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業樑 全國政協委員
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成為近日城中焦點。如果細細查看區議會誕生的歷史，就會發現區議會從誕生之初，就已偏離“服務地區，專注民生”的定位。
誕生-姍姍來遲的政治計算
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香港的前途命運已提上大英帝國的議事日程。麥理浩回港後，公佈了鄧小平所說的“讓香港投資者放心”這個好消息，但隻字不提鄧小平堅持收回香港的言論。
一年後的1980年6月6日，港英政府發表《地方行政模式綠皮書》，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立“區議會”，選舉產生區議員，香港的代議政制正式拉開了序幕。1982年，香港歷史上第一屆區議會選舉。
事實上，港英管治香港100多年，從來沒有重視過民主政制發展。總督楊慕琦於1946年為爭取香港市民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支持，發表一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史稱《楊慕琦計畫》（Young's Plan）。計畫內容主要是建立一個由民選議員組成的香港議會，由30名議員組成，三分之二議員為民選，其餘三分一則屬委任。最後，《楊慕琦計畫》（Young's Plan）因得不到大英帝國的支持而胎死腹中。
1843年到1982年，大英帝國，這個曾經殖民全球，稱雄世界的民主大國，為什麼在統治香港一百四十年後才開始為香港推行代議制，搞民選議員？很明顯，區議會在香港的出現，不是循序漸進的民主發展，也不是港英對社會民主訴求的回應，而是在將香港交還中國前，英國人處心積慮的政治算計。
*英國國會成立於1801年，但香港自1841年開埠始計的141年後，英國殖民者才「想起」要「回應」香港市民的民主訴求。
醞釀-逐步政治化，開出「惡之花」
從法制層面來看，區議會作為香港政治體制的一部分，始終是一個地區諮詢組織，以收集民意、反映民意為主旨，是一個沒有影響政府施政行政權力的基層組織。首屆區議會確實表現出解決民生問題、專注地區治理的本色，全體490個議席中，官守議席佔166名、委任議席佔135名、民選議席佔132名、當然議席佔57名，民選議席佔整體議席不足27%。
1994年，時任港督彭定康為在主權移交前，大幅改革區議會。新方案取消所有委任議席，直選席次大幅增至346個。區議會的選舉方式改為“單議席單票制”，由選民1人1票在1個選區選出1名代表。同時，選民年齡降至18歲。
1997年後，區議會得以保留和沿用。區議會每屆任期4年。超過450名區議員中，大部分由民選產生。
2010年政改方案通過，新增5席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即「超級區議會」），提名門檻為15名現任區議員，可投票的選民有347萬人，區議會以「變相直選」方式進入功能組別，進一步政治化。
2015年，區議會開始取消全部委任議席，民選議席增加至431席，佔整體議席超過94%。區議會的發展逐步增加直選席次，表面上是增加民意的代表性，但副作用隨之出現，選舉情緒代替了理性問政，地區議題不足以撐起一場選舉，部分反對派人士開始打出煽動性的政治口號來操控選民情緒。
2014年的非法佔中， 所謂“民主抗中”的圖謀不斷發酵，高舉民主化大旗、加快香港開放選舉逐漸成為區議會論調。在香港上演的“顏色革命”從廣泛的社會層面深入至基層社區層面，最終在2019年開出“惡之花”，區議會選舉淪為“顏色革命”這朵“惡之花”綻放的溫床。兩百余名傳統泛民政黨外的新民主派人士，包括政治素人、前學運領袖、社運人士紛紛被推上政治舞臺，區議會徹底喪失原有職能，淪為了反中亂港的橋頭堡。
*2019年區選，區議會淪為「顏色革命」的基地，後來大部分泛民議員為逃避《國安法》的追責選擇「掛印而去」，部分區議會一度「人去樓空」。圖片來源：NOW新聞
今終回歸正途
區議會的歷史脈絡反映了政治對民生的干擾，區議會作為市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樑，本應著重在解決地區的治理及民生問題，但最終在外國勢力暗中影響下，演變成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分裂國家的平台。
基本法第9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這是區議會的初衷。是次區選後，區議會將回歸1982年處成立時的初衷及基本法97條的定位和功能，著眼民生，為百姓辦事，而非港英時代披著民主外衣的政治計算，或是回歸後被利用搞顏色革命的溫床。
文章来源：https://www.wenweipo.com/a/202305/17/AP6463e337e4b079cd71656bf5.html
*文章作者——盧業樑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就是敢言主席
就是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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