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本月初提出了一項高達8000億歐元的「重新武裝歐洲」計劃，旨在增強歐洲的安全與防禦能力。惟這龐大的國防開支計劃在歐盟內部引發極大爭議，恐引發債務危機，加上美國關稅或另一場潛在的能源價格衝擊，歐盟成員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
馮德萊恩提出的「重新武裝歐洲」計劃，旨在應對日益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特別是俄烏戰爭爆發後歐洲安全形勢的急劇惡化。該計劃的核心目標是通過大規模投資國防工業，打造「一個安全而有韌性的歐洲」。具體措施包括向歐盟成員國提供1500億貸款，用於國防投資；協助成員國整合需求，實現規模經濟效應；允許成員國在不違反歐盟赤字和債務規則的情況下大幅增加國防開支。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本月初提出高達8000億歐元的「重新武裝歐洲」計劃。AP圖片
但據報道，歐盟委員會已提議實施為期四年的豁免，允許成員國在不違反歐盟赤字和債務規則的情況下大幅增加國防開支。馮德萊恩曾表示，若各成員國將國防開支平均增加至GDP的1.5%，這將創造接近6,500億歐元的財政空間；德國已要求將這項豁免「長期」適用。
儘管有關計劃在歐盟特別峰會上獲得通過，但在荷蘭國內，卻引發強烈反彈。雖然荷蘭首相斯霍夫（Dick Schoof）已表明支持計劃，但四黨聯合政府卻陷入「內訌」。荷蘭眾議院於3月11日以73比71的微差距投票反對該計劃。四黨聯合政府中，有三黨明確表示反對，其中包括新社會契約黨（NSC）領導人奧姆茨格特（Pieter Omtzigt）。
奧姆茨格特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他支持增加國防開支，但反對無節制的借貸。他警告，大規模舉債可能引發新的債務危機，並以2009至2015年的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為例，指出希臘等國家的慘痛教訓。他指出，歐盟國家的公共赤字將「爆炸性增長」，特別是那些已債台高築的國家。
荷蘭新社會契約黨領導人奧姆茨格特。
在荷蘭國會投票反對後，內閣進行數小時談判，最終達成妥協。根據《荷蘭時報》（NL Times）報道，斯霍夫不必撤回對「重新武裝歐洲」計劃的支持，但他必須承諾未經荷蘭眾議院批准，不得同意承擔更高的債務水平。此外，歐盟成員國必須自行負責償還債務，避免聯合舉債的風險。
奧姆茨格特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許多歐盟國家的債務負擔在新冠疫情期間已經大幅增加，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債務水平甚至超過了年度經濟產出。
荷蘭國際集團（ING）的經濟學家警告，歐盟的國防開支計劃「將明顯帶來利率上升的風險」，這可能進一步加劇財政壓力。
奧姆茨格特還提到，荷蘭在疫情期間的復甦基金中獲得了約50億歐元，卻需要支付約350億歐元的相關債務。他擔心類似的情況會在國防領域重演，特別是「重新武裝歐洲」計劃中的1500億歐元貸款，將成為整個歐盟的共同債務，富裕國家可能不得不為南方國家「埋單」。
反對該計劃的荷蘭議員伊爾德曼斯（Joost Eerdmans）也指出，這一計劃將使荷蘭等富裕國家承擔更大的財政責任，而這可能引發國內民眾的不滿。
儘管債務風險引發了廣泛擔憂，但歐洲的安全形勢確實不容樂觀。俄烏戰爭的持續以及美國對歐洲安全承諾的不確定性，使得增強歐洲自身的防禦能力成為當務之急。
奧姆茨格特承認，荷蘭正在增加國防開支，去年已達到北約規定的佔GDP 2%的目標，但也認為需要做得更多。
《金融時報》早前報道，部分北約歐洲成員國正考慮將國防開支佔GDP的比重從2%提高至3%，並計劃在2025年6月的北約海牙峰會上通過這一新目標。這表明，歐洲國家在安全問題上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歐盟未來如何在增強防禦能力和維護財政可持續性之間找到平衡 將考驗歐盟成員國的政治智慧與協調能力。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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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將實施全面重組計劃，國務卿魯比奧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目前的國務院機構臃腫、官僚主義盛行，難以履行重要外交使命。
內地澎湃新聞刊文稱，美媒曾陸續曝出特朗普政府提議大幅削減國務院與國際開發署（USAID）預算，關閉大批海外使領館等涉及國務院改組的內容。自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以來，美國聯邦政府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改革風暴，而國務院成為此次改革的主要對象。如今這一激進改革的齒輪已開始轉動，其所帶來的衝擊或將成為美國霸權和國務院職能的歷史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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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看來，美國國務院是其「排乾華盛頓泥沼」的天然對象。這一機構處於「美國優先」議程的對立面。
其一，國務院是美國多元化議程的主要推動者。國務院長期以來被視為美國推動所謂美式民主價值的核心機構，通過對外援助、文化交流和外交政策，將美國理念從國內延伸至全球，影響國際政治生態。這其中，多元化議程成為「美式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國際開發署作為國務院分支，在推廣性別平等、少數族裔權益和氣候變化等議題上扮演了關鍵角色，向發展中國家投入大量有關性別平等、支持跨性別組織、氣候變化運動的援助項目。
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這些項目與美國國家利益無關，甚至可能在一些敏感地區引發爭議，讓美國民眾面臨新的風險。此外，國務院和USAID員工在政治捐款上高度傾向民主黨，這進一步加劇了特朗普支持者的懷疑，即國務院所推動的多元化議程是一種在全球範圍內針對特朗普理念的「陰謀」。
