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群眾包圍警察總部，圍困十多小時，後來雖然和平散去，但事件值得反思。在上周這場運動擴散時，我曾與一名高官談及，群眾衝擊立法會及政府總部，我話最後若撐不住，政總可能會被群眾攻入，重演台灣太陽花運動的一幕：立法院被長期佔據，行政院被攻佔一個晚上。高官苦中作樂打笑說: 政總也沒有甚麼秘密文件，攻入就被攻入吧。
但這個討論伸展到警察總部，情況就不一樣，群眾包圍警總時，大眾的注意力都在被圍困的人身上，沒有注意到警總有大量警方偵查嚴重罪案的機密資料，和具殺傷力的武器，若群眾攻入警總，機密資料難免外洩，更嚴重是武器可能被搶奪，風險之高可想而知。
在如今甚麼都可以爭辯的社會，當然有人可以說群眾是善良的，現在並未攻入警總，或說即使攻入警總，都不會奪取武器。但這種「群眾善良論」的假設，在群眾運動中很易容易失效，誰有發言權可以控制群眾運動的走向呢？黃之峰在包圍警總至晚上11時許，曾提出投票决定去留，也不是沒有人睬他嗎？
美國的政治學大師亨廷頓1968年發表的巨著《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就講到這些問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前殖民地紛紛獨立，這些殖民地沒有遵循教科書式的描述，進入穩定而高度發展的社會，很多走入無窮的混亂中。這現象引起亨廷頓的反思，他在這部著作中說，政治的不穩定性根源在於現代化，雖然現代性孕育著穩定，但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
混亂主要原因是經濟的發展、集團的分化、利益的衝突、價值觀的轉變以及民眾參與期望的提高，都遠遠超過了政治體制的承受能力，進而導致了社會紊亂。
他描述一種普力奪社會（Praetorian），一種政治參與程度高，但制度化程度低的社會，就會相當混亂。「普力奪」一詞緣於羅馬禁衛軍，當時羅馬皇帝大力培植禁衛軍，但後來禁衛軍愈來愈跋扈，侵佔皇權，成為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之一。亨廷頓借用這特性，當權力擴展至少數人，如貴族及軍人，亨廷頓將之稱為「寡頭普力奪」社會;當權力擴展至中產階級時，這種社會被稱之為「激進普力奪社會」；而當政治參與進一步擴大到廣大群眾時，就稱為「群眾普力奪社會」。
香港或已步向「群眾普力奪社會」。亨廷頓對普力奪社會有一段精彩描述，就是「在普力奪社會裡，不僅政治活動家是各路好漢，用以分配官職和決定政策的方法也五花八門。各個團體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富人行賄，學生造反，工人罷工，民眾暴動，軍人就搞政變...牧師利用佈道，教師利用講台來進行政治煽動，詩人、作家和藝術家則將他們的作品當作匕首和投槍，當作政治鬥爭的工具...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參與程度高的政治體制內，社會力量借助它們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領域裡進行活動，稱這樣的政治體制為普力奪（praetorian）是恰當的。」
香港或者未完全發展至最惡劣階段，但已有亨廷頓所形容狀況的苗頭，社會高度政治化，人人都是專家，個個有一套理論，所有人都號稱自己行為正義，用愈來愈激進的方式表達政治意見。
特區政府在修訂逃犯條例時，過份輕視條例敏感性，沒有留意修例會觸發許多香港人對內地的恐懼，解說不清晰，問題擴大時也不懂早早控制，終至爆煲。和平示威逼使政府收回條例，溫和反對者已收貨，但激進反對派未退場，所謂「不合作運動」，只要有一些觸媒，又隨時可能如炸彈般引爆。
香港的「普力奪社會」已經開了頭，亨廷頓開出的藥方，是透過制度的改革，來改變社會現象。香港慘在過去討論政制改革時已激化大衝突，改制寸步難行。未來唯一出路，政府施政盡量非政治化，避免把問題激化。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