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左起: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資料圖）
毛澤東逝世。左至右: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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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毛遠新接連向毛澤東寫出兩份報告
鄧小平處於賦閑狀態後，便不再露面了，這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關於鄧小平被批判的消息很快就在全國幹部、群眾中傳開了。而且，大家心裏都清楚，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就是針對鄧小平的，鄧小平就是被「四人幫」摘掉的。在公開場合，人們雖然嘴上不說什麼，但心中積壓著的對「四人幫」的憤怒和不滿與日俱增。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正在醞釀，而其導火索，是周恩來逝世後廣大群眾的悼念活動被「四人幫」干擾、破壞和鎮壓。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因病逝世，廣大人民群眾沉浸在悲痛之中。人們以各種形式，自發地悼念周恩來。但是，「四人幫」對人們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恨之入骨。不僅如此，他們還採取種種手段，影射、攻擊周恩來，這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反抗。1976年3月，南京發生了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群眾運動。這場群眾運動很快就波及了全國。
然而，此時躺在病床上的毛澤東，對事情的起因、性質、具體情況，並不十分了解，他全靠聽毛遠新的彙報來了解情況，依據毛遠新的彙報來判斷是非曲直。
1976年4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已經出現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時，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討論局勢。葉劍英、李先念等沒有參加這次會議。開會時，其他許多參加會議的政治局成員不表態。華國鋒雖然主持會議，但也沒有說什麼話。只有「四人幫」在那裏叫喊，但也沒有形成統一的、定性的意見。然而，毛遠新卻在4月2日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中，使用了「敵人」、“國內外敵人”、“借故鬧事”、“鑽空子”等辭彙，來稱呼這場群眾運動。毛遠新的報告全文如下：
主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討論了幾件事：
一、當前全國各地流傳所謂「總理遺囑」、“總理給主席的詩詞”，欺騙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擾破壞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南京已有人借故鬧事，還要利用清明節(四月四日)搞什麼掃墓活動，並要以紀念楊開慧烈士名義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類似的東西，這個動向值得注意。
除電話答覆江蘇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發文件，說明所謂遺囑之類，是敵人造的謠言，干擾破壞當前的鬥爭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當。
二、今年五一節活動，有的同志提出不搞遊園活動了，應改革一下，還有見報也不好安排等。
討論結果，五一節的活動今後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國慶節)即可。但今年改變不利，當前國內外敵人都說我們亂了套，要鑽空子，歷年有活動，今年不搞影響太大。要利用這個機會體現安定、團結，慶祝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初步勝利，鼓舞全國人民，今年五一節活動還是按去年的辦法不變。
不搞通欄，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員長、副總理，不搞過去上千人的大名單。
建議鄧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盡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暫時就傳達到縣團級，暫不擴大傳達。目前幹部已學習了近一個月，黨員、基層幹部普遍要求傳達，是否可以考慮下一步再擴大傳達到支部書記和各級機關的黨員幹部。
