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普力奪」社會

星期五群眾包圍警察總部，圍困十多小時，後來雖然和平散去，但事件值得反思。在上周這場運動擴散時，我曾與一名高官談及，群眾衝擊立法會及政府總部，我話最後若撐不住，政總可能會被群眾攻入，重演台灣太陽花運動的一幕：立法院被長期佔據，行政院被攻佔一個晚上。高官苦中作樂打笑說: 政總也沒有甚麼秘密文件，攻入就被攻入吧。

但這個討論伸展到警察總部，情況就不一樣，群眾包圍警總時，大眾的注意力都在被圍困的人身上，沒有注意到警總有大量警方偵查嚴重罪案的機密資料，和具殺傷力的武器，若群眾攻入警總，機密資料難免外洩，更嚴重是武器可能被搶奪，風險之高可想而知。

在如今甚麼都可以爭辯的社會，當然有人可以說群眾是善良的，現在並未攻入警總，或說即使攻入警總，都不會奪取武器。但這種「群眾善良論」的假設，在群眾運動中很易容易失效，誰有發言權可以控制群眾運動的走向呢？黃之峰在包圍警總至晚上11時許，曾提出投票决定去留，也不是沒有人睬他嗎？

美國的政治學大師亨廷頓1968年發表的巨著《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就講到這些問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前殖民地紛紛獨立，這些殖民地沒有遵循教科書式的描述，進入穩定而高度發展的社會，很多走入無窮的混亂中。這現象引起亨廷頓的反思，他在這部著作中說，政治的不穩定性根源在於現代化，雖然現代性孕育著穩定，但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

混亂主要原因是經濟的發展、集團的分化、利益的衝突、價值觀的轉變以及民眾參與期望的提高，都遠遠超過了政治體制的承受能力，進而導致了社會紊亂。

他描述一種普力奪社會（Praetorian），一種政治參與程度高，但制度化程度低的社會，就會相當混亂。「普力奪」一詞緣於羅馬禁衛軍，當時羅馬皇帝大力培植禁衛軍，但後來禁衛軍愈來愈跋扈，侵佔皇權，成為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之一。亨廷頓借用這特性，當權力擴展至少數人，如貴族及軍人，亨廷頓將之稱為「寡頭普力奪」社會;當權力擴展至中產階級時，這種社會被稱之為「激進普力奪社會」；而當政治參與進一步擴大到廣大群眾時，就稱為「群眾普力奪社會」。

香港或已步向「群眾普力奪社會」。亨廷頓對普力奪社會有一段精彩描述，就是「在普力奪社會裡，不僅政治活動家是各路好漢，用以分配官職和決定政策的方法也五花八門。各個團體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富人行賄，學生造反，工人罷工，民眾暴動，軍人就搞政變...牧師利用佈道，教師利用講台來進行政治煽動，詩人、作家和藝術家則將他們的作品當作匕首和投槍，當作政治鬥爭的工具...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參與程度高的政治體制內，社會力量借助它們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領域裡進行活動，稱這樣的政治體制為普力奪（praetorian）是恰當的。」

香港或者未完全發展至最惡劣階段，但已有亨廷頓所形容狀況的苗頭，社會高度政治化，人人都是專家，個個有一套理論，所有人都號稱自己行為正義，用愈來愈激進的方式表達政治意見。

特區政府在修訂逃犯條例時，過份輕視條例敏感性，沒有留意修例會觸發許多香港人對內地的恐懼，解說不清晰，問題擴大時也不懂早早控制，終至爆煲。和平示威逼使政府收回條例，溫和反對者已收貨，但激進反對派未退場，所謂「不合作運動」，只要有一些觸媒，又隨時可能如炸彈般引爆。

香港的「普力奪社會」已經開了頭，亨廷頓開出的藥方，是透過制度的改革，來改變社會現象。香港慘在過去討論政制改革時已激化大衝突，改制寸步難行。未來唯一出路，政府施政盡量非政治化，避免把問題激化。

