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 閻學通
2018年和2019年的國際局勢會有何區別？對於這一問題，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直言：「可能就是‘很亂’和‘更亂’的區別。」
歲末，閻學通在清華大學明齋的會客室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專訪。對2019年國際局勢可能出現的變化，閻學通進一步稱，從全球層面看，世界經濟出現危機的可能性會比較大，中美雙邊戰略競爭也將更加激烈。
雖然經濟的下行態勢有產生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的危險，但閻學通指出，「中美競爭加劇與世界經濟下行並沒有必然的關聯，很可能兩者只是碰巧發生在同一時期。」
特朗普是一類，美國的其他總統是另一類
中國新聞周刊：最近這十多年來，每年在盤點全球局勢的時候，都常出現「大變局」這樣的提法，這是因為世界秩序的重組、交替到了一個關鍵節點嗎？
閻學通：從文學角度講，李鴻章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或“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的說法成功地創造了一個固定詞語，有點類似於創造了一個新成語。這一表達有力且讓人印象深刻，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很多人用這個詞語描述較大的國際政治變化。
從國際關係研究的角度講，這個詞語表達的意思是不準確的。在人類三千年或在中國的三千年歷史中，有很多政治變化都大於李鴻章所處的19世紀下半葉。
如今來看，我們目前面臨的世界政治變化可能大於前幾年，但明顯還達不到「一戰」或“二戰”時期的程度。是否能達到冷戰結束時期的國際政治變化程度，也都還是個問題。判斷國際政治變化的大小需要有明確的參照事件。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人們有一個比較普遍的感覺，這個世界變化得太快了，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大家形成了這樣的印象？
閻學通：大家之所以感覺這兩年國際秩序變化快，我覺得主要是有兩個因素：首要因素是佔據著主導地位的西方世界在思想觀念上發生了重大改變，自由主義思想的主流地位在衰弱。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公投脫歐以後，美國的反建制主義思潮、歐洲右翼勢力都在上升，最近的一個比較受關注的典型事件就是法國的「黃馬甲運動」。
西方國家開始不按自由主義的價值規範來行事，特別是美國自己帶頭不執行，比如放棄多邊主義，推崇單邊主義。其實像非洲、拉美等所謂的邊緣社會也出現了很多變化，只是沒有受到太多關注而已。
第二個因素是中美之間的摩擦和衝突變得更加激烈，但這是第二位的，不是首要的。中美戰略衝突加劇並不是這兩年才發生的，而是好多年了。
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西方對於中國崛起的擔憂就開始加重；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年奧巴馬政府出台了「亞太再平衡」戰略。
中美戰略衝突在2018年突顯出來，並不是說在這兩年里中美雙方的實力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主要是特朗普採取的對華政策比奧巴馬時期粗魯。如今的國際秩序變化也不是從量變發展到了質變，而是因為美國不再按自由主義規範行事了。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的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上，經常出現「特朗普刷屏」的情形，這會導致國際秩序漸進性、延續性轉變的一面被忽略和淡化了嗎？
閻學通：「刷屏」是特朗普自己採取的一個策略，他的目的就是要儘可能保持自己每天都佔據媒體的頭條，每天想辦法給媒體製造些衝突性、戲劇性的“熱點”話題。總的來講，特朗普「刷屏」主要是因為他提供的話題內容，策略則是第二位的。
在美國，很多人認為如果將美國總統分兩類的話，特朗普是一類，美國的其他總統是另一類。當世界上最強大、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的領導層發生了質變，全世界大眾感覺世界突然變了，這其實是非常合理的。
我們很少看到以往的美國領導人做出決策是去疏遠和盟友關係的。而如今，特朗普卻經常制定一些絕無僅有的政策。
中國新聞周刊：美國的權力制衡體系，在特朗普身上是否約束力「失靈」了？
閻學通：現在還不能說「失靈」，但至少是制度的約束效力沒有過去所想像的那麼強。也許美國的制度對決策者的約束力比其他國家的大，對特朗普構成了一定的制約，但顯然並不能夠完全將他制約住。
從特朗普執政兩年的過程看，美國制度對特朗普的約束力並沒有明顯的上升趨勢。他剛上台時有很多針對他的抗議遊行，現在少了。
