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家反手」的決策模式

武漢大力提高防疫級別，由周五零晨開始，停止全市主要公共交通， 而機場和火車站離境通道，暫時關閉， 大幅減少了在市內和流出武漢的人流。

在農曆新年的春運期間， 在中央指示下武漢急速煞停離開武漢回鄉的人群， 這是非常大膽的決策。有朋友的即時的反應是，武漢如此誇張手法， 會惹起恐慌。我認為這樣看錯了重點。 如今的重中之重是如何遏抑新型冠狀病毒在全國散播， 其他一切考慮都屬次要。

過去，在疫症擴散的時候，決策者大多怕惹起恐慌、怕小題大做、 怕影響經濟…怕這樣怕那樣，怠慢忘身，禍災乃作。 無論是香港的反修例風波，或者是對抗新疫症的散播， 事件苖頭初起時，只是一件小事，但小事慢慢鬧大， 由小風波變成大戰爭，這是典型的溫水煮蛙的過程， 決策者頭腦轉不過來，決策者往往繼續用和平時期的手段， 去應付一場戰爭，結果永遠落後於形勢，讓危機不斷地擴散。 決策者如何可以跳出溫水，不被煮熟，並不是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

政府官僚決策往往帶有「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的特色。這個決策理論由美國政治科學學者查爾斯. 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提出。 林布隆指出很多人認為政府決策是基於理性主義， 認為政府每時每刻都會考慮各種可能因素，作出理性決策。 其實這種的想法偏離現實， 政府官員的決策並不是一個完全理性的過程， 很多時只是對以往的決策不斷補充和修正，漸進地作出一些適應。 講白一點講，就是小修小補，不會做出大動作。 原因是政府做出大動作的行為， 很容易會招致各種類型的批評和指責。

我如果是做學術研究，會提出一個「炒家反手」的決策理論。 在股市的大炒家，當他看好股市上升，會買入期指，誰知看錯了， 期指一開市便下挫，跌了200點。一般的散戶通常都「不信鏡」， 會堅持自己的觀點，會繼續看好，甚至加注做好倉去「溝淡」。 但專業大炒家遇上做好倉卻跌200點的處境，會忍痛平倉， 還會反手造淡倉。若大市進一步下跌，他們不但可以回本， 還有可能「贏突」。 

我與擅於此道的專業炒家談過，他說當大市的走勢與自己期望相反， 一開始逆走已證明是看錯了。一般的散戶只憑著個人的願望， 希望形勢逆轉， 而專業炒家則認為不理想的走勢有自己不了解的因素， 最好的做法是順勢而行，反手來做。

把這個理論套入政府決策當中，政府一般決策是按「漸進主義」 的方式行事，這種做法最少爭議。但當遇到一些特殊的情況， 當危機的苖頭持續出現時，政府見到勢色不對，就應該馬上設定「 臨界點」，一到臨界點就要改變既有決策模式，換入戰爭思維， 以前怕人罵、不敢做的事情，要馬上做，才有機會阻檔災難擴散。

作為一個期指的炒家，可以設定輸280點(大約1%)作為臨界點 ，一到臨界點就反手。作為面對修例風波的特區政府官員， 原本可以設定某種暴力程度的示威、例如掟汽油彈， 作為扭轉政策的臨界點。作為面對新型流感的內地官員， 可以把新型流感出現人傳人(證明病毒進一步變種適應人體傳播)、 或者以醫護人員受感染作為臨界點，全面提高抗疫級別。 估計中央在上周知道武漢有十多名醫護受感染，就高度介入， 指示武漢用最嚴厲的手段抗疫。

控疫手法愈嚴，能成功控制的機會愈大， 雖然現在很難說這場新型流感一定受控， 但可以說受控的機會提升了。順帶一提的是內地比較專制， 其實這有利防疫，試想如果香港要所有地鐵、巴士甚至的士也停駛， 市民一定嘈到拆天。早前特區政府因應疫情，提出修訂《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將嚴重新型傳染性呼吸系統疾病， 納入為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 本身是醫生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卻質疑沒清晰準則去判斷， 卻要將病人和家屬、同事都隔離，或影響香港的貿易或旅遊業云云。 小小事都有人大力反對，香港根本很難做到武漢那樣嚴厲。

