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慧敏：多措並舉推動器官捐贈及跨境互助機制

衛生署昨日（5月28日）宣佈市民可在「智方便」查閱自己是否在「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下稱「中央名冊」）。筆者樂見政府採納其意見結合「智方便」推出優化措施。

除了「智方便」推出器官捐贈的查閲功能外，筆者於5月25日立法會大會「落實與內地的器官移植合作」議案發言中提出以下三點建議供當局進一步考慮：

一、建立「智方便」個人儲存庫

本港的器官捐贈目前有「器官捐贈證」和「中央名冊」兩種。兩者並未合併，而「器官捐贈證」的數目局方無法掌握。因此政府亦建議已簽署「器官捐贈證」的市民於「中央名冊」登記，以便有效地確認市民捐贈器官的意願及作出相應的安排。

筆者建議當局趁「智方便」升級，建立安全可靠的儲存庫，供市民以加密儲存方式，存放重要文件，例如「器官捐贈證」、「醫療預設指示」、「平安紙」等，同時將「中央名冊」併入「智方便」。由於須登入個人帳戶，亦可避免近日所發生的「未登記而取消」或「重複取消登記」等怪現象。

二、研究立法尊重捐贈者個人意願及指示

根據衛生署的網站，捐贈者必須隨身攜帶「器官捐贈證」和向家人告知捐贈器官的意願。理由正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所言，不論是「器官捐贈證」或「中央名冊」，都沒有法律約束力，即使捐贈者已簽署「器官捐贈證」或在「中央名冊」上登記，捐贈者的家人亦可以在捐贈者身故後反對，導致捐贈者的意願無法實現。

不少人認爲除了照顧家屬的情感需要，更要尊重捐贈者的個人意願。因此筆者建議當局就器官捐贈研究立法或其他方式，例如可採用「智方便」内「中央名冊」的預設器官捐贈指示條款，使其具有法律效力，令捐贈者的意願得到尊重，讓其指示獲得實施。

三、加強解説真消息：優先保障本地需要

筆者留意到有市民關注跨境器官移植互助機制（下稱「互助機制」）會否影響本港病人權益，因此，筆者建議政府除了打擊「假消息」之外，亦應該多加解説「真消息」。當局於5月22日就互助機制已作出闡釋，提到現時考慮設立「第二層互助分配機制」(second-tier mutual assistance allocation mechanism），即當兩地任何一方有器官捐出，在本地沒有合適病人的情況下，無法於本地制度下配對，才會啓動機制作器官跨境捐贈配對。

換句話説，這正正體現了「優先保障本地人士需要」。政府同醫學界應多加宣傳解說，考慮用更通俗的言語，例如「本地優先分配」原則，令市民更好理解及接受；或者用實例來説明，例如首宗來自内地的器官移植，是經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配對後，確認該心臟在內地沒有合適的受贈者後，才將心臟捐贈予香港女嬰。

落實跨境器官移植合作意義重大

去年底，本港完成首宗來自内地的器官移植手術，為一名患有「急性心衰竭」的女嬰移植心臟，為這個家庭帶來了重生的希望。這次成功「換心」為兩地器官移植合作打開了一扇門。筆者肯定和支持政府當局值此成功經驗，探討與內地建立恆常互助機制。

雖然現代醫學越來越發達，但對某些器官衰竭病者來說，器官移植依然是延續生命的唯一希望。根據醫管局截至今年3月底的數據，本港有近3000人正輪候器官移植，其中以輪候腎臟移植人數最多，而遺體及活體捐贈人數則三數十人。每年有數以千計的病人苦苦等候各類器官移植，而礙於捐贈器官的來源供應有限，成功匹配的機會微乎其微，有不少病人會因為等不及適合的器官而不幸離世。

理論上，器官移植的來源越多，就越容易找到合適的器官配對。現時「中央名冊」有約357,000人登記，成功捐贈每年只有數十個，而內地「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的志願登記人數截至5月23日有超過6,253,000人，捐贈數居世界第二。如果兩地建立互助機制，成功配對的機率將會大大增加，可以幫到更多正迫切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者。

雖然香港法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465章）及其附屬法例，一直容許按個案需要，規管個別跨境器官輸入和移植，但由於未有互助機制，每次出現有關個案，都須由「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按情況審批。審批過程需時，而器官移植有其黃金時間，如果錯過，可能導致器官質素下降，以至不適合進行移植。每一次機會對於病患來説，都是救命的關鍵，本著「生命至上」的原則，實在有必要建立互助機制。