上述意見當否，請主席指示。
如同意，國鋒同志準備正式向主席寫報告。
毛遠新 四月二日
當時的宣傳畫（資料圖）
毛遠新這個報告的突出特點有三：一是在字裏行間他已經把這場群眾運動定性為「敵人」的“鬧事”；二是他可以單獨向毛澤東說事情、提建議，例如“建議鄧小平同志不出席”等；三是他寫給毛澤東的報告，基本上就是為中央政治局定調子的報告，只有毛澤東同意了他的報告後，華國鋒才能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澤東寫報告。
4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偉大群眾運動。當天，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天安門廣場出現的問題。老幹部葉劍英、李先念等仍然沒有出席這次會議。鄧小平已經被排除在政治局會議之外，自然也沒有參加。其他參加會議的，多數人也不表態，只有「四人幫」在那裏叫嚷。江青又哭又鬧，手裏拿著一根棍子，在那裏比划著；王洪文上躥下跳，坐立不安；張春橋陰沉著臉；姚文元不時走到窗前向外張望。他們提出這是反革命事件，要鎮壓，但多數政治局成員只是討論具體情況和事情過程，並不講定性的話。「四人幫」見此情況，就一個接一個發言。他們有的說“這是壞人又跳了出來”，有的說“這是直接攻擊主席”，有的說天安門上的群眾是在“造謠”，“是反動的”，還說“看來這次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張春橋和江青共同的意見是：“鄧小平從1974年到1975年做了大量的輿論準備”，“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準備形成的”，“是黨內走資派把矛頭直接指向主席的”，“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四人幫」在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的這些議論，並不能代表政治局全體成員的共同意見，更不是政治局作出的決定。然而，毛遠新卻妙筆生花，把「四人幫」的言論當作政治局全體成員一致的意見，把他們的個別話語，當作政治局已經定性的結論意見。他在4月5日早晨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中這樣寫道：
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當場致悼詞，讀詩詞，有的貼小字報、標語、傳單。其中不少內容是以悼念總理為名，分裂、攻擊中央，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還有人上去發表煽動性演說，宣讀十分反動的傳單，語言極為惡毒，下面有人組織鼓掌，要求再讀一遍。有的人上去讀反動材料，周圍有一幫打手，誰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開讀一個傳單，說鄧小平上台是決定性勝利，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一小撮人搞的，某某人反總理，某某人想奪權等等，大群人圍著聽(還有外國人)，有人幫助照明，他連讀五遍，完全是攻擊中央，攻擊主席的。
……這樣大量的在天安門前集中這麼多群眾場合下，公開發表反革命的演說，直接攻擊毛主席，是建國以來沒有的。
毛遠新在這份報告中夾帶了許多「私貨」，其中最要害的，是認定“天安門事件”是“分裂、攻擊中央，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認為“天安門事件”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並且把事件的責任直接推到鄧小平身上。
毛澤東聽工作人員讀了毛遠新的報告後，聽信了毛遠新的話。他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4月7日毛澤東聽取毛遠新關於“天安門事件”情況彙報時的談話，引自毛遠新的筆記)毛澤東還根據毛遠新報告中作出的判斷，建議政治局作出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毛遠新引火燒身，被「保護審查」
1976年4月5日晚，當天安門廣場群眾運動受到鎮壓時，毛遠新躲在人民大會堂東邊的玻璃窗前用望遠鏡觀看，同時參與指揮。當天安門廣場群眾運動被鎮壓下去之後，他又參與了追查所謂「反革命」的活動。他住在中南海，每天都和「四人幫」聯繫，在一起商量事情，幫助「四人幫」出主意。晚間，他還要去江青在中南海的住處，籌劃新的陰謀。他沒有想到，他此時已經站到了群眾的對立面，已經成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真正的“反動派”，火很快就燒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火之所以能燒到毛遠新的身上，基本原因當然是他追隨「四人幫」幹了不少壞事，但也與他在毛澤東逝世後幹了一件蠢事有直接關係。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因病逝世，「四人幫」隨即加快了篡黨奪權的步伐。這樣，他們必然與已經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發生尖銳的對立和鬥爭。在此情況下，毛遠新仍然站在「四人幫」一邊，成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爪牙，這引起了華國鋒對毛遠新的注意和不滿。
