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壇3大「閃避球」高手精過鬼 法網可逃道德之責難卸

公民黨走到「亡黨」一步，主席梁家傑卻輕描淡寫，過往做過的事好似煙消雲散，抹一抹就乜事都無。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見梁大狀如此A字膊，火都起埋，直斥他的「暴力論」導致許多同學施暴被捕，他應向這些學生和家長道歉。政圈朋友聽見大聲叫好，指梁大狀、陳方安生和李柱銘堪稱政壇3大「閃避球」高手，他們或可逃過法網，但道德之責永難卸下。

梁家傑人老精，鬼老靈，巧妙閃身避過初選之劫。不過鄧炳強指他當年鼓吹暴力，累了大批學生，應公開道歉。

人老精，鬼老靈！梁家傑在政圈打滾多年，且是以「扭計」為業的大狀，所以比起許多年輕人，避險的靈敏度高得多。早在2020年6月《香港國安法》出台之前，他就聞到燶味，對高危活動閃得就閃，其中「巧避」泛民初選劫數，就是一個例子。

月前初選案開審，「控方證人」區諾軒作供時，大爆泛民內幕，說他當時與戴耀廷、李永達和李卓人等諗出個方向後，即聯絡各政黨頭頭再深入討論，他們首先找公民黨主席梁家傑，他一聽到這構想，便大耍太極，說自己已退下政治前綫，不搞實際工作了，叫他們約公民黨執行委員會傾，意思是「呢單嘢唔好搞阿叔啦」。

他們見梁家傑急閂後門，只好約公民黨執委余若薇、陳淑莊、譚文豪等開會，戴耀廷在會上猛推銷拉特首下台的大計，但會議並沒有達致共識。在此事上，梁家傑一開波就閃身避過，災劫擦邊而過，功夫真是到家至極。

另一「閃避球」高手，是曾想做泛民盟主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她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察覺到勢色唔妥，於2020年6月公開宣布，自己已滿80高齡，而女兒又剛去世，為兌現對子女的諾言，決定從公民及政治工作退下來，過較平靜生活。話講得好聽，其實是找個理由「金盤洗手」，希望將之前的是是非非，也一併洗掉，說得俗些，是洗底避禍。

她不但宣布從政之路到此為止，還恍如在教堂向神父「告解」，與罪孽劃清界綫，說自己盼望年輕人以守法與和平方式守護核心價值。不過她這番說話，在黑暴時期從未說過，法律上或可脫身，道德上的「罪」卻難以清洗。

與陳太相比，同是「閃避球」高手的李柱銘，與暴力和港獨「割席」就更加露骨。在國安法頒布前不久，這位「香港民主之父」就對外媒說，他從不贊同暴力，其作用適得其反，而搞港獨「太浪漫」、好危險，也令香港失去國際支持。

陳方安生與李柱銘在《香港國安法》出台前，高調為自己洗底，「閃避」罪責的動機甚明顯，但道德責任難卸，而當年與美國政要如佩洛西(中)聯繫，仍有手尾跟。

他不愧是在香港大狀排名榜列首位的老師父，知道如何自白，可以避過《香港國安法》紅綫，日後如有官司殺埋身，也可有此為據，為自己辯白。說到底，是為了自保避險。

心理學有所謂「 Fight or flight 」(戰鬥或逃跑)的遇險行為反應，上述3位政圈大佬阿姐，在面對危險時，選擇了flight，他們或許可脫官司之險，但其要負的道德責任，將伴隨一生，難以卸掉。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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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公民黨由風光一時，如今慘淡瓦解，深有「是非成敗轉頭空」之慨。該黨由一批「藍血」精英組成，大多數是自覺智力高人一等的大狀，最初以温和、理性、專業自居，激進主義非他們那杯茶，為甚麼最後會走上激進之路，並與阿爺對尖銳對立？我回望了它的歷程，其中轉折點之一，是2009年至2010年的立法會「五區總辭、全民起義」，而當時引領他走上這條不歸路的，正是黎智英。

公民黨參與「五區總辭、全民公投」，是走上激進路線的轉折點之一，背後有黎智英的影子。

當年「五區總辭」的想法，最初由激進派「社民連」的旗手黃毓民提出，目標是推動5區泛民直選議員辭職，讓市民用投票方式作「表決」，如議員在高投票率下勝出，泛民便可挾強大民意，要求特區政府和中央加快政改步伐。

毓民那時以盟主姿態，製造壓力促民主黨和公民黨參與，齊齊演出這齣「總辭大戲」。初時，公民黨個別核心成員其實有保留，黨魁余若薇就直指此行動「過激」。民主黨曾經一度積極考慮，但其後元老司徒華越睇越唔妥，覺得社民連想搶奪泛民領導地位，立心不良，背後亦有其他人抱着複雜動機，所以他公開提出反對。

據華叔生前憶述，有一天中午，支持「五區總辭」的李柱銘，約他到黎智英大宅吃午飯，席上除黎智英外，還有陳方安生和李鵬飛。李和黎都勸華叔支持這行動，但他即場拒絕了，午宴不歡而散。

李柱銘是黎智英的「死檔」，也與華叔一齊創立民主黨，很明顯是黎智英「講掂」了馬丁(李的洋名)，由他出面游說華叔，其實背後主腦是黎自己。此外，李柱銘表面上是民主黨大佬，但因他是資深大律師，與「大狀黨」關係更密，對該黨決策有一定影響力。

當時陳方安生與公民黨連繫亦甚深，而她與黎智英是「知交」，乃公開秘密，她大力說服該黨參加「五區總辭」，可想而知。

公民黨在背後受到這幾位猛人游說，加上公民黨內部激進勢力亦冒起，該黨改變了立埸，終於與社民連坐上同一戰車，更在報章刋出全版廣告，高調宣布齊齊打這場仗，並用了十分火辣的口號「五區公投、全民起義」，而余若薇也知「革命」色彩太濃，聲稱「起義」非為推翻政府，雖然如此，公民黨已沾上了激進的顏色，其後索性以這顏色討選票，不能自拔。

這次「全民公投」，最後投票率只得17.1％，與超過一半的目標相差甚遠，可說草草收場，成為一場「鬧劇」，但公民黨和社民連都不肯承認失敗，之後更越玩越癲。

黎智英其後繼續不時與余若薇、陳方安生和李柱銘共商「改革」大業，不但在思想路綫上加以熏陶，還提供金錢資助。為支持「五區總辭」，他給公民黨和社民連辭職再選的立會議員，每人捐款100萬元。在2006至2011年間，他捐給民主黨和公民黨的錢，達到2000萬元。這種金錢捐助一直維持到2014年佔中前後。

李柱銘與黎智英都支持「全民起義」，並說服公民黨黨魁余若薇齊上戰車，令該黨走上不歸路。

公民黨當年中了激進主義的毒，轉舉「全民起義」的旗幟，有種種內外原因，但背後明顯有黎智英的影子，而它最後也與民主黨的命運一樣，被帶上一條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