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另一種反對派發消費券的主流聲音，則可以歸納為「庫房乾涸論」。持有相關意見人士都是以相對宏觀的角度，分析特區政府財政的承受能力，認為政府應該審慎理財，善用儲備。他們又認為過去數年政府已經因應社會暴亂及疫情等促使經濟下行的因素而花費數千億公帑以刺激經濟，加上預期未來人口老化問題令政府開支壓力加劇，擔心香港在不久的將來出現結構性財赤的問題，因而不支持任何力度較大的財政支援措施，如派發消費券。

筆者同意特區政府應該遵守《基本法》107條的規定，「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然而，以上條文只是指導性的理財方針，而不是讓人墨守成規的教條，只要長遠而言特區政府以理性的態度控制收入與開支，在經濟向好時積極累積盈餘，在經濟衰退時善用儲備振興經濟，讓社會始終保持合理的發展速度，才算是可取的財政管理思維。無疑，香港的儲備已經跌至近年新低，僅足應付政府約11個月的開支，不過，環顧全球的情況，香港的財政儲備仍然處於穩健的水平，足以讓絕大部分的政府黯然失色。如果認為動用數百億公帑派發消費券便會構成長遠的財政負擔，恐怕是杞人憂天。

消費券應發揮更大社會效益 宜參照星洲做法

當然，筆者支持第三度派發消費券，不等於支持政府按照以往的方式及條款派發。筆者與「庫房乾涸論」的人士一樣，都是高度重視政府財政的穩健程度，希望公共資源的投放能夠惠及有經濟需要市民的同時，產生最大的社會效益。因此，社會的焦點，不應該放在應否派發消費券的討論上，而是如何提升消費券在促進社會價值的能力之上。

首先，消費券的用途應該有所擴充。除了鼓勵消費之外，亦應該容許使用部分金額以支付日常基本開支，如水電煤費、公營房屋租金等，以解決基層市民的燃眉之急。當然，有人會認為，容許消費券支付日常必要開支有失計劃原意，等於變相「派錢」，但是，這種做法其實較直按派發現金有兩個明顯的好處，就是避免市民儲蓄現金及造成資金外流，使重要的公帑資源未能達到社會流轉以推動經濟的目標。事實上，筆者預期除了部分經濟困難人士及小量消費意欲較低的市民之外，大部分港人都會將消費券用於購物、吃喝、玩樂之上，因此，有關建議實在有助平衡促進消費市道的目的與顧及基層市民經濟壓力。

其次，當局應該考慮參考新加坡的做法，為消費券設定指定用途。疫情以來，新加坡政府為了挽救當地經濟，先後推出兩款消費券，一款是「觀光消費券」，另一款為「鄰里消費券」。所謂「觀光消費券」，就是向合資格的國民提供100元坡幣的資助（約570元港幣），鼓勵他們遊覽國內不同的旅遊景點及入住酒店，以扭轉當地的旅遊、酒店、餐飲、零售等業務的頹勢。近年，因應國家的「十四五規劃」方針，銳意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早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該推出「文化券」及「康樂券」，鼓勵市民參與本地的藝術、文化或康樂活動，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特區政府不妨參考相關意見，指定部分金額作文化藝術或康樂運動的用途，以達到改善市道的同時，亦可以投放資源支持新興產業。

同時，政府除了指定消費券的用途外，亦應該規管消費券的流動去向。新加坡的另一款消費券「鄰里消費券」，就是向國內合資格的家庭提供300坡元（即約1700港元）的資助，當中規定其中150坡元必須在領取家庭附近的非連鎖店舖或小販進行消費，讓中、小型企業及個體戶也可以分享公共資源帶來的好處。根據嶺南大學在2021年針對消費券用家行為模式的研究，發現大多數市民都將消費券用於餐飲、日常用品、食物及電子產品之上，而這些商品或服務都存在連鎖經營甚至超巨型企業的寡頭壟斷，意味著消費券的得益有可能盡在少數財雄勢大的集團手上，有失計劃刺激整體市道、使整體經濟情況盡快止跌回升的原意。因此，新加坡的經驗實在值得香港借鑑，以規管消費券部分金額的使用範圍讓小商戶、小市民利益均霑，收窄貧富差距及真正加快經濟復甦。

最後，當局應該考慮為消費券設定「無償轉讓」機制，以民間力量推動公共資源再分配。新加坡的「鄰里消費券」雖然沒有訂明或鼓勵任何家庭免費轉讓資助，但政府的官方網站上就表明領取資助的家庭可以將用作收取款項的二維碼轉交給其他人士或機構，讓其他家庭代為領取有關金額，從而令民間可以分享公共資源予有經濟困難的人士。現時，香港的消費券則沒有明確的轉讓制度，消費券的金額不可以直接轉移至另一人的帳戶之中。但是，正如某位議員指出，月入5萬以上的市民其實無須政府的額外援助，因而不應獲發消費券。假如政府容許市民轉讓消費券，讓中產人士將資源分享給草根市民，一方面有助社會發揚關愛互助的精神，另一方面亦可以以「按需分配」的原則善用公共資源，讓有經濟困難的市民獲得更多支援。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出席慶祝回歸活動時對香港管治班子表達「四點希望」，其中一點就是「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秉承國家領導人的理念，理解及體恤市民的苦況，在即將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為廣大市民帶來一點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