其二，國務院被視為是美國「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主要代表。所謂「深層政府」，指的是美國國內不受民選官員直接控制、通過政策制定和外部遊說影響政府的官僚機構和智庫網絡。特朗普長期將「深層政府」視為其執政的主要障礙，也有意炒作這一議題，煽動底層民眾和上層精英的對立。國務院被認為是這一隱形權力的核心代表。特朗普認為，國務院的許多政策受到華盛頓智庫、跨國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的過度影響，USAID也與諸多美國智庫以及外國遊說團體關係密切。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指出，國務院和USAID的一些項目間接支持了哈馬斯、伊斯蘭極端勢力等「美國敵人」。這些項目被特朗普政府放大為國務院受到「深層政府」操控的證據。
其三，國務院被視為是經費浪費的「眾矢之的」。特朗普政府將國務院及其附屬機構作為重要審查目標，也發現一些所謂低效和浪費的項目。這些項目包括USAID向伊拉克的「新芝麻街節目」撥款2000萬美元，旨在通過教育娛樂推廣多元化理念，被批評為不切實際；向烏干達和牙買加的LGBTQ倡導項目分別撥款550萬美元和150萬美元，項目效果存疑。此外，USAID部分人道主義援助項目被指行政開支過高，多數資金被用於管理和諮詢，養肥了外包商和諮詢機構，未發揮援助效果。裁減這些項目為特朗普提供了展示「精簡政府」政績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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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針對美國國務院的「斷臂式改革」不僅衝擊國務院職能，更標誌著戰後美國國務院「例外時代」的終結。
作為戰後國際秩序的「設計師」，國務院奠定了美國霸權的基礎。國務院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執行機構，通過多邊機制、價值觀推廣和盟友協調，塑造了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國務院深度參與美國構建以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北約為基礎的全球框架，是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主要設計者和執行者。
馬歇爾計劃是國務院塑造美國全球戰略的巔峰體現。1948年至1952年，時任國務卿馬歇爾主導的該計劃向西歐提供超過100億美元援助，協助歐洲重建。在國務院資深外交官凱南等人的深度運籌下，該計劃不僅恢復西歐經濟，還將盟友綁定在美國的地緣政治軌道上，塑造了對蘇冷戰的戰略基礎。
1949年，北約成立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軍事霸權。國務卿艾奇遜是北約的主要設計者，他說服歐洲盟友接受這一聯盟。北約象徵美國對西歐安全的承諾，奠定了戰後軍事秩序的基礎。這些措施使美國從孤立主義轉向全球領導。
冷戰期間，國務院的職能和規模迅速擴張，以應對與蘇聯的全球競爭。國務院推動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成立，負責管理對外援助，美國使領館數量、外交人員規模和預算規模都穩步上升，國務院逐漸成為聯邦政府中最為龐大的部門之一。
冷戰結束後，國務院職能進一步擴展。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將「民主推廣」作為外交核心，國務院通過資助非政府組織和選舉監督，擴大在東歐和中亞的影響力。新世紀以來，國務院協調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建援助，總額超600億美元，涉及基礎設施、教育和治理改革。這些行動顯示國務院從傳統外交擴展到基於價值觀的「國家改造」，涵蓋人權、反恐和氣候變化等領域。
因其在維護美國霸權中的不可替代性，國務院成為美國歷史上多次政府改革和預算削減的「例外對象」。相比之下，美國情報機構、美國軍方更容易成為改革靶子。尼克遜政府時期，中情局遭遇大規模裁員和預算削減，超過1500名僱員被解職，大量涉外職能被取消。與之相對，國務院預算和職能未受影響，甚至有所增加。克林頓政府時期，國防部和情報機構成為「政府精簡」的重點目標，國務院則繼續享受擴張紅利。
特朗普打破了這一傳統。在他的政府改革中，國務院的次序從最優先變為了最「劣後」，其預算面臨斷崖式的削減。受此影響，國務院自然難以維持現有的職能和定位，將面臨「推倒重來」程度的調整和變化。
美媒稱此次國務院重組是美國外交系統數十年來最大的變革。目前實施的是國務院重組計劃的第一階段，未來不排除國務院的預算和規模進一步被削減的可能性，美國的海外使領館也有可能如美媒此前爆料的那樣，被大批關閉。
在此背景下，美國國務院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一條道路是就此擺爛，其職能重新退回到二戰前的初始狀態，成為一個服務和聯絡機構。另一條道路是減員增效，運用新技術提升效率，更加聚焦於經濟、安全領域，實現所謂的現代化轉型。從國務院當前趨勢看，走向後一條道路的可能性更高。
近年來，國務院成為運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最為積極的美國政府部門之一。據國務院人員披露，該部門已將人工智能引入信息收集、整理、文件翻譯等領域，部分替代了人力工作。借助這些新技術，國務院有可能在僱員顯著減少的情況下維持住「基本面」，繼續作為美國對外戰略中的主要觸角。
同時，經費和人員削減必然對美國在國際多邊機制、全球治理等領域的能力有所影響。相對於一般外交工作，這些領域更需要專業性技術支持，更需要持續性的投入。在缺少資金的情況下，美國國務院難以繼續通過外包和外部智力支持的方式引導多邊機制和全球治理的議程。
此外，美國國務院還可能將一些對他國實施「影響力」、試圖影響他國政局的職能轉交給美國軍事和情報部門。這意味著美國在這些領域的政府內部分工將退回到冷戰初期的狀態，即由軍事安全部門主要負責。這種變化可能帶來一些意料之外的結果。國務院在進行此類「民主推進」中一般會兼顧與對象國的外交關係，但軍事安全部門則顧慮更少，更傾向於採取高風險高回報的策略。這可能將給全球安全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