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業樑：區議會回歸正途專注地區民生

盧業樑 全國政協委員

    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成為近日城中焦點。如果細細查看區議會誕生的歷史，就會發現區議會從誕生之初，就已偏離“服務地區，專注民生”的定位。

誕生-姍姍來遲的政治計算

    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香港的前途命運已提上大英帝國的議事日程。麥理浩回港後，公佈了鄧小平所說的“讓香港投資者放心”這個好消息，但隻字不提鄧小平堅持收回香港的言論。

    一年後的1980年6月6日，港英政府發表《地方行政模式綠皮書》，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立“區議會”，選舉產生區議員，香港的代議政制正式拉開了序幕。1982年，香港歷史上第一屆區議會選舉。

    事實上，港英管治香港100多年，從來沒有重視過民主政制發展。總督楊慕琦於1946年為爭取香港市民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支持，發表一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史稱《楊慕琦計畫》（Young's Plan）。計畫內容主要是建立一個由民選議員組成的香港議會，由30名議員組成，三分之二議員為民選，其餘三分一則屬委任。最後，《楊慕琦計畫》（Young's Plan）因得不到大英帝國的支持而胎死腹中。

    1843年到1982年，大英帝國，這個曾經殖民全球，稱雄世界的民主大國，為什麼在統治香港一百四十年後才開始為香港推行代議制，搞民選議員？很明顯，區議會在香港的出現，不是循序漸進的民主發展，也不是港英對社會民主訴求的回應，而是在將香港交還中國前，英國人處心積慮的政治算計。

*英國國會成立於1801年，但香港自1841年開埠始計的141年後，英國殖民者才「想起」要「回應」香港市民的民主訴求。

醞釀-逐步政治化，開出「惡之花」

    從法制層面來看，區議會作為香港政治體制的一部分，始終是一個地區諮詢組織，以收集民意、反映民意為主旨，是一個沒有影響政府施政行政權力的基層組織。首屆區議會確實表現出解決民生問題、專注地區治理的本色，全體490個議席中，官守議席佔166名、委任議席佔135名、民選議席佔132名、當然議席佔57名，民選議席佔整體議席不足27%。

    1994年，時任港督彭定康為在主權移交前，大幅改革區議會。新方案取消所有委任議席，直選席次大幅增至346個。區議會的選舉方式改為“單議席單票制”，由選民1人1票在1個選區選出1名代表。同時，選民年齡降至18歲。

    1997年後，區議會得以保留和沿用。區議會每屆任期4年。超過450名區議員中，大部分由民選產生。

    2010年政改方案通過，新增5席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即「超級區議會」），提名門檻為15名現任區議員，可投票的選民有347萬人，區議會以「變相直選」方式進入功能組別，進一步政治化。

    2015年，區議會開始取消全部委任議席，民選議席增加至431席，佔整體議席超過94%。區議會的發展逐步增加直選席次，表面上是增加民意的代表性，但副作用隨之出現，選舉情緒代替了理性問政，地區議題不足以撐起一場選舉，部分反對派人士開始打出煽動性的政治口號來操控選民情緒。

    2014年的非法佔中， 所謂“民主抗中”的圖謀不斷發酵，高舉民主化大旗、加快香港開放選舉逐漸成為區議會論調。在香港上演的“顏色革命”從廣泛的社會層面深入至基層社區層面，最終在2019年開出“惡之花”，區議會選舉淪為“顏色革命”這朵“惡之花”綻放的溫床。兩百余名傳統泛民政黨外的新民主派人士，包括政治素人、前學運領袖、社運人士紛紛被推上政治舞臺，區議會徹底喪失原有職能，淪為了反中亂港的橋頭堡。

*2019年區選，區議會淪為「顏色革命」的基地，後來大部分泛民議員為逃避《國安法》的追責選擇「掛印而去」，部分區議會一度「人去樓空」。圖片來源：NOW新聞

今終回歸正途

    區議會的歷史脈絡反映了政治對民生的干擾，區議會作為市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樑，本應著重在解決地區的治理及民生問題，但最終在外國勢力暗中影響下，演變成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分裂國家的平台。

    基本法第9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這是區議會的初衷。是次區選後，區議會將回歸1982年處成立時的初衷及基本法97條的定位和功能，著眼民生，為百姓辦事，而非港英時代披著民主外衣的政治計算，或是回歸後被利用搞顏色革命的溫床。

文章来源：https://www.wenweipo.com/a/202305/17/AP6463e337e4b079cd71656bf5.html

*文章作者——盧業樑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就是敢言主席

就是敢言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鄧焯謙 就是敢言 香港團結青年發展協會

        自2019年黑暴事件後，一批新的黑暴議員進入區議會，區議會被騎劫，從此區議會不配合政府工作，甚至成為宣揚「港獨」的平台，筆者對此感到極為痛心。第一屆區議會，從回歸前1982年開始，當年有1/3官守議員，1/3非官守議員，不足1/3由選舉產生，結構與2023年的建議相仿，且相對後屆，特別是回歸後的幾屆，第一屆區議會的性質更為純粹，少了政治化，專注於解決地區民生問題。隨著香港回歸後的政制改革，區議員全部由民選產生，區議員的代表性看似更廣，但隨之帶來的是區議會變得越來越政治化、民粹化，甚至不少區議員不在關注民生問題，區議會成為了阻礙了地區發展的政治鬥爭平台。

        地區工作簡而言之其實就是收集地區意見後再進行政策倡議，但隨著區議會選舉競爭的激烈化，競爭範圍從地區議題擴展到政治立場方面。一般來說，香港區議員地區工作非常仔細，小則修橋補路也要仔細跟進，但如果涉及跨區資源配置就會引起資源爭奪，比如新增巴士線或巴士改道，區議員會相繼為了要向選民交待用盡辦法令這些巴士線經過自己選區。又例如，政府需要興建焚化爐，爭取區議會支持，表面上所有議員都會支持，但強調一定不要在落戶在自己選區內，怕這些厭惡性的議題在區內爆發，影響選情。但不論如何，區議員只需要服務好自己所屬的選區便已足夠。筆者想指出的是，理想的區議會選舉模式是令當區服務人士著眼於為選區選民爭取利益，以此來獲得選民手中的一票。但選舉民粹化、政治化卻把會調動起選民的情緒，把他們的社區訴求向政治化發展。區議員便不能專注於社區民生議題，所以說區議會的政治化阻礙了社區的發展。

        特首李家超日前發表的「完善地區治理」重新提出新區議會方案，其最大目的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引入「三會」成員提名制度避免區議會再次淪為宣傳反政府反國家的平台。區議會20%由民選產生，40%由「三會」選舉產生，40%由政府委位產生，雖然選舉成份減少，不過區議員不再只是小選區的小領袖，不需要只為兩萬居民交待，而是向整個行政區的居民服務，區議員的看待問題的高度也不一樣，所以這樣是解決了上述的所指區議會政治化問題。

        另一方面，新方案將會由民政專員出任區議會主席，取代過去由區議員互選產生，地區民政專員是統籌地區「三會」以及「關愛隊」，民政專員有權力主導和協調各政府部門，跟進地區議題，他也是集地區人力、物力、財力為一身，有利於更有效地協調和調動資源，推動地區發展，以及解決區內大小民生問題。

        當下香港大部份地區，處於缺失當區區議員的狀況，市民可說是求助無門。完善地區治理，重塑區議會，讓一群有志服務社區的人士參與區議會工作，幫助地區基層市民，改善地區民生，讓市民安居樂業，筆者相信這是全港市民的共同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