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唐德剛說過,中國自有外交以來,出現過兩個半外交家,李鴻章和周恩來各算一個,而這半個則是顧維鈞。前兩位的影響力耳熟能詳,而在民國時期的外交史上,顧維鈞的名聲恐怕無人能出其右,而他名氣與世界歷史上著名、被形容為改變世界的「巴黎和會」不能分開。

在「巴黎和會」上,顧維鈞演講讓他一舉成名,一躍成為國際外交界的新星。而這次改變了他生命軌跡的事件,沒有充足的準備及自身條件下,根本沒辦法成事。顧維鈞一戰成名,可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的最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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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顧維鈞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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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與唐寶玥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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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 (網上圖片)

顧維鈞 (網上圖片)

《東方雜誌》刊登「中國參與歐洲和會全權委員」 (網上圖片)

《東方雜誌》刊登「中國參與歐洲和會全權委員」 (網上圖片)

巴黎和會代表合影。二排右四為顧維鈞、右六為威爾遜,前排左一、左二為日本代表日本駐英大使珍田捨己、牧野伸顯 (網上圖片)

巴黎和會代表合影。二排右四為顧維鈞、右六為威爾遜,前排左一、左二為日本代表日本駐英大使珍田捨己、牧野伸顯 (網上圖片)

顧維鈞代表中華民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網上圖片)

顧維鈞代表中華民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網上圖片)

1945年的顧維鈞 (網上圖片)

1945年的顧維鈞 (網上圖片)

早年的顧維鈞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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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1888年在上海出生,16歲從上海聖約翰書院畢業後自費到美國留學,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法律和外交。他回到北京後,1912年到外交部任職,一開始主要任秘書和翻譯,但由於外交部按西方模式組改,他很快被晉升為外交部參事。1915年,顧維鈞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公使,當時的妻子唐寶玥也隨他到美國。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席捲全球,中國駐美公使館不能「獨善其身」,唐寶玥出席活動時「中招」,僅僅兩天後不治身亡(據史料記載,當年瘟疫死了兩千萬人,可見那場流感有多厲害)。

顧維鈞與唐寶玥 (網上圖片)

顧維鈞與唐寶玥 (網上圖片)

唐寶玥留下了年幼孩子,顧維鈞痛失賢內助,束手無策。當時,顧維鈞突然收到急電,任命他為巴黎和會中國政府全權代表。悲痛欲絕的顧維鈞曾經想謝絕任命,但自他擔任駐美公使後,便開始為中國參加戰後和會做了充分工作,放眼當時的中國外交界,在巴黎和會上,沒有誰比顧維鈞更有發言權。

再加上顧維鈞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一個導向性戰略:中國要能夠獲得最大優勢,就必須要獲得美國支持。他還成立了一個和會小組,專門研究戰後中國如何利用戰爭爭取自己最大利益。所以,在北京政府來看,對和會最關注的最有發言權的就是顧維鈞。

顧維鈞 (網上圖片)

顧維鈞 (網上圖片)

在國家的利益面前,顧維鈞在壓制悲痛下決定參加巴黎和會。奔赴巴黎前,顧維鈞還專程到白宮拜見美國總統威爾遜。與顧維鈞的關係相當好的威爾遜也許諾,和會上一定會支持和幫助中國。

組織巴黎和會者,將參加和會一戰戰勝國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派出五名代表參加,二等派出三名,而一些新成立新獨立的國家則只有兩個代表的名額。當時,中國政府有了美國做後盾,自認為屬於一等國,所以派出五名代表: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駐美國公使顧維鈞、南方革命政府代表王正廷、駐英國公使施肇基、駐比利時公使魏宸祖。

《東方雜誌》刊登「中國參與歐洲和會全權委員」 (網上圖片)

《東方雜誌》刊登「中國參與歐洲和會全權委員」 (網上圖片)

然而代表團抵達巴黎後才發現,中國被劃為最末一等,名額少了三名,誰代表中國出席巴黎和會成了個問題,另外,還經美國代表得知道另一更棘手的問題:日本人提出要把山東的權益從德國人手中轉讓給他們。

這時,距離中國代表上台發言只有不到三個小時。於是,中方代表向大會申請將發言時間推遲到第二天上午。面對一個「燙手山芋」,幾名代表都偃旗息鼓,這時長時間研究「山東問題」的顧維鈞站出來接下任務。最終代表團決定,由王正廷和顧維鈞出席,顧維鈞上台發言。

1919年1月28日上午,由五大國代表組成的十人會議,只有一個議題,就是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將如何分配。

巴黎和會代表合影。二排右四為顧維鈞、右六為威爾遜,前排左一、左二為日本代表日本駐英大使珍田捨己、牧野伸顯 (網上圖片)

巴黎和會代表合影。二排右四為顧維鈞、右六為威爾遜,前排左一、左二為日本代表日本駐英大使珍田捨己、牧野伸顯 (網上圖片)

顧維鈞身為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學博士,依據法理辯論,發言環環相扣,有理有據有力。首先回顧山東如何被德國人佔據,接著談到山東是如何又被日本人佔領的。他還列舉中國在一戰中所做的貢獻。更以中國不能放棄孔夫子的誕生地山東,猶如基督徒不能放棄聖地耶路撒冷這個例子來一再力陳,震撼歐美代表,扭轉輿論形勢,博取列強同情。

美國總統及英國首相都聽了他的發言,都與他握手以示肯定。據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回憶錄上指出,當時顧維鈞對於日本:「有如靈貓戲鼠,盡顯擒縱之巧技。」當晚,當地報紙刊印出顧維鈞的精彩發言,特別強調中國代表的聲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國代表一致讚揚。

消息很快傳遍世界,中國代表團收到國內各界賀電,顧維鈞大受鼓舞。但是,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家,他明白受到稱讚與解決問題是兩回事。最終就山東問題,中國代表團在對德和約方面,用了拒絕到場簽字的方式抗議,這是當時中國近百年來,第一次對列強說「不」。

顧維鈞代表中華民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網上圖片)

顧維鈞代表中華民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網上圖片)

可惜的是,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兩項提案: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取消日本強迫中國承認的《二十一條》,收回山東權益;但提案被否決。巴黎和會最終引起中國民眾抗議,爆發五四運動。

在顧維鈞的回憶錄中描述了當時心情:「一切都是那樣暗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天必將被視為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然而,顧維鈞單靠一人之力,還無法改變當時的中國,但他在外交上所做的努力,卻在中國的外交史上熠熠生輝。

1945年的顧維鈞 (網上圖片)

1945年的顧維鈞 (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