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留法時的學生照（資料圖）
一
鄧小平是很多傳記著作的人物之一，但這些著作很少涉及鄧小平留法時期的內容。事實上，他在法國度過的五年時間是不容忽視的，因為就是在那裏，他第一次變得政治上活躍並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對於這一時期，這些著作只是作了簡短的描述。
比如，鮑曼認為:「鄧在成都上了預備學校的課程……之後去了上海，然後又於1920年初去了歐洲……沒有任何關於鄧在法國上學的記述，也沒有說明他在那裏幹什麼工作。」鮑曼唯一提到的是，鄧在法國呆過的標誌僅是他在那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以及他作為《赤光》雜誌的油印員所從事的一些活動。
根據一些蘇聯檔案以及鄧小平自己向埃德加?斯諾所作的介紹，D.W.克萊因和A.B.克拉克在他們的著作中作了更進一步的描述。他們說，鄧小平1921年在里昂參加了中國工人學生運動，1922年加入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4年才加入中國共產黨。根據克萊因和克拉克的說法，之後，1926年鄧離開法國去了莫斯科。但鮑曼認為鄧是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離開法國的。
現有的中文文獻也幾乎沒有更多這方面的記載。《紅衛兵》登載的一篇很著名的傳記筆記告訴我們，鄧小平是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這份材料說，鄧是在法國巴黎南部60英里的一個叫蒙塔爾基的地方居住和工作:在一家工廠做橡膠鞋的同時，他「還幫忙給同事做飯」。
一些法國檔案使得我們可以探討這些問題，填補這方面研究的空白。即使它們也並不能使我們重新斷定1920年至1926年間鄧小平的職業，尤其是這段時間仍然是鄧早期模糊不定的一段時期。
二
前往法國的時候鄧小平用了「鄧希賢」這個名字，在法文文獻中拼做“Teng Hi Hien”或“Terlg Si Sien”，當地的一些機構和警察只知道他這個名字。鄧於1920年12月到達馬賽，與他同行的還有一同參加勤工儉學運動的一群來自中國四川的青年。在這群人中，鄧是年齡最小的，僅有16歲。12月18日，鄧來到華僑登記處(可能在馬賽)，登記他1904年7月12日出生於中國四川，父親名叫“鄧文明”。
接下來的三年，鄧小平徘徊在法國街頭。我們可以據此大致追溯一下他在法國的活動。下面是一份有關他的年表，但尚有許多空白。
1920年12月13日，「Porthos」號到達法國馬賽;
1920年12月18日，到僑民登記處;
1921年1月至3月，在巴耶中學學習;
1921年4月至1922年2月，在巴黎一家工廠工作，住在巴黎西南郊區的哥倫比村;
1921年9月，參加里昂運動(?);
1922年2日13日，到達蒙塔爾基，在僑民登記處登記為「體力勞動者」;
1922年8月3日，離開蒙塔爾基來到塞納河上游小鎮夏蒂榮，入夏蒂榮中學學習(?);
1923年2月2日，回到蒙塔爾基，開始在哈金森橡膠廠做工;
1923年3月7日，離開哈金森工廠，但仍留在蒙塔爾基;
1923年6月11日，離開蒙塔爾基，聲稱要回到巴黎西南郊區的哥倫比村;
直到1926年1月(?)，在巴黎做工，特別是在比揚古的雷諾工廠做工;
1926年1月7日，離開比揚古(從1925年8月20日開始居住在這裏的卡斯泰耶大街3號)，經由德國前往蘇聯。
可以看到，許多地方都是不確定的。這可能很大程度上因為幾乎所有的法文材料都是由警局記錄組成的。鄧小平顯然是從1925年夏開始往前倒退式地描述這些的，因為在此之前鄧的政治活動無疑是相對謹慎的。