器官捐贈是「大愛」的表現，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醫學界需要充分解説互助機制的「本地優先」原則和優點，鼓勵「利他奉獻」精神。筆者相信，香港始終是一個關愛共融的社會，合適的器官捐贈等同給予患者重生的機會，無論有需要的是什麽人，都是寶貴的生命。筆者希望社會勿忘器官捐贈的初衷，發揮大愛精神，支持器官捐贈和互助機制。

作者：簡慧敏（香港立法會議員、中國銀行（香港）總法律顧問、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港區特邀代表、深圳市政協委員）

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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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 芒/ 時事評論員

近日，有消息稱美資大行摩根士丹利，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大摩，計畫縮減亞太區地區業務，短期內將裁減約50個投行職位，內地與香港佔當中8成。有西方媒體指內地和香港成為「重災區」是因香港市場低迷、交易活動疲軟所致，更有甚者借機抹黑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等。事實真是這樣嗎？要「吃瓜」還是先順藤摸清這「瓜」從何而來吧。

裁員是金融機構優化成本結構、加強業務佈局應對市場變化的常見手段，本不值得大驚小怪。按華爾街慣例，各大投行通常會在發放年終獎金前裁掉1%—5%他們認為表現最差的員工，但在新冠疫情期間，受惠於美聯儲的政策調整，在實體經濟遭遇滅頂之災的時期，各大投行反而賺得盆滿缽滿，紛紛一改裁員慣例「招兵買馬」擴充人手。但疫情過後，隨著美聯儲開啟瘋狂加息週期，受高利率以及通脹飆升等因素影響，華爾街的交易熱潮消退，金融巨頭們不得不重新考慮裁員以節省開支。大摩於2022年12月第一次決定裁員約1600人，2023年5月該行爆出計畫再裁員約3000人。當時網上還有戲言大摩喜提「半年二次裁員」的稱號。大規模裁員的銀行當然不會只有大摩一家。據報導，2023年全球銀行裁減了6萬多個崗位以應對美聯儲加息的速度。「裁員減薪反映美國金融業景氣度欠佳，華爾街頂級投行已感受到寒意」「不少大型機構祭出裁員『殺手鐧』，以此降本增效」是當時大多媒體報導的基調。明明是美國金融業的「感冒」，卻想讓內地和香港「吃藥」背鍋，荒謬邏輯背後是何居心？

假像在清楚的事實和具體的資料面前往往一戳即破。自新冠疫情後，大摩裁員約計4000人，在這一「大盤子」中，內地和香港地區約40人左右，僅佔百分之一。忽視這一重要背景，片面突出大摩裁員「內地和香港佔亞太地區80%」顯然是在使用以偏概全的「障眼法」。施術者妄圖借此混淆視線，迷惑大眾誤認為這是大摩對內地和香港經濟形勢的判斷，事實卻正好相反。大摩在4月11日發佈報告，將中國2024年經濟增長預期從4.2%上調至4.8%。這一調整基於中國出口量的強勁表現和增長速度，並預計中國政府對供應鏈升級的日益關注也將推動製造業的資本支出再增加。事實上，中國一季度GDP同比增長5.3%，高於預期，證明瞭包括大摩在內的金融機構的樂觀預測。也就是說，儘管在裁員，但大摩在中國的業務佈局仍在穩步推進。其實不光大摩，包括高盛、花旗、德銀等在內的至少8家外資投行在一季度上調對中國經濟增長預估值，充分反映出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

香港作為連接中國內地和全球的樞紐，最有底氣唱響經濟「光明論」，這豈是拿「投行裁員」說事可以詆毀的？去年IMF代表團實地考察香港，讚揚香港特區政府在推動經濟增長和維持金融穩定上所做的工作，在評估報告中肯定了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認可香港穩健的金融體系、成熟的制度框架，還有充裕的資本和流動性緩衝，對金融業規管水準評價甚高，聯繫匯率制度也運作暢順。今年來，第十七屆亞洲金融論壇、囊括多項國際頂級峰會及展覽活動的「金融盛事周」等大型金融活動在香港接連舉辦。在國家支持下，「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正在進一步發揮，香港的經濟前景機遇無限。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滙豐首屆全球投資峰會也會選擇在港舉辦，正如其集團主席杜嘉祺在致辭中所指出，中國經濟正在轉型成為更多元化、更可持續增長的模式，可以為全球經濟作出貢獻，相信香港將會繼續作為全球主要國際金融中心，隨著內地經濟的增長及對外開放程度的深化起到更為關鍵的作用。

大摩裁員引發的負面聲音，不過是某些自作聰明的西方媒體在唱衰香港「命題作文」下又一次玩弄捕風捉影的把戲罷了。香港社會需撥清迷霧，看清事實，切不可妄自菲薄，被帶偏了節奏，自損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