「希望」留在盒底，人間從此充滿了各種災禍。我們尚有希望，我覺得香港要搞反暴力運動，示威、抗議無壞，違法、暴力必須制止，包括泛民和建制的老師和家長，都有責任告訴下一代，停止暴力，包括語言暴力，要回歸理性。

盧永雄

政府終於落案控告包括佔中三子在內的9人「公眾妨擾罪」，同時檢控警司朱經緯涉嫌在佔中期間執法時打人。佔中發起人說，檢控摧毀不了他們爭取民主的決心。我卻認為檢控可以挽回對法治的信心。

讓我們回帶看看佔中怎樣發生。2013年政府開始計劃推動政改，同年1月，港大法律學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信報》發表題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首次提出佔中概念，認為要爭取真普選，就要準備佔領中環這個殺傷力更加大的武器，以公民抗命的違法行為，長期佔領香港的政經中心，逼使北京改變香港的政改立場。

現在回看，佔中只是親泛民學者提出的一個愚蠢計畫，結果被有心人「煲大」。佔中三子走到台前，但整場運動卻不受他們的控制。示威者違法佔據路面79天，造成至今仍無法彌補的影響。

有人可能說佔中又沒有死人，有什麼影響呢？我認為佔中有三大負面影響，毒害深遠。

第一是揚棄香港寶貴法治精神。佔中之後我與內地一位教授談起這場運動，他搖頭嘆息說，自從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香港一直是內地學習的對象，內地知識分子視香港為法治及自由的階模。然而佔中的時候，法庭頒出臨時禁制令，要阻街的示威者撤走，無論是法律學者或者法律界議員，都說法庭的禁制令可以不遵守。無視法治的程度，令他們對香港感到幻滅。

內地教授認為佔中就似他們年青時親歷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年青人否定法律，以造反的方式，對抗權威，結果破壞了一代人的法治觀念，大家覺得用暴力無問題。他這番話，令我深有感觸。

第二是激進思潮冒起。佔中運動由泛民學者提出，激進派大力贊成，傳統泛民被動參與。如果佔中的目標是爭取民主，結果沒有為香港民主帶來寸進，既爭取不到他們想要的真普選，卻成功推翻了政府那個先提名篩選、之後有人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政改方案，沒有增加市民的投票權力。

但佔中的副作用是本土自決派大力搶奪選票，一下子就搶佔了泛民三分一地盤。2012年立法選舉，泛民與建制派的得票比例是56%對44%，在泛民的56%得票當中，傳統泛民得票41%，激進泛民得15%。

到了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反對派與建制的得票比例仍然是55%對45%，反對派整體得票無寸進，但反對派的55%得票中，傳統泛民得票大跌到29%，而激進泛民跌到7%，本土自決派急升到19%。即是經過了一場佔中，泛民把自己三分一的地盤供手讓予本土派，這對發展民主是好事還是壞事?

第三，是逼令阿爺強硬回應。據悉在佔中之初，阿爺為怕香港出現不能控制的亂局，怕政府總部可能被示威者佔據，曾經考慮派出解放軍協助警察平定佔中運動。後來多方人士力勸，指反對中國的人，就是想拍得一張解放軍走出中環的照片，藉此證明「一國兩制死亡」，游說阿爺盡量忍耐，結果阿爺暫緩派出解放軍的計畫，佔中運動最後拖延了79天才結束，過程凶險，外界所知甚少。連解放軍都差不多要出動，之後中央亦對香港戒懼甚深。不要當無事發生，好了傷口忘了痛。   

   

總括而言，這三個負面影響，毒害深遠。佔中之前，我已經提過，泛民如果想用公民抗命方法爭取民主，可以學印度的聖雄甘地，長期絕食即可，無需要違法佔路。一個愚蠢的計劃，令到香港的一代人，付出沉重的代價。如今正是撥亂反正，回歸法治的時候。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