目前，他在共和黨內得到的支持率比他剛上台時還高點兒，他在美國大眾中得到的支持也總體是穩定的。中期選舉之後，民主黨控制了眾議院，這給特朗普造成一些困難，例如眾議院不通過他在美墨邊界修隔離牆的預算。於是，特朗普以關閉政府的方式進行對抗。最後何方妥協還難確定。
中國新聞周刊：這樣來看，作為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算得上是「前無古人」。現在人們可能更關心的是，特朗普會“後有來者”嗎？
閻學通：後面會有來者，其實已經有跟上的了。道義現實主義理論認為東施效顰是一種社會機制。在人類社會，往往是窮人模仿富人，下級模仿上級，普通人模仿名人，弱者模仿強者。西施好看，東施不好看，就有了東施模仿西施皺眉的行為，東施以為這樣能夠漂亮。
特朗普的言行，雖然遭到美國自由主義精英階層的批評，但他有比較固定的支持群體。在國際社會，他是最強大國家的領導人，其行為會被很多人認為是對美國有好處的，在中國就有很多人支持特朗普的執政方式，說特朗普的做法使美國經濟增長超過了3%。
特朗普這種和以前不一樣的非傳統的領導方式，被很多人認為是他的優點，給全世界提供了一個領導樣板。根據東施效顰原理，很多國家的領導人會模仿特朗普執政方式，甚至改變自己原有的執政風格。
自由主義影響力下降是全球性現象
中國新聞周刊： 當前，自由主義、理想主義色彩的黯淡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個特點，還是美國甚至世界範圍內的一種趨勢？
閻學通：自由主義影響力下降是全球性現象，不是美國所獨有的。歐洲和拉美的極右勢力上升，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導致新的集權統治出現，極端民族主義和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興起，都表明自由主義的影響力下降。
我認為，這是由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確極端化導致的。自由主義原本是強調保護少數，包容不同意識形態的。
冷戰後，自由主義成為世界主流價值觀，自由主義者漸漸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確，不再包容其他的意識形態了。凡與自由主義觀念不符合的，都被視作是「政治不正確」。
在語言習慣上，以「他」作為抽象第三人稱都不能容忍，必須改成“他/她”以表示沒有性別歧視。任何意識形態走向極端都會過分強調政治正確，從而也必然會遭到大眾的反對。
中國新聞周刊：你一直稱自己屬於現實主義學派。在如今的國際關係領域，理想主義註定不斷「貶值」嗎？
閻學通：從學術角度講，國際關係的理想主義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有過較大影響，二戰前其影響力就下降了，二戰之後理想主義就再沒有恢復過主流地位。
冷戰時期是現實主義理論主導，冷戰後是自由主義主導，理想主義都不是主流理論思想。現在主權規範的影響力開始上升，理想主義更沒有機會獲得發展了。
在中國，有人繼續提出一些理想主義的口號和目標，這都屬於政治正確。然而，這些口號和目標無法指導具體的對外政策，因為具體的對外政策需要維護國家利益，而理想主義的思想和理論是無法用於維護國家利益的。
中國新聞周刊：特朗普的上台，當時就讓不少人看不懂，包括一些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者。他上來之後，這世界似乎越來越讓人看不懂。
特別是朝鮮半島局勢發生的變化，一年前，很少有人能預料到特朗普和金正恩能坐到同一張談判桌前，但為什麼最後特朗普做到了他的前任們都沒有做到的事？
閻學通：特朗普並不了解國際軍事安全問題。他原本想對朝進行軍事打擊，但後來才知道對朝進行軍事打擊是非常危險的事，於是改變了策略，轉向談判。
恰巧朝鮮的核試驗已經能滿足朝鮮的最低核威懾需求，於是美朝就找到了一個可以談判的共同點，即朝鮮停止核試驗和洲際彈道導彈的研發，美國放棄對朝進行軍事打擊的計劃。
這兩點不是短期考慮的政策調整，而是美朝雙方可能長期執行的戰略，於是雙方達成了共識。但在達成這一共識之後，美朝雙方都不再對對方抱有更高的期待，這就陷入了維持現狀的狀態。
目前看，美朝都有可能採取對外表態願意進行第二次領導人會談，但同時採取不為進行會談而讓步的政策。也就是雙方都不放棄會談的可能性，但都以會談難以取得實質性成果作為實際政策的出發點。
中國新聞周刊：新加坡金特會時，在特朗普的記者會現場，一些美國媒體記者在現場質問特朗普怎麼可以稱呼金正恩是他的朋友。
特朗普的對外政策中，朋友、對手甚至是敵人的界限是清晰的嗎？
閻學通：特朗普不認為戰略信譽有價值，因此他採取說一套做一套的策略。他認為這種言行不一的策略可使對手無法猜到他的實際政策或政策底線，這有利於他把握競爭或談判的主動權。
這種策略在短期內是有效的，但次數多了就失靈了，會傷害長期戰略利益。這如同空城計，第一次使用成功概率很高，次數越多，其成功率就下降了。2018年使特朗普對外政策成功的因素，在2019年很可能演化成他失敗的因素。
應以「謙虛謹慎」的態度對待中國的崛起
中國新聞周刊：你近期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一開始就提到了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就特朗普政府中國政策發表的長篇演說。
