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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右派暴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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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右派暴動的故事

2018年10月05日 20:58 最後更新:10月06日 13:38

還有幾日就到雙十。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10月1日是國慶日 ,香港列為公眾假期,這和我小時候的見到的情況很不一樣。 那時候,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在英國統治之下, 十一國慶不會有公眾假期,當年左右兩派各自搞,左派人士會在10 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而右派人士會在10月10日慶祝 中華民國國慶,不同地區,分別掛起「五星」紅旗及「青天白日」 紅旗,旗海飄揚,互相對峙,1956年就曾爆發嚴重衝突。

我與一位71歲的長者聊天,談起他親身經歷1956年「 右派暴動」的故事。香港歷史上出現了兩次大規模暴動,第一次是在 1956年10月的右派暴動,第二次是1967年5月的左派暴動 。以傷亡人數計,1956年的暴動比較慘烈。

1949年中國解放之初,大批親國民黨人士由內地移居香港, 當中有上層的大商家,也有低層的黑社會份子。 長者朋友當時只有六、七歲,寄居於李鄭屋徙置區(第一代公屋), 那地方是右派的天下,他親歷了當年的暴動。當時正值「雙十」, 右派人士如常地在李鄭屋邨掛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海以示慶祝, 房屋外牆上貼滿了「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 反攻必成、復國必成」等標語。

1956年10月10日,徙置事務處(等於今天的房屋署) 區長認為慶典已過,要求清拆部份旗幟, 區內的右派分子視之為逼害,在親台的黑社會份子煽動之下, 幾十人包圍區長的辦事處,並強行闖入搗亂,事件一發不可收拾, 變演成大規模的動亂。

這是第一隊到達現場的警察防暴隊,他們到達李鄭屋附近,準備展開掃蕩行動。

這是第一隊到達現場的警察防暴隊,他們到達李鄭屋附近,準備展開掃蕩行動。

示威分子在九龍區佔據馬路,甚至到處搶掠,集中攻擊左派機構, 暴動在當天晚上迅速擴大,到第二天進一步惡化。 瑞士駐港領事館的副領事恩斯特(Fritz Ernst)及其夫人,他們乘搭的的士經青山通與大埔道交界時, 暴徒見有外國人,竟將的士翻倒放火,恩斯特夫人當場被燒死, 兩名暴徒在翻車時也壓在車底,同被燒傷不治。另一宗嚴重事故是「 工聯會工人醫療所」被圍攻, 藥劑師楊觀福保護同事時遭暴徒活活打死,助護遭到輪姦。

在10月11日中午局面失控後, 港英政府決定出動英軍協助警察維持秩序,並宣佈九龍戒嚴, 長者朋友在李鄭屋邨的鄰居,有部份也參與示威和暴亂。 當時有傳嘉頓麵包公司有親大陸背景, 大批暴徒圍堵位於青山道的嘉頓公司搗亂, 又走到荔枝角道的中孚國貨搗亂和搶掠。 長者朋友就見到鄰居把從中孚國貨搶來的電風扇,帶回家裡。

幾日後局面慢慢受到控制。 長者朋友親見警方到李鄭屋邨的搜捕行動,當時大批警察到場, 叫所有邨內的成年男人,走到屋邨中間的空地上, 手放頭後蹲在地下。警察隨後逐戶搜查, 搜捕帶頭搞事分子和參與暴亂及搶掠的暴徒, 他的鄰居就因為搶電風扇被捕,坐了幾個月監才放出來。這次暴動, 成了長者朋友的深刻經歷。

1956年暴動維持了6天,是香港史上最嚴重的暴亂,造成了60 多人死亡和300多人受傷。長者受友的經歷告訴我們, 未經過動亂的人,不會知道社會安定的可貴,安定並非垂手可得, 是需要大家努力維持。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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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貧民弱,只能任人欺負

 

中國近年經濟發展起來,出外遊客漸多,在外地發生糾紛的新聞亦時有所聞。香港媒體喜歡報道的是中國遊客醜聞,諸如不講禮貌,到處大小二便等消息。而中國遊客被人欺負的消息,就較少報道。

國慶前夕(上週四),中國遊客梅先生在泰國曼谷廊曼機場入境。他申請落地簽證,保安人員要求他邀交2300泰銖費用,梅先生知道落地簽證費用只需2000泰銖,問為什麼要多收?對方說是「快速通道」費用。梅先生拒交,泰國拒絕他入境,爭執之間,他更被泰方的保安當眾掌摑,梅先生最後被遣返廣州。事件鬧大之後,中國駐泰國領使館向泰方交涉,結果打人的保安被辭退,廊曼機場管理局局長被停職,泰國總理巴育對事件致歉。

泰國機場保安掌摑中國遊客

泰國機場保安掌摑中國遊客

這事件讓我有幾點體會。首先是國內遊客出外漸多,要盡量減少和外地人衝突。中國遊客之中,的確有部分人有不文明、不禮貌行為,內地要加強宣傳教育,提升中國遊旅客的文明禮貌。但也有中國旅客遭無理對待,要據理力爭,維護本身合法權益。

其次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機場,貪污情況普遍,索要小費習以為常。我曾經在一些東南亞國家入境的時候,海關人員左問右問,甚至擺出一個要錢的手勢,你不給,他便諸多留難。梅先生遇到的濫收費用情況,絕不為奇。

第三是過去中國還是貧弱的時候,中國遊客遇上不禮貌待遇,即使投訴,也不會有人理會。當年香港遊客在菲律賓被劫持旅遊巴士的暴徒槍殺,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的氣焰,香港人記憶猶新。當國家比較強大的時候,才能夠保護到國民不受欺負。

一些經常跟隨中國領導人外訪的記者朋友,對中國地位的變化深有體會。其中一個例子是在江澤民和朱鎔基當主席和總理的年代,中國領導人到美國、英國訪問,到達酒店,下車的時候,對方會安排所有攝記聚在酒店大門的一旁,進行拍攝,而舉著五星紅旗歡迎中國領導人的僑民,會被安排在面向大門的右側,在記者攝影機後面的位置,而反對中國的疆獨、藏獨等示威者就會安排在大門左側,對正鏡頭的位置,當領導人走進酒店時,背景就充滿了各種類型的示威抗議群眾。中國雖然多番投訴,但英美仍堅拒改變。

要直至到胡溫年代,中國國力開始強大,情況才慢慢得以改善,美國把歡迎和示威的群眾,都安排到酒店對面的馬路,記者拍攝領導人時不會攝入鏡頭的地方。

相反地,有美國領導人出場的地方,就完全清場,不但沿途不會容許有示威者在路旁抗議,所有保安工作都改由美國總統的特勤人員安排。印象最深的是2004年智利召開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時,當時會方規定每個國家領導人只能攜同一名保安人員入場,但美國總統小布殊卻帶了三、四名特勤人員入場,正當智利警員試圖阻止超過規定以外的美國特勤人員進場,小布殊衝上前,一把推開智利警員,拉特勤人員進場。在旁的其他國家領導人的警衞則竊竊私語,說智利總統下次到美國訪問的時候,肯定有他好受的!

從這些外交上的禮節安排,就可以知道,弱國無外交,國家弱,就只有被人欺負的份兒。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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