你看澳門，特首賀一誠已決定取消所有在新春期間舉行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發燒的人不准離澳，若疫情加劇，更不排除關閉賭場。若新型流感在港擴散，特區政府有無足夠警覺性去抗疫，本地脆弱的政治環境是否可以抗疫，實在令人懷疑。港府在晚上宣佈取消西九的新春演，政府未來的行動要加快啊！

盧永雄

黎智英案進入戲肉，但由於審訊曠日持久，外界的注意度下降，但近日從犯證人、律師助理陳梓華的作供非常有爆炸性，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 揭露「支爆」大計。之前作供的李宇軒由於無直接接觸黎智英，因此他間接引述黎智英或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的說話，只屬由第三方聽到的「聞說證供」(hearsay evidence)，較易受到挑戰。但陳梓華是和黎智英有直接接觸的人，曾和黎智英見面3次，包括一班人2020年年初在台北開過會，並有不少和黎智英直接溝通的電話短訊，所以他的供詞不是聞說證供，而是直接證據。

陳梓華參與的台北會議，黎智英會上提出「支爆」大計，所謂「支爆」，即是「支那爆炸」。支那是日本當年侵華時對中國的一個貶損名稱，光是名稱已經顯見其惡毒含意。而所謂「支爆」就是要令中國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崩潰，政府倒台。當日在台北會議上，其中一名與會者「攬炒巴」劉祖迪，不相信真的會做到「支爆」，但是黎智英就很有信心，指根據歷史經驗很快就會「支爆」，因為中國政府用了很多資源監控人民，例如中國明朝就是這樣。

黎智英並具體詳述「支爆」4部曲，教導與會的「攬炒團隊」說，「國際游說唔係好似你哋咁做，要有4個步驟：1. 要令外國政府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情；2. 再呼籲他們譴責及關注；3. 將外國的『枱底人』或外國政府想法帶回香港，只有這樣做香港人才會知道，外國政府冇離棄或者忽視佢哋； 4. 與『枱底人』建立關係，可影響到他們的對華政策，可以推動到制裁，甚至將來可以推翻中共。」

黎智英的「支爆」計劃，不單是一種空想，還設計了非常具體的步驟。

第二， 要做反對派大佬。從陳梓華的作供可以知道，在台北與黎智英開會期間，另一名從犯證人李宇軒不在現場，但會後陳梓華及「攬炒巴」劉祖迪與李宇軒開網上會議，向李交代黎智英建議，話要改變國際游說方向，團結不同板塊及民間力量，達到「支爆」，推動制裁，3人決定分工，由劉祖迪做精神領袖及打「議會線」、李宇軒打「國際線」，陳梓華則續聯繫「勇武派」及聯絡政治素人，並推廣「攬炒」論述，推動制裁政府措施。

黎智英做幕後大佬，出謀獻策，出錢出力，主動提出要支付流亡海外的劉祖迪生活費，並安排自己的助手Mark Simon為他們解決聯繫外國政要推動制裁中國的困難。整件事清楚見到黎智英不單是一個反政府傳媒的老闆，還是一個想推翻中共的政治行動核心策劃者，要做大佬，指點江山。

第三，     勾連外地的政府。黎智英最可疑的外地政治聯繫，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台灣，他搞《台灣蘋果日報》，和民進黨的高層關係密切，在之前的壹傳媒高層作供中可知，黎智英見過蔡英文，和蔡英文十分友好。而陳梓華等在台北的時候，黎智英又安排民進黨元老施明德和他們見面，施明德親自教授他們鬥爭方略，教他們如何長期鬥爭，以圖推翻政府。

至於美國方面，黎智英的關係更深，他的助理Mark Simon 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員，而黎智英自己就見過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內等高層，和共和黨核心人物關係密切。不過這次作供最得人驚的，是不斷提到美國的「枱底人」，黎智英並沒有和陳梓華具體交代這些美國「枱底人」到底是什麼人，但美國「枱底人」和黎智英顯然有緊密聯繫。

從犯證人的作供，全面勾勒出一幅想全面顛覆中國政權的圖畫，而黎智英就是幕後大佬，所以說黎智英案是香港黑暴案件的眾案之母，一點也不為過。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