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際大都會，通常有國際組織在該地設立總部。由中國牽頭、多個國家參與的《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談判圓滿完成，今日（5月30日）在香港舉行簽署儀式，一致同意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選址舊灣仔警署。這是首次有國際組織總部落戶香港，具有里程碑式意義。

或許大家對國際調解並不熟識。國與國之間，或大型商業機構之間發生重大爭議，主要有幾種方式解決。
第一，訴訟。位於海牙的聯合國國際法院，就是其中一個主要渠道。

第二 仲裁。這是一個比較正式的爭議解決程序，爭議各方同意由獨立的仲裁員或仲裁法庭作出裁決，裁決結果對於涉事各方有約束力，透過仲裁可以避免訴諸法院。

不說不知，香港也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國際仲裁中心。倫敦、新加坡和香港長期佔據全球仲裁地前3位，3個地方依靠成熟的普通法體系，按覆蓋160餘國的《紐約公約》執行仲裁。英國倫敦瑪麗女王大學和美國偉凱律師事務所發布的《2021年國際仲裁調查》，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獲評為全球第3最受歡迎的仲裁機構。

有香港仲裁之父之稱的Neil Kaplan，曾是香港最高法院法官，在1991年至2004年間擔任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主席，協助該機構轉型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仲裁庭，解決複雜的國際爭議問題。Neil Kaplan早年接受訪問時表示，香港的仲裁中心之所以成功，可以追溯至1980年代初，源於香港擁有最新和現代化的仲裁法，配合政府大力支持，並具有獨立而知識豐富的法官，以高效率的方式運作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深受外界好評。
第三，調解。調解是一種不是太正式、由爭議方自願參與的方式，調解員都是專業培訓的獨立人士，協助爭議各方釐清爭議焦點，提出解決方案，促進各方達成協議，但調解員和仲裁員不同，調解員不作最終裁決，只是協助各方達成共識。近年仲裁和調解越來越普及，以避免高昂的訴訟成本。

至於在港成立的國際調解院，源於2011年的一宗國際爭議。當年埃塞俄比亞宣布在蘇丹接壤的青尼羅河源頭興建復興大壩，但這個計劃遭到鄰國埃及、蘇丹反對，擔心興建復興大壩會減少下游的水量，導致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2015年3月，三國領導人就建壩達成《原則宣言》，復興大壩開始興建。

2021年，爭議再起，蘇丹和埃及發表聯合聲明，建議由聯合國、 歐盟、 美國和非盟組成的四方調解機制，調解大壩的發展，但是埃塞俄比亞反對，拒絕將復興大壩爭端國際化。2021年7月，聯合國安理會就此爭端召開公開會議，會上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說，埃及、埃塞俄比亞和蘇丹均是地區重要國家，也都是中國的好朋友，中方真誠希望三方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盡快協商對話，及早解決問題。此事件令人關注長線關於國際爭端解決的方向，觸發成立國際調解院這個組織的意念。另外，中央「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支持香港建立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最後促成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

外長王毅來港出席簽約儀式時說，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營商環境便利，法治高度發達，兼具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優勢，在國際調解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香港國際調解院是首個國際組織在香港落戶，相信香港將成為國際爭議的仲裁與調解之都，未來既會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來香港解決爭議，更加有助吸引更加多國際組織進駐香港，鞏固香港的國際地位。

現在世界地緣政治紛爭頻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操控一套國際規則，但全球南方國家未必接受西方曲解的國際規則。香港作為一國之下、中國大陸之外的國際都會，有長期實施普通法制度的傳統，實際上有很好的條件，發展成為各種類型的國際中心，扮演着華盛頓、倫敦、日內瓦、布魯塞爾的角色。在香港成立國際調解院只是一個開始，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始。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