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香港回歸以來4任的特首，會發現一個梅花間竹的有趣現象。第1任特首比較重視一國，後來腳痛落台了；第2任特首強調兩制，他做了兩屆做到任滿離職；第3任特首異軍突起當選，又再強調一國，但做了一屆又落台了；第4任特首又再強調兩制。
香港幾任特首對一國或兩制側重的微妙不同，背後反映了非常嚴重的政治角力。特首人選就像鐘擺一樣，左右搖蕩。造成這種搖蕩，是不同勢力的角力所致，也和英國人撤退的佈局有關。
英國人管治香港超過100年，從未有給香港人什麼民主，就在回歸前的17年，卻開始啟動香港的民主進程，由區議會選舉起步，逐步將香港的政制開放，就像打開了香港的「潘多拉寶盒」，把失控的精靈，全部釋放出來。
回歸後，特首變成由選舉產生，英國人並沒有隨著主權移交，把香港的政治權柄轉移給中國。阿爺亦甚為大方，任由香港自把自為。結果，所謂重視「兩制」的聲音越演越烈，在首腦人物身上顯現的是溫和版；在政治領域顯現的是激進版；而在街頭顯現的是暴亂版。或是被逼認同，或是主動擁抱，背後是一以貫之的抗中思想。這種思想將中央視為香港政治上最大的敵人，在意識形態上將中國的體制，低貶到一錢不值，認為中國所有的東西，都是卑下而且邪惡的。
這好像一個平衡宇宙，中國的經濟越來越成功，在國際上越來越多國家向中國靠攏(西方大國除外)。但香港卻越來越多人吹捧和中國分離的兩制，仿佛越能夠和中央對抗，越能保有香港一制的特色。
香港的一制真的應該這樣嗎？香港制度的特色真的是以政治開放程度或是抗中水平來界定嗎？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中，若出現高度抗中的香港一制，會否和「一國」產生不能彌合的矛盾？
香港人，香港的來屆特首，應該對「兩制」有正確的理解。
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1990年制定《基本法》，那時香港沒有多少民主開放。《基本法》第5條清楚說明，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
香港一制的核心特色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並不是「民主開放」。所以那些以為香港要事事和阿爺劃清界線、甚至要民主抗共才是兩制的想法，只是對兩制的曲解。
阿爺完善香港的政制，包括擴大改組產生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目的就是要結束外力左右特首人選，結束上述特首人選的鐘擺。中央主持大局，未來不應再出現錯誤理解「兩制」的特首。管治班子不應該將香港要保持的一制，曲解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甚至將之歪曲成香港要有最多的抗中元素，才是「真正」的兩制。正確的方向是，香港保持的兩制，應要回歸《基本法》所指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不再是被完全扭曲了的政治性的抗中制度。
香港要認真探究過去令香港賴以成功的資本主義特色，令一個小漁港變成國際大都會，可以總結出兩點：
一、自由而且低稅的經濟制度。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入口貨物基本不徵稅。世界各地對入口貨物都要徵稅，而香港卻免稅，便成為轉運貨物最佳的地方，令到香港的轉口貿易可以做很大。另外，香港的稅制簡單，沒有增值稅，只有16.5%的公司利得稅。一些外資金融公司把總部設在香港，做高頻交易，看中香港原因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公司和個人的稅率既簡單而且很低。未來香港仍要保留甚至發揮這個特色。
二、勤奮、拼博、創新精神。香港從70年代的廉價勞工製造中心，逐步發展成國際城市，香港人除了勤奮、拼博外，無論是在貿易、金融以至很多服務業領域上，都做出很多創新。未來也應該聚焦於拼博與創新。那些否定「中環價值」的理念，那些推動廢青思維的流行文化，那些把大學吹噓為暴徒訓練基地的歪理，是從最核心處破壞香港這個資本主義一制的價值，必須全面抵制，否則香港只會倒退。
回歸後香港再附加一個優勢，就是背靠經濟快速增長的祖國。
香港要選未來的特首，是以條件定人，而非以人定條件。不是只有這一兩個人選，將就一點選一個吧。要選對「一國」有感情有認識的人，要選對「兩制」有正確理解的人，不盲從西方的價值，帶領香港走出自己的路。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