一些中文材料表明早在1922年鄧就明確贊成共產主義運動，他甚至在那年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且在192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2年夏成立的中共旅歐支部)。但是最初他並沒有在這兩個組織中擔任任何領導職務，除了一些技術上的活兒。
一加入中國共產黨，鄧就開始從事出版工作，負責複印《共產黨宣言》和參與編輯《赤光》雜誌，這也使得同事們都戲稱他為「油印博士」。在離開法國之前，他一直參與這項工作。證據是一份有關他在巴黎地區最後的住所的研究報告:1926年1月8日，警察搜查他的房間，發現了“油墨?油印工具以及一些用於油印的紙”。
但是，從1925年夏天，鄧小平就開始成為在法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物。
這個領導地位的變化在許多公開言論中都曾提到過。考慮到中國僑民支持者數量有限，1925年8月鄧小平被選為在法國民黨總務委員會「巡視員代表」，選舉結果於1926年1月生效。同時，從1925年8月起，鄧開始居住在位於巴黎西南郊區的比揚古地區卡斯泰耶大街3號的一個小旅館裏。這個小旅館是專門供中國人居住的，在雷諾工廠附近有很多這樣的小旅館。
鄧和兩名中國同胞住在5號房間。兩位中國同胞一位叫楊品蓀，是來自上海的一名共產黨員，另外一位叫傅鍾。傅鍾也來自四川，他很賞識鄧，當時傅已經是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的書記，是1924年夏周恩來離開法國後開始擔任這一職務的。
他們三人都投身於同一種活動，一份警局報告稱:「有兩名中國同胞與鄧希賢住在一起並與他有共同的政治觀點，他們總和他一起外出。」明顯年輕的鄧小平總帶著傅鍾外出，這不由得讓人對鄧和傅二人各自的重要性產生疑問，尤其是在那種激進的氛圍下。確實，我們可能會直接問到一個問題，他們倆到底誰對誰起保護作用?是鄧被推向前方去保護書記，或者是傅在1925年時擔當了重要角色?
三
根據警局的記錄，1925年10月24日，鄧希賢主持了中國共產主義者在伊西?萊穆里內城的會議，儘管他不是主要發言人。有25人出席了此次會議，討論「重建中國共產主義團隊的必要性」。會議最終陷入騷亂，因為1925年7月的示威行動導致他們要被驅逐出境。
1925年11月15日，鄧再次主持會議悼念國民黨員王京歧。王京歧是於10月在被驅逐回國的船上犧牲的。這次，47名中國人聚集在美麗城的波耶大街上的一個房子裏，警局錯誤地記錄為「在賽佛爾城或者是聖魯克的住所」，鄧發表了關於會議主題的公開演說，並且在11位發言人講話以後作總結髮言。根據警察的記錄(從別處引用的)，他最後是這麼說的:“我們力促現場的人同國際帝國主義論戰，呼籲大家哀悼王京歧同志。”
報，力促他們向各自派駐的國家的帝國主義發出抗議，反對這些國家向中國派出戰船和軍隊。”
所有這些，都是在外交上以直接恐嚇的方式向敵人連續發難……
鄧小平因為與這次極不尋常的秘密會議有關聯而引起警方的注意。事實上，他也遭到了警方的懷疑。與他一起被警方懷疑的還有另外一名共產黨員和兩名社會民主黨成員，其中包括楊賽濤(音譯)。因為他們曾經支持針對中國青年黨尤其是其領袖人物何魯之的攻擊運動。何魯之和他的中國青年黨——大部分成員都是聲名狼藉的反共產主義的中國僑民的小黨派——被指控在七月運動結束後向警方出賣了參與運動的激進分子的名單。
此外，如同他們四人所宣揚的那樣，他們甚至密謀行刺中國青年黨的領袖們。這些計劃，如果是真的話(我們僅僅是從警方處理中國青年黨恐懼這一事件的記錄來得知這些計劃的)，它們最終付諸實施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下面我們回顧一下1925年7月發生的事情。因為這個，鄧小平受到警方注意。從此，中國僑民的革命運動開始由一個團隊來領導。
