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政府宣布更多關於興建簡約公屋的細節，包括增加市區的選址，例如啟德、柴灣等地方。雖然不少市民都認為有關計劃有助提升簡約公屋的吸引力，加快輪候公屋市民入住公營房屋，但是亦有部分市民，特別是新選址鄰近社區的居民則極力反對，甚至一度打算舉辦遊行要求政府撤回方案，為政府落實簡約公屋帶來了變數。
這些反對聲音主要來自啟德的私人住宅居民，他們認為花費鉅額購入單位，是看中該區的發展潛力和周邊配套。政府一直銳意打造啟德成為香港重要的商業及旅遊核心地帶，使當區的單位具備升值潛力。假如政府利用啟德的閒置土地作簡約公屋的發展用途，居民擔心當區的商業價值及原定發展計劃將會受到影響，亦會增加交通及其他社區設施的負荷，從而打擊樓價，對業主造成不公。
樓價高低視乎多方因素 難言簡約公屋的影響
筆者絕對能夠理解業主們的心情，當個人利益受損，公開表達意願乃是人之常情。可是，捍衛個人利益不等於訴求就是合理。首先，政府並沒有責任確保任何私人住宅的買家必然可以保值或升值。政府賣出土地讓發展商興建及出售樓宇的目的，是讓有經濟能力的市民有更多樂業安居的選擇，而不是讓業主將房屋當作生財的工具，永遠維持私人住屋市場只升不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私人房屋作為一種商品，在正常情況下，價格應由市場而不是由政府決定。因此，政府不可能亦沒有責任保證每一個業主都必定可以從物業買賣中獲得好處，更加不應作為制定全盤民生政策時的主要考慮因素。
退一步來說，如果業主認為政府的政策與其單位的價值有關，並要求政府為其損失承擔責任，那麼，當政府規劃啟德作為未來香港的發展重心，不斷增加周邊的基建及設施，如港鐵站、運動場、郵輪碼頭等，使當區的物業價值水漲船高之時，業主們可曾想過與政府分享物業升值帶來的收益？可有大聲高呼答謝政府完善的規劃和建設？當政府推出有利業主的方案時就視為理所當然，到政府作出不利業主的決策時則大力反對，這種心態無異於輸打贏要，諉過於人。
事實上，足以左右樓價高低的因素五花八門，宏觀如全球經濟狀況、利率、股票債券市場潛在收益、香港的單位落成量及供應量，微觀如社區的可達度、周邊設施是否齊全新穎、有否大型商場進駐、甚至屋苑的樓齡、間隔、用料、管理等等，都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以去年為例，香港的各類私人住宅單位售價指數自2003年以來首次下跌，從2021年的392.7下降至369.7，正是因為俄烏戰爭爆發造成全球能源及原料價格上漲，引發西方社會陷入大幅通脹的危機，逼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紛紛加息，使樓價在炒賣活動受到壓抑下稍為回落。
因此，既然樓價是受到一籃子因素拉扯下才會有所變動，我們難以斷言興建簡約公屋一定會造成啟德一帶的私樓價格下跌。再者，香港祟尚自由市場，鼓勵海外資金進出香港，又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基礎設施、良好的營商環境、背靠祖國和聯通世界的優勢等等，只要社會保持穩定及有序發展，長遠而言香港的樓價只會一路向好。換言之，啟德的私人屋苑仍然很有可能升值或至少保值，業主根本無需過慮自身利益會因為簡約公屋而受損。
拖延計劃社會成本更大 既得利益者應以大局為重
其實，社會已經面對房屋短缺問題多年，造成超過22萬名市民長期居住在劏房、籠屋等不適切居所。除了環境、設施和公共空間有欠衛生及齊全之外，許多家庭更加因為租金以及其他開支如電費、水費等過於昂貴而導致生活十分拮据。這些家庭的子女亦因為居住空間狹小而難以溫習功課，以及因為家庭財政壓力而未能報讀興趣班或補習班，以致學業成績往往較為遜色，進而影響未來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如果政府的簡約公屋計劃受阻，長遠而言肯定引致貧富懸殊加劇及跨代貧窮問題惡化，並促使階級對立的情況變得更加尖銳，甚至進而損害社會穩定和團結，令每一個香港人都會因此而付出更大的社會代價。因此，反對興建簡約公屋表面上可以保障個人利益，但是實際上卻帶來得不償失的後果。