本來，毛澤東逝世後，毛遠新作為毛澤東與政治局之間聯絡員的任務已經完結，但是，他個人的野心以及他與江青的特殊關係，使他頭腦發熱。他竟然找到江青，請江青在華國鋒面前提出要求，要把他留在中央工作。
話，要求開緊急常委擴大會議。江青還要求，讓毛遠新也參加常委擴大會議。華國鋒不同意開會，江青就一再打電話，非要開不可。最後，江青親自跑到人民大會堂來，逼著華國鋒開會。華國鋒和在人民大會堂處理事情的幾個政治局委員只好坐下來，聽江青說什麼。江青提出，要把毛澤東的書籍、文件，交給她與毛遠新保管，「因為我是毛澤東的妻子和秘書，毛遠新是毛澤東的侄子」。華國鋒不同意。張春橋提出，可交給張玉風保管，由毛遠新幫助張玉鳳登記、整理。江青同意這個意見，但華國鋒仍然不同意。於是，江青就與華國鋒爭吵起來，一直吵了5個多小時，華國鋒也沒有讓步。後來，華國鋒說，這次會議，葉帥、先念沒有參加，不是常委會，不算數。江青也只好回去了。之後，江青每天都去找張玉風，糾纏著要由她和毛遠新保管毛澤東的文件，還從張玉鳳那裏騙走了兩份。張玉鳳趕緊向汪東興和華國鋒彙報。華國鋒和汪東興一致意見：必須追回這兩份文件。江青只好交回這兩份文件，但文件已經被她改得亂七八糟。華、汪二人對此很生氣。此後，華國鋒下令，封存毛澤東的文件。這樣，江青讓毛遠新留在中央整理毛澤東文件的圖謀，沒有得逞。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體黨員公佈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資料圖）
9月28日，毛遠新與江青、張春橋在中南海201號密謀，讓毛遠新直接給華國鋒寫一封信，提出他自己怎麼辦，是留下還是回遼寧的問題，然後他們在第二天的政治局會議上先後發言，逼華國鋒把毛遠新留在中央工作。9月29日，政治局開會，華國鋒主持會議。華國鋒首先講，江青提出要工作的問題，毛主席生前已經說了，她還是研究國內外動態，不變了。接著，華國鋒當著與會全體人員的面，念了毛遠新寫給他的信。念完信後，華國鋒率先表態說：我同意毛遠新回遼寧工作。「四人幫」一聽，氣得火冒三丈，急忙圍攻華國鋒。江青惡狠狠地說：“毛遠新應該留下，必須留下!只有他熟悉毛主席臨終前說的話。”張春橋、姚文元立即響應說：“毛遠新應該留下。”江青又說：“毛遠新留下，是要處理毛主席後事的。”華國鋒說：“你不是說過，毛主席的後事，你不參加，毛遠新也不參加嗎?”汪東興立即出面證明說：“是的，江青同志說這個話時，我在場。”王洪文、張春橋也聽江青說過這個話，便不作聲了。江青一聽，索性撒起潑來，又哭又鬧。這時，張春橋提議：“讓毛遠新暫時留下來，他熟悉情況，主席寫的東西，只有他能看得懂。”江青立即止住哭鬧，響應說：“對，毛主席的文件交給毛遠新，我放心。”這時，葉劍英表態說：“我同意華國鋒同志的意見，毛遠新回遼寧，文件仍由辦公廳負責保管。”李先念立即附議說：“我同意華國鋒和葉帥的意見。”這樣，政治局會議形成了僵局。這時，江青又哭鬧起來，並趕葉劍英和李先念等人走。她指著葉劍英和李先念說：“你們無關的人都走。”她的意圖是，只留下華國鋒一個人，他們好逼迫華國鋒把毛遠新留在中央。
華國鋒考慮葉劍英、李先念年歲大了，會議已經開了好幾個小時了，就勸他們先回去休息。葉、李二人只好走了。汪東興則堅持不走，保護華國鋒。
會議繼續開時，「四人幫」輪番攻擊華國鋒，讓他表態把毛遠新留在中央工作。華國鋒、汪東興要講話，他們也不讓講，一直由他們吵嚷。華國鋒和汪東興乾脆不講話了，任由他們說。等「四人幫」吵嚷累了，說話聲音都小了一些時，華國鋒問江青：“你究竟想幹什麼?”江青說：“開三中全會，毛遠新留下起草政治報告，確定人事問題。”這句話暴露了他們的野心。華國鋒明白了他們的用意，是要讓他交權。對此，華國鋒是絕不讓步的。他斬釘截鐵地說：會就開到這裏，毛遠新回遼寧。葉劍英、李先念不在場，開三中全會問題不討論，開也要由我作報告，由我準備。黨中央的人事安排，應由政治局討論決定。說完他起身就走。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與「四人幫」徹底鬧僵了。他也認識到了「四人幫」的野心，決心粉碎「四人幫」，辦法是團結政治局多數同志，把「四人幫」抓起來。
1976年10月初，華國鋒和葉劍英等中央領導人作出抓捕「四人幫」的決策，並定於10月6日晚上在中南海懷仁堂實施。6日晚，華國鋒和葉劍英在懷仁堂親自坐鎮，抓了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又派人去中南海江青的住處抓了江青。
他們沒有忘記毛遠新。
此前，他們就決定，把毛遠新也一同抓起來。汪東興安排中央警衛團負責人之一張耀祠執行抓毛遠新的任務，還讓李連慶(毛澤東生前的衛士)與張耀祠一起去執行這項任務。後來，張耀祠向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講述了他們抓捕毛遠新的全過程：
