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各方力量 加強有效管治 中共曾倡議並踐行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是今日政黨政治和政府管治上常用的多黨合作方式，也是在某一特定時期的有效管治方法之一，尤其在政黨眾多又爭持不下時，成立聯合政府有助凝聚各方力量，達成共識，有利於落實政策。近年在新聞常見的有日本和歐洲一些多黨制國家，有機會執政的政黨在國會選舉中失去絕對優勢，為了施政順利，決定跟另一個政黨組成聯合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油畫。(畫家：董希文)

被視為「一黨專政」的中國共產黨其實也曾主張並實行過「聯合政府」，即使今日已發展成世界第二大而又長期執政的政黨(截至2021年6月5日，黨員總數為9514.8萬名)，但中共仍認為自己的政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以「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章)為原則。

那麼，在中共理解中的「聯合政府」或「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甚麼內涵？又怎樣體現和發展變化呢？它的歷史淵源又如何？

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網上圖片)

中共在抗戰後期向國民黨提出建立「聯合政府」

翻查歷史記錄，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中共就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建立「聯合政府」。鑑於幾經混戰和紛爭，當時的中國社會形成了三大政治力量並存的格局：國共兩黨與中間黨派，其中中間黨派是介於國共之外的「第三勢力」，並幾乎參與了所有的重大憲政活動或運動，對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與憲政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1944年8月17日，毛澤東在董必武向周恩來請示如何對待增補國民參政員的電報上批示：應與張瀾、左舜生商討各黨派聯合政府問題。(註：張瀾時任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主席，左舜生則以青年黨身份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同年的8月和11月，毛澤東更先後跟和國民黨關係友好的美國國務院代表謝偉思(John Stewart Service)和美國特使赫爾利（Patrick Jay Hurley）就國共關係談話，他不但提出國民黨應立即召開一切黨派參加一次臨時（或過渡的）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改組政府，更就人數分配方面提出具體的妥協方案：國民黨約佔代表數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佔另一半，蔣介石為臨時總統。

時任美國特使赫爾利（Patrick Jay Hurley）負責調和國共關係。圖為他(左二)和毛澤東。(網上圖片)

毛澤東也於11月10日與美方達成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內容包括國共兩黨合作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承認國共兩黨及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改組政府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擁護孫中山在中國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則等。

只是，中共這些主張都被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拒絕，他認為「聯合政府」主張這無異於推翻政府，黨派會議等於分贓會議。導致國共進一步合作的談判再次陷入僵局。

不過，中共在同年4月舉行的「七大」會議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更以《論聯合政府》為題作政治報告，並提出了戰後新中國建設的五大目標：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並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具體闡明了實現目標的具體路徑。

在政治上，要立即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包括國、共、民盟和其他無黨派人士的民主聯合政府，允許一切黨派平等合法地存在和發展。按照毛澤東的設想，聯合政府就是一個統一戰線的政權形式，是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他認為，抗戰勝利後，聯合政府或多黨合作政府是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具體運作模式。

從「聯合政府」到「民主聯合政府」，內涵已變

1946年1月，中共與其他黨派五方共同達成改組政府決議；到1948年5月，此時的國民黨大勢已去，中共提出召開新政協會議，十分明確而堅定地主張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及其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集中體現了多黨合作下的聯合政府特質。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的1948年版「民主聯合政府」與1945年左右提出的「聯合政府」內涵已不同。早期的「聯合政府」主張是針對國民黨主導的政府，中共與其他黨派如民盟、青年黨或無黨派人士是以參政黨的身份進入聯合政府的。用毛澤東當時的話來說，就是「聯合政府仍是蔣介石的政府，不過，我們入了股，造成了一種條件。」

當時，代表中共跟蔣介石談判的周恩來提出的長期合作辦法是：一、保持政府以外的兩黨協商（可普遍化，遇有爭論即協商）；二、聯合選舉；三、公開說明四分之一否決權，備而不用；四、有效地參加政府，不僅今天，憲法實施後亦如此。

但到了國共內戰後期，國軍節節敗退及其將領日益流露出反蔣情緒時，主客易位，「聯合政府」是由中共領導的，各黨派不是平等的。根據中共新民主主義憲政理論，新政權是由無產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絕大多數中間黨派都經歷了一個逐步轉向、接受中共領導的過程，並排除了「國民黨反動派」以及對中共敵視的黨派，只有擁護或接受中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黨派和個人才能獲准進入新政協會議和政府部門。

1964年2月26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宋慶齡(前)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宋之左)、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宋之右)受邀訪問錫蘭(即斯里蘭卡，接受其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前右一)送花。(圖：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

建政初期，踐行了「民主聯合政府」的諾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共踐行了1948年版的「民主聯合政府」主張，同年10月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63人，主席和副主席共7人，中共佔4人，即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高崗為副主席；無黨派和民主黨派副主席3人，分別為無黨派代表宋慶齡、民革主席李濟深、民盟主席張瀾。其他56名委員中，中共29人，約佔52%；黨外人士27人，約佔48%。

在當時作為國家政務最高執行機關的政務院(規模要遠遠小於1954年改組並擴大之後的國務院) 方面，總理和副總理共5人，中共3人，其中周恩來任總理，董必武、陳雲為副總理；黨外人士2人，分別為民建(中國民主建國會)代表黃炎培和無黨派人士郭沫若。

其中，黃炎培兼任輕工業部部長，郭沫若更兼任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和中國科學院院長。在司法系統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由時任民盟副主席沈鈞儒擔任。