韓國經濟學家張夏准曾經撰寫一本名為《踢走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的書籍，書中講述西方列強其實在歷史上很長時間都是實施違反自由市場的原則以加快累積財富，但是同時他們卻在成為經濟強國後利用自身影響力，與國際大型經濟組織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要求別人開放市場及容許資金自由進出，試圖拖慢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速度，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優勢。同樣地，有部分市民享受過社會提供的資源和好處，例如免費教育、公營房屋、低稅環境等等，繼而晉身成為既得利益者之後就「過橋抽板」，為求一己私利而扼殺草根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和空間。正如西方社會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說，要建立一個正義社會，任何社會決策都應該對最弱勢的群體最有利。如果我們希望香港成為一個追求分配正義的地方，就請不要再阻撓簡約公屋的計劃，令社會陷入無謂的內耗和紛爭之中。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財政預算案公佈在即，坊間對於消費券應否再度派發意見兩極。雖然不少政黨及基層市民都認為有關政策深入民心，加上目前經濟環境仍然疲弱，應該繼續發放消費券以刺激經濟及舒緩民生壓力；同時，亦有意見認為香港疫情漸趨穩定，社會正處於有序復常的階段，加上兩地通關之門已開，故反對政府再次大灑金錢。由於後者的聲音似乎有迎頭趕上之勢，使「財爺」在回應有關問題時態度變得有所保留，表示會繼續收集各界意見後再作評估及決定。
經濟短期內難言復甦 政府有能力為民解困
筆者認為，簡單來說，反對再次派發消費券的理由主因有二，但是兩種說法其實都站不住腳。第一種意見可以歸納為「香港復甦論」，他們認為隨著政府撤銷大量防疫措施，包括取消疫苗通行證進入處所的規定、兩地恢復有序通關等等，都有助社會邁向復常及振興經濟。根據商業媒體《彭博》引述經濟專家的預測，香港有可能在今年內錄得超過3%的經濟增長。
可是，如果細心留意預測香港未來經濟走勢分析的資訊，絕大部分海外及本地機構都認為香港踏入第三季才會出現較明顯的經濟反彈。換言之，香港經濟在首兩季仍然處於疲弱的狀態，需要政府繼續「放水喉」才有望扭轉局面。事實上，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去年12月的商品出口貨值按年下跌接近30%，創下過去68年以來的最大跌幅。政府經濟顧問亦預計在環球經濟增長乏力下，出口貿易情況惡化的問題在短時間內將會維持，進而拖慢經濟反彈的步伐。考慮到近來在全球商品供應鏈緊張，以及能源價格急升等因素下，多間本地公共事業機構紛紛加價，令普羅市民生活一方面面對經濟不景的環境，一方面承受民生開支加價的壓力，至少在短期內生活都難言安穩，政府再次推出消費券與市民共度時艱實是應有之義。
至於另一種反對派發消費券的主流聲音，則可以歸納為「庫房乾涸論」。持有相關意見人士都是以相對宏觀的角度，分析特區政府財政的承受能力，認為政府應該審慎理財，善用儲備。他們又認為過去數年政府已經因應社會暴亂及疫情等促使經濟下行的因素而花費數千億公帑以刺激經濟，加上預期未來人口老化問題令政府開支壓力加劇，擔心香港在不久的將來出現結構性財赤的問題，因而不支持任何力度較大的財政支援措施，如派發消費券。
筆者同意特區政府應該遵守《基本法》107條的規定，「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然而，以上條文只是指導性的理財方針，而不是讓人墨守成規的教條，只要長遠而言特區政府以理性的態度控制收入與開支，在經濟向好時積極累積盈餘，在經濟衰退時善用儲備振興經濟，讓社會始終保持合理的發展速度，才算是可取的財政管理思維。無疑，香港的儲備已經跌至近年新低，僅足應付政府約11個月的開支，不過，環顧全球的情況，香港的財政儲備仍然處於穩健的水平，足以讓絕大部分的政府黯然失色。如果認為動用數百億公帑派發消費券便會構成長遠的財政負擔，恐怕是杞人憂天。
