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兩天提到激進大學生講到最好「搞死香港，搞衰中國，逼解放軍出手，證明一國兩制失敗」，這不是一種隨意言論，這代表了「焦土派」的思想。
香港這個自由開放之地，我都信有外國、外地勢力插手本地政治，搞亂香港，作為她們和阿爺玩嘢/講數的籌碼。但有外力，也有內因，要觀察本地激進勢力的根源，不能不了解「焦土派」。
在2014年佔中之後，明獨暗獨的本土派勢力大漲，在2016年9月大舉進佔立法會，反對派分裂成兩大陣營，形成一個建制派、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鼎足而三之局。不過隨著政府DQ議員出局和梁天琦入獄，本土派如一現之曇花，轉眼風流雲散。本土派不能在議會佔一席位，慢慢碎片化變成焦土派。
先講「焦土」這個名字。名字的根源本來是「焦泛民之土」，當年激進派覺得泛民霸著茅坑不拉，佔了立法會議席，但沒有為他們爭取權益，所以專門倒泛民之台。近至2018年兩次立法會補選，泛民兩次都輸掉議席，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焦土派」宣傳「寧要射票落海，不要投俾泛民」。泛民在補選的失敗，令人開始注意「焦土派」的存在。當然到了今天，焦土派也不單是焦泛民之土了。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在衝突升級後和泛民保持對話，甚至想做他們建議的事去降溫。但政府最想停止的是暴力的示威，但這些暴力焦土派根本和泛民勢不兩立，泛民又怎可以代表他們呢？
「焦土派」的產生背景。大人很難明白焦土派那種「搞死香港，搞衰中國」的攬炒概念，有「唔知佢地為乜」的感覺。焦土的思想源於激進泛民，但亦和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有關。2011年爆發「阿拉伯之春」，當時多個中東國家相繼因街頭示威運動爆發革命，觸發美國的激進青年認為，99%的人無法再容忍1%的人貪婪與腐敗，搞佔領華爾街運動。這是一種革命思維，想透過街頭運動，推翻現有制度，建立新制度。
香港的焦土派青年會覺得自己nothing to lose (沒有什麼可以損失)。一個焦土派年青人話： 「打份工幾年，得萬零銀，想結婚，住係邊？買樓買唔起，公屋住唔到，做嘢無前途，有乜嘢唔做得？」(當然文字經過淨化，刪去很多粗口)。
焦土派寄望於危險的「支爆」觀念。當大人不知焦土派激進的示威行動為何會成功時，其實他們寄情於「支爆」的出現。所以謂「支爆」，即是「支那爆破」，容許我戴一戴頭盔，我自己絕不同意把中國稱為「支那」，但他們就在想像著中國經濟會崩潰，政治會崩潰。大人們很怕中國崩潰，相信中國四分五裂時，會變成利比亞、敘利亞那樣，香港也難免遭逢戰亂。但焦土派卻期望著這些事情的來臨，很天真地覺得到時會有一個新香港。
或許焦土派沒有很緊密的組織，都是零散分割，甚至更像是一套鬆散的政治理念，正在網上到處散播，把普通青年變成暴力示威者。如果一般示威者遊行反對逃犯條例是基於恐懼，暴力示威者行動更多是源於仇恨，是對警察、對政府的仇恨。簡單講，他們不是在反對一個政策，他們是在搞革命，想推翻現有制度。明乎此，對警方找到那1.5公斤TATP烈性炸藥就不應感到奇怪了，當中最最激進的一群，正把暴力行動不斷升級。警方除了出手制止，別無他法。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特殊性。香港不是一個獨立國家，只是中國之下的特別行政區。在香港搞暴力革命，若翻起巨浪，結局不會是中國分裂變天，只會是香港一國一制。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