1962年，時任中國民主同盟主席沈鈞儒。

從以上數據可見，中共不但在新民主主義憲政理論方面給予中間階層和中間黨派（民主黨派）以明確的憲政地位；在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實踐方面，以《共同綱領》為基礎成立的新政權，也切實地踐行了其「民主聯合政府」的諾言。

只是，隨著中共政權日益穩固、新中國社會逐漸穩定，黨內開始出現雜音，有人對民主黨黨派人士提出異議，「聯合政府」開始面對考驗……

五一勞動節又名國際勞動節，以其起源在西方國家，且已成為世界各國勞工界爭取權益的盛事。爭取勞工權益又與近代工業的興起有關。傳統中國以農立國，工業規模並不大，且多以手工作坊為主，談不上要爭取甚麼勞工權益。不過隨著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落敗，被迫門戶開放，外商來華設廠生產，加上洋務運動，最終使中國從傳統國家開始走上工業強國之路，並且開始過五一國際勞動節。

關於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起源，據說在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16816名工人為爭取實行8小時工作制而舉行大罷工，經過艱苦的流血鬥爭，終於獲得了勝利。為紀念這次偉大的工人運動，1889年7月，在恩格斯組織召開的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宣佈將每年的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動節。

1912年5月1日美國紐約勞工自發紀念五一勞動節。(網上圖片)

1890年5月1日，歐美各國的工人階級率先走向街頭，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與集會，爭取合法權益。從此，每逢這一天世界各國的勞動人民都要集會、遊行，以示慶祝，並公眾放假。為紀念這次工人運動，1889年7月14日，由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召集的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在法國巴黎隆重開幕。大會上，與會代表一致同意：把5月1日定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共同節日。

至於中國人何時開始過五一國際勞動節呢？原來也不太遲了。1905年，孫中山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對「五一」節進行過宣傳介紹，當時翻譯為「萬國勞動者團結大示威」，成為最早的歷史紀錄。1918年5月1日，少數革命知識份子在上海、蘇州、杭州、漢口等地，派發過介紹五一勞動節的傳單。根據事後共產國際《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寫道︰「北京的人口不過93萬，可以大膽地說，有一半以上是遊手好閒的人……政治問題仍然不被重視。」「在清朝時有許多遺老遺少居住在那裡，他們利用與帝王的關係，繼續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現在還有將近20萬這樣的居民，由於他們的忠順，仍然不從事任何固定的職業。」「除了這些懶漢以外，還要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員，以及簇擁在他們周圍的各種寄生蟲。」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勞動節紀念號》(7卷6號)。(網上圖片)

另外，以李大釗為首的共產黨人也開始從事勞工問題等研究。1919年3月9日，李大釗到唐山煤礦實地調查的工人生活狀況，寫成《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騾馬》，刊登在《每週評論》第12號上面。14日到16日在《晨報》上發表了《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我們要曉得痛苦的人，是些什麼人？痛苦的事，是些什麼事？痛苦的原因，在什麼地方？要想解脫他們的痛苦，應該用什麼方法？」向知識青年傳播先進的革命理論，促使一批先進的青年人集聚在李大釗身邊。5月1日，在李大釗協助下，《晨報》第7版「文化副刊」是「五一勞動節紀念」專號，介紹歐洲國際勞動大會盛況，號召中國工人階級與國際勞動組織接軌。這一天，淵泉(陳溥賢)、守常(李大釗)、一粟(高一涵)分別撰文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起源和現實意義。李大釗在《五一節雜感》中指出，這是工人「直接行動」取得成功的日子。此文為幾天後爆發的「五四運動」及工人階級登上中國政治舞台，起到了巨大的動員作用。

1950年勞動節北京彩照，20萬中國人民一起歡慶節日。(網上圖片)

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廣州、九江、唐山等各工業城市的工人群眾浩浩蕩蕩地走向街市、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集會。李大釗專門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五一運動史》，介紹「五一」節的來歷和美法等國工人紀念「五一」的活動，號召中國工人把這年的「五一」作為覺醒的日期。陳獨秀也為慶祝這個節日發表了《勞動者底覺悟》《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等重要文章，並且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作了《勞苦者的覺悟》的演說，闡明了「勞動創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的觀點。

五一勞動節宣傳漫畫 勞動節 (網上圖片)

當天各地工人和知識份子共同集會。在上海，陳獨秀指導下，5000多名工人召開了由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等7個團體聯合籌備的世界勞動紀念大會，陳獨秀當選籌備大會顧問。紀念會上，各界代表發表演說，工人提出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教育的「三八制」要求，並高呼「勞工萬歲」「中華工界萬歲」等口號。

在北京，李大釗領導了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紀念活動。北京大學學生在這一天罷課，校內召開了500多名校工和學生參加的紀念大會，李大釗到會講話。何孟雄等8名北大學生和一些青年外出宣傳，散發《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喚起工人為反對剝削、爭取自身權利而鬥爭，被巡警拘捕。鄧中夏到北京長辛店，向鐵路工人散發《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並發表講演。這是中國首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五一」勞動節。

在今天，「五一」已成為市民出遊的日子。圖為2020年5月1日的西貢碼頭。(資料圖片)

不過「五一」成為法定假期還在新中國成立後。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國務院的身前)規定5月1日為勞動節。至於香港，「五一」成為法定假期屬於1997年回歸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