當時，毛遠新住在中南海頤年堂後院。頤年堂本是毛澤東生前接待客人和開會的地方，一般人是不能去那裏住的。但毛遠新是毛澤東的親侄子， 自然可以例外。毛遠新住的這個地方，離江青所住的中南海萬字廊201號很近，以便於及時聯繫。毛遠新還從瀋陽軍區帶來兩個身手不凡的警衛。這兩個警衛日夜跟隨著毛遠新，也與毛遠新一起住在頤年堂的後院。毛遠新帶著一支手槍，他的兩個警衛，每人也都帶著手槍。10月6日晚8時半，穿便衣的張耀祠和李連慶帶著幾名警衛，前往頤年堂抓捕毛遠新。他們雖然知道毛遠新他們有手槍，卻都沒有帶手槍，張耀祠心中有數：在頤年堂四周站崗的警衛員，都是他的部下，毛遠新如果鬧起來，這些帶槍的警衛很快就會把他制服的。由於李連慶與毛遠新很熟悉，張耀祠讓李連慶先進屋。
1980年，華國鋒、葉劍英與胡耀邦在北京出席五屆全國人大會議（資料圖）
當天晚上，毛遠新吃過晚飯，給自己在瀋陽的妻子全秀風打了一個長途電話，便在他的房間裏看電視。突然，李連慶走了進來。毛遠新見李連慶來了，一愣，但仍然不知就裏，急忙打招呼：「老李，有什麼事?來，一起看電視。」李連慶對毛遠新說：“想給你換個地方。”毛遠新還不明白，說：“換到哪裏?我得收拾一下。”李連慶說：“不用了，現在就走。”話說到這裏，毛遠新才聽出李連慶話中的意思，雙眼盯著李連慶，問道：“你來抓我?”這時，張耀祠率領警衛員走進屋來。張耀祠向毛遠新宣佈：根據中央的決定，要對你實行「保護審查」(當時中央警衛團為了把毛遠新與「四人幫」區分開，特意用了這個名詞)，你要交出手槍。毛遠新大怒，高聲叫道：“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他拒絕交出手槍。張耀祠一聲令下，警衛員上前收繳了毛遠新的手槍。毛遠新沒有反抗，被警衛員押走了。
上海的「李實」工程師
毛遠新被「保護審查」後，先在中南海一處地下室關著，很快即被送到秦城監獄。這是毛遠新“一進宮”。
視，身體若有不適，監獄方面就會從城裏找來醫生為他診治。上世紀80年代，初，王震親自到秦城監獄，找毛遠新談話。王震在談話中提出，對於毛主席晚年犯的一些錯誤，是否寫材料回憶一下，你毛遠新是否承擔一些責任？他還流露出，這也是鄧小平的意思。毛遠新提出：在監獄中沒法寫。於是，在王震的關照下，秦城監獄方面以毛遠新治病需要好一點的條件為名，讓毛遠新「出獄治病」，在秦城監獄外邊不遠的一處房子裏，給毛遠新單獨辟了一個房間，讓他在那裏吃、住，寫材料。但毛遠新住進這個房間後，經過幾天的反覆考慮，感到對毛主席晚年所犯的一些錯誤，自己承擔不了責任。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所寫的材料，自然不能使上級滿意。隔了一段時間，毛遠新又被收回秦城監獄。這是毛遠新“二進宮”。
1987年，毛遠新的生母朱丹華給中央寫信，提出讓毛遠新轉到江西南昌服刑，以便於她能經常去看望毛遠新。由於毛遠新是毛澤東的親侄子，朱丹華也是老革命，她的這個要求，得到了上級同意。於是，毛遠新便被安排到南昌服刑。在南昌，毛遠新仍然得到了好的照顧，他單獨住一處房子，可以看書、讀報、看電視，吃穿不愁，他母親朱丹華也可以隨時去看他，只是他不能與外界接觸。這個待遇，使毛遠新享受著實際上的獄外生活。毛遠新也利用這一條件，讀了很多書籍。可是，好景不長，1987年發生學潮，我國一些地方出現動亂的跡象，有關部門出於種種擔心，決定仍將毛遠新收回秦城監獄。這是毛遠新「三進宮」。
1989年初，朱丹華再次給中央寫信，提出讓毛遠新仍回南昌去。有關部門經研究，同意了朱丹華的要求。
1993年，毛遠新刑滿釋放(毛遠新被判17年徒刑，從1976年起，關押一日折抵一日)。他向組織提出要求：還要干一點工作。組織安排他到上海一個研究所當工程師。去上海工作，再用毛遠新的名字就不方便了，於是，他化名「李實」，去上海某研究所工作了。
毛遠新到研究所後，工作特別努力，每天起早貪黑地工作。他本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高材生，在業務上很快就成為研究所的骨幹。許多年輕人遇到疑難問題，都向他求教，毛遠新也很熱情，認真幫助青年科技人員解決各種難題。每天，毛遠新都是比較早地來到班上的人。一到班上，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平時很少講話，但為人熱情、謙和，工作態度認真，因此，他多次被評為先進，在單位里威望很高。在人們心目中，「李實」工程師是一個好人。
一次，單位里開全體黨員會議，研究所里的黨員都進會議室里開會了，可「李實」工程師卻仍然在辦公室里忙著。有人就問：黨員開會，你怎麼不去?「李實」工程師回答：我不是黨員。單位里的群眾十分不解：像「李實」工程師這樣的人，怎麼還不是黨員?大家不知道「李實」的真實身份，這對毛遠新有一個好處，使他得以在上海過了幾年平靜而又忙碌的生活。
2001年，毛遠新60歲，按規定，他退休了。退休後的毛遠新，每月領著一份退休金，和家人一起在上海過著平靜的生活。另外，他還是得到了關照。一次，某中央領導人到上海視察，向上海市委有關領導問了毛遠新的情況，得知毛遠新的退休金較少，在這位中央領導人的關照下，毛遠新的退休金增加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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