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界記者」背後水喉竟與IPAC相同 獲台灣「獨派」寵愛關係曖昧

老叔父教落，出來行走江湖，最緊要識「充」。所以近日有人「充」王子，差點就成功搭棚，而今日有幾名代表被政府拒入境的「無國界記者」，多年來「充」記者組織，其實是政治搞手，但因裝扮得好，信的人不少。有行家朋友翻查它的底細，發現其背後水喉，竟與涉及黎智英案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部分相同；此外，它一直受到民進黨政府暗捧，關係曖昧，說它冇政治意圖，真係搵鬼信。

「無國界記者」的代表今天來港旁聽黎智英案，被當局拒入境。該組織背景複雜，其背後水喉竟與「對華政策跨議會聯盟」(IPAC)相近，政治意圖十分明顯。

「無國界記者」成立於1985年，總部設於巴黎，雖掛着「記者組織」羊頭，但其真正性質與目的為何，一直引起外界疑惑。英國《衛報》就曾報道，它在美國國務院的「派水」名單上出現，也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直指，它間接接受中情局的資助，充當「打手」。

面對各方質疑，「無國界記者」終於承認，確曾收取「美國民主基金會」(NED)和「自由古巴中心」的錢，兩者背後都有中情局的影子。

除了這兩條水喉，它也在網頁上透露了另一位贊助者，就是金融大鱷索羅斯旗下的「索羅斯基金會」。索羅斯以強烈反共見稱，除了上述基金，他還持有「開放社會基金會」，多年來利用這兩條水喉介入一些國家內政，推動「顏色革命」。

行家朋友赫然發現，上述水喉竟與涉及黎智英案的IPAC 頗為相近。近日李宇軒在庭上爆料，英國「鷹派」政客施志安於2020年6月成立IPAC，目標是促使西方國家政府聯手對付中國，避免「中共在全球擴大影響力」，當時這組織向李宇軒的「重光團隊」招手，齊齊出擊。IPAC背後3大水源，正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開放社會基金會」，以及台灣外交部主管的「台灣民主基金會」。

「無國界記者」背後金主與IPAC相近，兩者自然屬同一貨色，只是所披外衣花款不同而已，最後肩負的政治任務亦都一樣。

行家朋友指，「無國界記者」與台灣民進黨政府的關係，尤其值得注意。他翻查資料，早於2007年時，台灣時任總統陳水扁就親自向它頒發「亞洲民主人權獎」，致詞時對它大肆吹捧；自此之後，台灣在它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榜」就快速上升。

到了2017年，它更將亞洲總部由香港轉移到台北，並於同年派代表團赴台，更獲總統蔡英文親自接見，給足面子。

該組織與台灣民進黨關係曖昧，早在2007年，時任總統陳水扁就曾頒予「亞洲民主人權獎」，10年後蔡英文亦接見其訪台團，極盡吹捧。

它當然亦投桃報李，大讚台灣是「世界民主典範」，相當之肉麻；而台灣在「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榜」的排名，亦高處未算高，達到第38位，居亞洲首位，究竟是如何計出來的，就天曉得了。

台灣官方「民主基金會」有否泵水給它，仍是個謎，檯面只見過一筆，就是外交部曾捐過50萬美元，資助它在烏克蘭設立「媒體自由中心」。但即使台灣官方通過其他途徑過水，外界亦很難發現。

它一面捧台灣，另一面就狂踩香港。2022年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榜」，香港排名竟由80位插水暴跌至148位；去年則微升至140位，僅高於索馬里。但其計分方法不清不楚，純屬黑箱作業，明顯是戴着政治「有色眼鏡」打分，以達到踩低香港的目的。

只要揭開它的「新聞」外衣，看清楚其「政治」原形，上述荒謬排名，不過是一場拙劣政治把戲而已，不用太認真。

至於它的代表來港旁聽黎智英案，同樣是惡意搞局，政治意圖明顯不過，當局拒絕他們入境，做法完全正確！

時人物語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黎智英案各被告求情進入第2天，《蘋果》兩重臣、社長張劍虹和副社長陳沛敏，先後由代表律師向法官求情，當中提及他們當年工作的境況，以及如何硬着頭皮執行下達的死命令，雖曾斗膽勸諫，卻多數徒然，最後被拖上違法路，道出了幫黎智英打工的悲哀。他們在審訊作供時，曾訴說過不少「失去自由意志」的事例，陳沛敏今日求情時亦披露曾想過離職，只因身患重病，需支付醫療費，無奈留低，對自己當時不堅守傳媒原則抗命，深感懊悔。

張劍虹是黎智英手下頭號大將，他2005年曾「跳船」離開《蘋果》，5年後又再「上船」，晉升至《蘋果》社長和行政總裁，但在反修例動亂期間，他成為了黎老闆的「執行工具」，只能按其指令行事。張劍虹的代表律師昨天求情時透露，當時黎智英欲邀請美國前陸軍副參謀長基恩上其訪談節目，張劍虹提黎老闆「會唔會好敏感」，想加以勸阻，但對方不聽。到《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他也嘗試說服黎和其他同事，不要再做違法的事。從過往庭上的證供可見，張雖然數度力諫，結果黎仍繼續其活動，只是稍為改變方式。

辯方律師指，張劍虹想減低罪行造成的破壞，但他不是「主腦」，沒有控制權，雖任行政總裁，實際權力卻有限，只能聽從「主腦」指示去做，惟有盡力減少報道的影響。

張劍虹的代表律師求情時說，張雖然是《蘋果》行政總裁，卻沒有實際權力，只能依「主腦」指示行事，即使反對也沒用。

其實張劍虹在審訊作供時，也曾訴說過「身不由己」的苦況，例如他坦言自己是「工具」，黎老闆經常下達编採命令，然後一錘定音，很難拒絕，只有在沒有指示時，才有「編輯自主」。例如每次開「飯盒會」，黎智英多數會提出自己的政治取態，叫各人按其方向運作。

張劍虹也曾在庭上指，《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約1個月，他和陳沛敏都擔心繼續下去會有違法風險，曾反對黎智英一些做法，但對方一意孤行，沒有接受他們的意見。

《蘋果》副社長陳沛敏也有相同處境，其代表律師今日求情時便指，當時黎智英提出用《蘋果》發動市民「一人一信」，呼籲特朗普出手，她表示過反對，但黎智英堅持行動繼續。

陳沛敏在庭上作供時披露，黎老闆還叫她擬出一份「Shit list」，列出制裁特區官員和政治人物的名單，把她拖進編採以外的政治行動。

陳沛敏的代表律師今日求情時又指，她試過阻止在《蘋果》刊登一些具爭議性文章，也考慮及早辭職，離開《蘋果》，但因當時患了重病，需支付治療費用，且有經濟困難，要工作維持生計，惟有繼續做下去。

陳沛敏求情表示，對自己未能堅守傳媒原則，感到十分後悔。她當時已想辭職離開《蘋果》，但因醫重要病要錢，無奈留低。

她在求情信中訴說，自己本應堅守傳媒原則，卻未能「企硬」，感到十分後悔。

張劍虹和陳沛敏在求情中，盡訴在黎老闆大石壓死蟹下，身不由己、沒法緊守原則的悲哀，而最後更被拖上違法之路，成為階下囚。難怪兩人不單止認罪，還擔任從犯證人，指證黎老闆的罪行，可說是他們屈從多年後的最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