不少人將這次演說看成是新的「鐵幕」演說，認為這意味著中美「新冷戰」開始了。但你多次指出，中美進入冷戰的說法是錯誤的。這種風險不存在嗎？
閻學通：任何國際事務都有多種變化的可能，但各種變化的概率有高低之別。我並不能完全排除出現新冷戰的可能性，但我認為出現新冷戰的可能性不大。
很多人認為國際政治只有三種狀態：熱戰、冷戰與和平。然而，這種認識不符合當下世界的客觀事實，也不符合人類歷史。
冷戰並不是熱戰與和平之間的狀態，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戰爭烈度和規模都較小，但那不是冷戰。
冷戰是特指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到1988年美蘇達成和解這個時期的國際政治形勢，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以代理人戰爭的策略在全世界進行意識形態競爭的狀態，即推行本國的政治體制。
我之所以說進入「新冷戰」的可能性很小，是指中美不會用代理人戰爭的方式進行意識形態之爭。
中國新聞周刊：在現在的國際格局中，對於如何定義誰是朋友、誰是對手、誰是敵人，是不是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化？
閻學通：在不同的時代，國家對敵友的判斷標準是不同的，但抽象的標準是相同的，即有無共同利益。在中美兩極化的趨勢下，中美兩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大於共同或互補的利益，於是無法將對方定義為朋友。
美國已經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了，中國雖然沒有將美國定義為競爭者，但也無法將美國定義為朋友，甚至也無法定義為合作夥伴。
上世紀90年代起，中美將兩國關係定位為「非敵非友」，這不過是假朋友的代稱。我認為，只要中國堅持不以意識形態定義敵友，即使美國單方面以意識形態定義敵友，其他國家以政治意識形態判斷敵友的可能性也不大，多數國家仍會以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判斷敵友。
這也是為什麼我建議中國對外政策要堅持上世紀90年代中央提出的「對外政策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原則。這個原則為中國改善國際環境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需要長期堅持，不能改。
另外，外交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樣也得堅持「解放思想」的原則，要不斷地改變僵化了的思想觀念。隨著環境、事件、問題以及歷史的變化，任何一種思想觀念都可能不再適於客觀世界。
我們要對外交理念進行梳理，分辨哪些是過去適宜但今天不適宜的。對於不適宜的觀念，不能僵化地堅持，而應根據環境的變化進行調整。改革開放這麼多年的經驗就是我們不斷地突破自己僵化的觀念，這對國家是有好處的。
比如在中國的身份地位界定上，我覺得我們應該考慮將我國的身份界定為什麼樣的地位對維護國家利益最有利。定位為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或者其他的什麼身份地位。
如果我們界定的國際身份地位不被國際社會所接受，這對我們有利還是不利，是值得思考的。如果有利，那我們就堅持，如果不利，那就應該尋求新的身份定位。
習近平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三次峰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圖/新華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處在中國走向世界強國進程的普通民眾，如何尋找個體的定位，應該用什麼樣的一種態度和方式來與急劇變革的世界實現比較好的相處？
閻學通：我以為，中國普通民眾應以「謙虛謹慎」的態度而不是“自以為是”的態度對待中國的崛起。
例如，目前我國還沒有建設成為世界燈塔國家，因此還不具備引領世界的能力。我這裏說的謙虛謹慎是指無論自己的實力比他國強還是弱，都應堅持學習他國先進之處，並隨時承認自己的缺點。
中國新聞周刊：從國際局勢的演進看，能否請你簡要總結下2018年的特殊之處，並展望下2019年？
閻學通：2018年最為突出的特點是中美戰略競爭公開化，這將可能是未來多年的趨勢，一兩年內不會發逆轉。這使得各地區大國採取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的策略，一方面給自己留出在中美之間迂迴的空間，一方面提升他們自己在地區事務中的作用。
中美競爭加劇的同時，世界經濟也可能出現下行態勢，而且這種下行有產生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的危險。不過，中美競爭加劇與世界經濟下行並沒有必然的關聯，很可能兩者只是碰巧發生在同一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