盧永雄

黎智英案進入戲肉，但由於審訊曠日持久，外界的注意度下降，但近日從犯證人、律師助理陳梓華的作供非常有爆炸性，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 揭露「支爆」大計。之前作供的李宇軒由於無直接接觸黎智英，因此他間接引述黎智英或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的說話，只屬由第三方聽到的「聞說證供」(hearsay evidence)，較易受到挑戰。但陳梓華是和黎智英有直接接觸的人，曾和黎智英見面3次，包括一班人2020年年初在台北開過會，並有不少和黎智英直接溝通的電話短訊，所以他的供詞不是聞說證供，而是直接證據。

陳梓華參與的台北會議，黎智英會上提出「支爆」大計，所謂「支爆」，即是「支那爆炸」。支那是日本當年侵華時對中國的一個貶損名稱，光是名稱已經顯見其惡毒含意。而所謂「支爆」就是要令中國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崩潰，政府倒台。當日在台北會議上，其中一名與會者「攬炒巴」劉祖迪，不相信真的會做到「支爆」，但是黎智英就很有信心，指根據歷史經驗很快就會「支爆」，因為中國政府用了很多資源監控人民，例如中國明朝就是這樣。

黎智英並具體詳述「支爆」4部曲，教導與會的「攬炒團隊」說，「國際游說唔係好似你哋咁做，要有4個步驟：1. 要令外國政府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情；2. 再呼籲他們譴責及關注；3. 將外國的『枱底人』或外國政府想法帶回香港，只有這樣做香港人才會知道，外國政府冇離棄或者忽視佢哋； 4. 與『枱底人』建立關係，可影響到他們的對華政策，可以推動到制裁，甚至將來可以推翻中共。」

黎智英的「支爆」計劃，不單是一種空想，還設計了非常具體的步驟。

第二， 要做反對派大佬。從陳梓華的作供可以知道，在台北與黎智英開會期間，另一名從犯證人李宇軒不在現場，但會後陳梓華及「攬炒巴」劉祖迪與李宇軒開網上會議，向李交代黎智英建議，話要改變國際游說方向，團結不同板塊及民間力量，達到「支爆」，推動制裁，3人決定分工，由劉祖迪做精神領袖及打「議會線」、李宇軒打「國際線」，陳梓華則續聯繫「勇武派」及聯絡政治素人，並推廣「攬炒」論述，推動制裁政府措施。

黎智英做幕後大佬，出謀獻策，出錢出力，主動提出要支付流亡海外的劉祖迪生活費，並安排自己的助手Mark Simon為他們解決聯繫外國政要推動制裁中國的困難。整件事清楚見到黎智英不單是一個反政府傳媒的老闆，還是一個想推翻中共的政治行動核心策劃者，要做大佬，指點江山。

第三，     勾連外地的政府。黎智英最可疑的外地政治聯繫，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台灣，他搞《台灣蘋果日報》，和民進黨的高層關係密切，在之前的壹傳媒高層作供中可知，黎智英見過蔡英文，和蔡英文十分友好。而陳梓華等在台北的時候，黎智英又安排民進黨元老施明德和他們見面，施明德親自教授他們鬥爭方略，教他們如何長期鬥爭，以圖推翻政府。

至於美國方面，黎智英的關係更深，他的助理Mark Simon 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員，而黎智英自己就見過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內等高層，和共和黨核心人物關係密切。不過這次作供最得人驚的，是不斷提到美國的「枱底人」，黎智英並沒有和陳梓華具體交代這些美國「枱底人」到底是什麼人，但美國「枱底人」和黎智英顯然有緊密聯繫。

從犯證人的作供，全面勾勒出一幅想全面顛覆中國政權的圖畫，而黎智英就是幕後大佬，所以說黎智英案是香港黑暴案件的眾案之母，一點也不為過。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