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特首超哥兩份《施政報告》，逐漸掌握他的「波路」，其中一個策略特別明顯，就是抓準市民感到最「痛」之處，派猛將調重兵快速「攻堅」，實實在在取得兩三個見得到的戰果，市民便會feel good，對政府「大隻講」的觀感亦可慢慢消除。在各項政策中，谷公屋、滅劏房之戰，就是用這打法的突出例子。
特首超哥採取重點快速「攻堅」戰略，突出例子是谷公屋、滅劏房，務求盡快贏得實質戰果，消除政府「大隻講」的觀感。
以往輪公屋條隊越來越長，是社會一大「痛點」，超哥上任後，已知道縮短輪候時間是必須做的事，所以叫有關官員發晒力覓地增建公屋，但造地建屋需時，以十年計，將「頭輕尾重」，前五年的供應量不夠，難讓輪候者加快上樓，許多劏房戶仍要苦等。
為了找到近水盡快救近火，超哥與有關官員大膽出一招「簡約公屋」，用最短時間快速興建3萬個單位，有了這張牌，頭5年的公營房屋供應總量，就可達到17.2萬個，輪候時間有機會由5.3年減到約4年，比起過往的6年，改善十分明顯。
簡約公屋計劃公布後，批評和阻力都不少，但政府官員奮力「攻堅」，領軍的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和房屋局局長何永賢，都瞓晒身打這場仗，而其他高官隊友亦幫拖力撐。
我很記得，當時有啟德私樓業主群起反對在區內偏僻地建「簡屋」，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在社媒發聲批評，黃偉綸隨即接力開火，齊為「簡屋」護航，何永賢則絞盡腦汁運用新技術，以加快興建時間，計劃終於順利推展。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上圖)和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下圖)，拍檔打「簡約公屋」一仗之外，再合力攻劏房問題。
這場攻堅戰開始見到成果，根據《施政報告》，未來10年可興建約41萬個公營房屋單位，而需求量估計為30.8萬個單位，可說超額完成，輪候公屋的時間自然可大幅縮短，換言之，劏房戶「脫苦海」將指日可待。
不過，劏房仍然是一個複雜的老大難問題，要消滅劏房，是另一場「攻堅戰」。超哥在《施政報告》提出成立一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由黃偉綸任組長，副組長是何永賢，與推動「簡屋」是同一班底。他倆一個是副司長，一個是局長，如依政府過去做法，由一個部門的首長級官員上陣，已相當高 level，可見超哥當是一場大仗來打。
如此打法並非首例，去年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掛帥搞全港清潔運動，走勻城中橫巷，動員多個部門日清夜清，市民見到黑點重見天日，都感到今次不是七日鮮，政府是來真的。
超哥派猛將調重兵「功堅」，不單是谷公屋、滅劏房，在其他幾個重點政策，都運用這戰略。方法用得對，解決大難題就有望了。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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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問，香港是否已失去自由、秩序「大晒」？我會叫他們認真看看美國校方、政府和警察最近如何對待學生和平示威，特別是大學管理層的鐵腕高壓政策，其殺氣騰騰，令人想像不到會在美國發生，這比起當年香港大專校方對待鬧事學生的「仁慈」，是大棒子與胡蘿蔔之別，而這也留下了日後秩序崩潰的禍根。
今次美國大學生高舉支持巴勒斯坦人旗幟，行動迅速擴散至全國多間大學，聲勢愈來愈浩大，而「震央」所在的哥倫比亞大學，火勢仍然猛烈，警方雖數番清場，學生仍不肯撤離。
據今日(周二)最新消息，曾召警進校驅走學生的哥大校長沙菲克，於早上發聲明，說學校管理層與學生代表多次談判，但告失敗，未能說服示威者撤離。因此，校方已向學生發出「最後通牒」，如果在下午2時前不清空示威場地，並簽署遵守大學規則的承諾書，將面臨暫時停學。這的確是威懾力甚大的「撤手鐧」，示威學生不僅要停學，還完成不了這學期的學業，影響很大。
哥倫比亞大學校方今天向示威學生「加辣」施壓，促其撤離，否則予以停學處分。
哥大校方今次不但重手「加辣」，對學生施以停學的重罰，圖令他們在壓力下屈服，並且在談判時，對學生的訴求擺出強硬立場，表明不會放棄與以色列軍事支援有關的資產。
由這點可看到，哥大不會為了平息示威，而逆猶太金主之意，可以犧牲部分學生，但背後的水喉萬萬不能斷，而且校方在龐大的商業和政治勢力虎視下，絕不能容許校園內有「反以色列」的自由。面對這情況，現實利益自然凌駕於人權自由之上了。
不過示威學生對這要求「硬過鋼」，不肯作絲毫退讓，最後必不惜一切硬撼，而輸的一定是學生。美國囗囗聲聲是「民主」國家，但在權力遊戲的規則中，恰恰沒有「民主」這一條。
至於其他名牌大學，校方出手之「辣」，也不遑多讓，例如耶魯大學有超過40名學生被捕，其中一些是應屆畢業生，他們說可能拿不到畢業證書，申請入哥大研究院也可能受影響。另一間名校康內爾大學也聲稱，已對示威學生發出「第一批即時停學通知書」。
美國大學校方紛紛出重手平亂，令我憶起香港的大學校園當年長出「動亂」苖頭時，校方話事人或因與學生同一思維，或怕惹來內外攻擊，被迫採取過度「仁慈」的懷柔政策，不敢與鬧事學生對撼，以至激進行為如「病毒」擴散，最後全面失控。
曾處理過保安事務的一位朋友同我講，今次美國警察迅速進入校園驅逐學生，當年香港警察若這樣做，面對很大困難。他說，根據法律，如大學校園內有人違法，警察絕對有權入去執法，不過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大學校方多不願要求警察進入，而警方惟有尊重校方的考慮，盡可能自我約制。這情況造成一個觀感，以為警察不可踏足校園一步，其實完全是錯覺，卻令警方執法遇到更多阻礙。
我與這位朋友不約而同想到一個例子：「佔中」後一年的2015年7月，香港大學校委會討論委任副校長問題，當時大學內外的激進人士想推法學院教授陳文敏上這個位，但校委會不少人有保留，結果當晚有近200人湧入港大包圍會埸，埸面火爆。警方雖派了警員到校園外應變，但因校方沒要求他們入內維持秩序，只能一直守候。
其後校務會內的學生代表馮敬恩，藉囗去厠所，打開會場大門，讓示威人士闖入，所有委員遂成為「人質」，情況一片混亂，有委員被要求下跪認錯，亦有委員不適，被抬上救護車，竟被示威者粗暴攔阻。
由於校委人身安全受威脅，警察才進入校內，企圖控制場面，並保護委員離開。即使當時警方有必要入校，事後仍受到校內外一些人和團體強烈譴責。
2015年港大校委會遭激進人士衝擊，但校長不願召警入校園維持秩序，結果大亂。
更離譜的是，時任港大校長的馬斐森，竟於第二日向港大全體師生發出電郵，對當晚警方進入校園表示遺憾。當時是校委成員的盧寵茂醫生，在事發時和事後，都認為校方應該報警，與校長的態度截然不同。
在大專界，這並非單一事件，校方普遍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盡量不出手遏制激進分子鬧事，更遑論召警平亂了，寬容政策令這類學生越玩越癲，到最後，校園成為「三不管」的動亂基地，被搞到稀巴爛。
美國大學校方今次出鐵腕維持校園秩序，當年香港校園大亂時，強烈反對校方撥亂反正、警方介入的人士，對此又會有何感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