消費券應發揮更大社會效益 宜參照星洲做法
當然，筆者支持第三度派發消費券，不等於支持政府按照以往的方式及條款派發。筆者與「庫房乾涸論」的人士一樣，都是高度重視政府財政的穩健程度，希望公共資源的投放能夠惠及有經濟需要市民的同時，產生最大的社會效益。因此，社會的焦點，不應該放在應否派發消費券的討論上，而是如何提升消費券在促進社會價值的能力之上。
首先，消費券的用途應該有所擴充。除了鼓勵消費之外，亦應該容許使用部分金額以支付日常基本開支，如水電煤費、公營房屋租金等，以解決基層市民的燃眉之急。當然，有人會認為，容許消費券支付日常必要開支有失計劃原意，等於變相「派錢」，但是，這種做法其實較直按派發現金有兩個明顯的好處，就是避免市民儲蓄現金及造成資金外流，使重要的公帑資源未能達到社會流轉以推動經濟的目標。事實上，筆者預期除了部分經濟困難人士及小量消費意欲較低的市民之外，大部分港人都會將消費券用於購物、吃喝、玩樂之上，因此，有關建議實在有助平衡促進消費市道的目的與顧及基層市民經濟壓力。
其次，當局應該考慮參考新加坡的做法，為消費券設定指定用途。疫情以來，新加坡政府為了挽救當地經濟，先後推出兩款消費券，一款是「觀光消費券」，另一款為「鄰里消費券」。所謂「觀光消費券」，就是向合資格的國民提供100元坡幣的資助（約570元港幣），鼓勵他們遊覽國內不同的旅遊景點及入住酒店，以扭轉當地的旅遊、酒店、餐飲、零售等業務的頹勢。近年，因應國家的「十四五規劃」方針，銳意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早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該推出「文化券」及「康樂券」，鼓勵市民參與本地的藝術、文化或康樂活動，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特區政府不妨參考相關意見，指定部分金額作文化藝術或康樂運動的用途，以達到改善市道的同時，亦可以投放資源支持新興產業。
同時，政府除了指定消費券的用途外，亦應該規管消費券的流動去向。新加坡的另一款消費券「鄰里消費券」，就是向國內合資格的家庭提供300坡元（即約1700港元）的資助，當中規定其中150坡元必須在領取家庭附近的非連鎖店舖或小販進行消費，讓中、小型企業及個體戶也可以分享公共資源帶來的好處。根據嶺南大學在2021年針對消費券用家行為模式的研究，發現大多數市民都將消費券用於餐飲、日常用品、食物及電子產品之上，而這些商品或服務都存在連鎖經營甚至超巨型企業的寡頭壟斷，意味著消費券的得益有可能盡在少數財雄勢大的集團手上，有失計劃刺激整體市道、使整體經濟情況盡快止跌回升的原意。因此，新加坡的經驗實在值得香港借鑑，以規管消費券部分金額的使用範圍讓小商戶、小市民利益均霑，收窄貧富差距及真正加快經濟復甦。
最後，當局應該考慮為消費券設定「無償轉讓」機制，以民間力量推動公共資源再分配。新加坡的「鄰里消費券」雖然沒有訂明或鼓勵任何家庭免費轉讓資助，但政府的官方網站上就表明領取資助的家庭可以將用作收取款項的二維碼轉交給其他人士或機構，讓其他家庭代為領取有關金額，從而令民間可以分享公共資源予有經濟困難的人士。現時，香港的消費券則沒有明確的轉讓制度，消費券的金額不可以直接轉移至另一人的帳戶之中。但是，正如某位議員指出，月入5萬以上的市民其實無須政府的額外援助，因而不應獲發消費券。假如政府容許市民轉讓消費券，讓中產人士將資源分享給草根市民，一方面有助社會發揚關愛互助的精神，另一方面亦可以以「按需分配」的原則善用公共資源，讓有經濟困難的市民獲得更多支援。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出席慶祝回歸活動時對香港管治班子表達「四點希望」，其中一點就是「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秉承國家領導人的理念，理解及體恤市民的苦況，在即將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為廣大市民帶來一點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