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同文館培育外語人才 中國近代教育趨型

鴉片戰爭後，中國國門被打開，中外交流越趨頻繁，不過，直到1860年代初，中國外交及外語教育一直沒有甚麼進展。直至英法聯軍之役爆發，聯軍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咸豐帝及皇后宮廷貴妃等「北狩」承德避暑山莊。經過此次近乎亡國或改朝換代的危機，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覺醒。

1860年8月，大沽炮台被聯軍攻陷 (網上圖片)

恭親王奕訢與英法使臣交涉，備嘗艱辛，這使他和曾國藩、李鴻章等封疆大吏，開展中國近代史上的洋務運動。隨著創辦洋務學堂，中國近代意義的教育事業也由此起步，首推京師同文館。

1861年初，奕訢在《通籌善後章程折》中主張「查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請求創辦外國語言學堂，隨即得到咸豐批准。1862年7月11日，京師同文館正式開學。

京師同文館 (網上圖片)

事實上，京師同文館並非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培養外語人才的機構，早在唐代便有了官辦的翻譯機構，明代有「譯遠方朝貢文字」的「四夷館」，清代改稱「四譯館」，京師同文館的前身俄羅斯文館在乾隆年間就已設立。

但京師同文館與上述機構有著本質的不同，奕訢在《遵議設立同文館折》中說「臣等伏思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矇。各國均以重資聘請中國人講解文義，而中國迄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可見京師同文館並非僅僅是為了翻譯，而是為「悉各國情形」「悉其底蘊」，比之前只為翻譯而存在的「四夷館」前進了一大步。

清人學外語的情況 (網上圖片)

同文館先後聘請英國教士包爾滕、傅蘭雅、美國教士丁韙良等外國人來任職，以外國人為教習，相比以往只以本國人教學，更能開闊學生的思維、促進西學傳播。

京師同文館創辦之初是為教習外國語言文字而存在，這與祖宗之法、前朝先例相因循，並無不當之處，因此也沒有引起社會及朝中的非議。但到了1866年底，奕訢奏請擬在京師同文館講求天文算學，要招取舉人貢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舉動馬上遭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更大肆攻擊西學，大學士倭仁謂：「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倭仁主張，要解決培訓中國人才問題，要從中國本身著手，深入了解中國實況，而外國教習不清楚中國環境，盲目將歐洲所學移植到中國土壤上，事後亦證明其收效不易。而奕訢等人則對此展開激烈辯駁，中國近代史上首場關於教育改革問題的大辯論，由此引發。

恭親王奕訢 (網上圖片)

從1866年底開始，持續達半年的大爭論，在朝廷的干預下告一段落，倭仁辭職，奕訢等一派取得勝利，而這次辯論也改變京師同文館的語言學堂性質。天文算學館因倭仁等保守派的阻撓和社會士大夫階層阻力，招生不理想，最終因生源太少及學生素質過差，被併入英、法、俄文館。1869年末，美國人丁韙良（W.A.P.Martin）被任命為京師同文館總教習，展開連串改革。1876年，館中正式規定除外語外，學生還要學習數學、物理、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各國歷史、地理等課程，使同文館由單純的外語學校，發展成為一所以外語教學為主，兼習各門西學的綜合性學校。1902年，京師同文館併入戊戌變法時成立的京師大學堂。

丁韙良與同文館其他教員合影。 (網上圖片)

京師同文館在四十年的發展歷史中，儘管學生素質不高，也並沒有做出突出的成就，但它標誌著中國施行西方教育，學習西學由想法成了現實，為中國近代教育踏出緩慢一小步。另一方面，京師同文館也被譽為「晚清三大譯書重鎮」，對中國近代的譯書事業與西學傳播作出不少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