在這個團隊中，任卓宣可能是最有名的，他也是四川人，1923年開始擔任中國共產黨旅法支部的書記。1925年6月21日，任領導在法中國共產黨及駐法中國大使館的支持者們在巴比龍大街發動襲擊那天，有100多人佔領了中國駐法大使館，聲討5月30日發生在上海的「五卅」慘案。這次行動激起法國民眾長達幾年的評論，並且具有標誌意義的重要性，結果導致了一場鎮壓的浪潮，實際上就是肅清中國僑民中的激進分子。經過一個迅速的調查之後，在一些中國人的指認下，共產黨員和他們的朋友們的身份被確認。接下來，大約有100人(幾乎是全部的人)離開了法國，其中有47人是在驅逐命令下離開的，剩餘的是自願離開。任卓宣和其他3名同志未經審判入獄，也不得不及時地離開。
這些事實表明，到1925年下半年，出席各種激進會議的人越來越少了。這也表明，之前做技術工作的人不得不開始承擔這些被捕的領導者的責任了，比如鄧。1925年，是應該被回憶的一年，在那一年，「油印博士」剛剛21歲。當時的情況將他推向共產主義鬥爭的前線，也證實了他在那裏的短暫逗留(6個月)。他的各種活動，尤其是反對何魯之的活動，促使警方搜查了他的房間，那裏是他們政治活動的聚集地。1926年1月8日早晨，位於布羅涅——比揚古的3個住著中國人的旅館，包括卡斯泰耶大街的一家，都受到了警方的造訪。警察發現5號房間已空無一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油印工具，還有住在這裏的3個人落下的書刊和文件。因為鄧和傅鍾一同已於1月7日離開巴黎經由柏林去了莫斯科，並在那裏進了中山大學。當地的警局報告聲稱:“看起來這3個人已經察覺到自己受懷疑，所以馬上消失了。”
四
至此，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歷史上的位置變得有些清晰了，他屬於中共旅歐支部第三代領導人。
第一代持續時間很短，大部分在1921年的里昂運動後離開了法國。第二代以1925年夏季行動而告終。除了周恩來，他是在1924年自願離開的。由於當時特定歷史條件的影響，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形成是最後一次持續時間最短的調整。
沒有太多的法文檔案能使我們對鄧小平的思想和行為有一個足夠清晰的認識，從而幫助我們去發掘他的領導才能和獨特的政治人生觀。由於沒有更進一步的材料，我們不得不對以上再現的鄧小平年表滿意。毫無疑問，鄧後來的名望足以證明他這段經歷的重要性。也正是因為這段經歷，他贏得了黨內其他同志對他的尊重。也許法國這段經歷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那些異同尋常的事情，恰恰相反，而是那些使它如此平凡的事情。
且不說鄧小平到達法國時的年齡(他比同去法國的大部分學生都小兩三歲)，鄧的經歷確實具有典型性。大部分參加勤工儉學運動的人都同樣有到處奔波?缺錢花?經常搬家?讀地方性中學的經歷，乾沒有技術性的工作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作為激進分子，在1920年到1925年間，他們中有200多人都成為共產主義戰士。因為這些，武力鬥爭是重要的一項內容。所以可以想像他們看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法國。走這條道路的大部分中國人都是滿懷希望找到一個掙錢多的工作，同時又能學到知識。
事實上，20世紀初期的法國危機四伏，它不可能給外國人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更何況這些中國人通常是沒有技術的，他們在中國獲得的文憑也一樣沒有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他們只能到一些二級學校開辦的專門學習班去學習，再加上生活困難，所以他們傾向於群體式地居住在較容易接近的學術機構或者能大批僱傭中國工人的工廠(如雷諾工廠)附近。居住相對集中(大部分的中國僑民住在巴黎地區)使得採取武力鬥爭行動更為容易，而中國的年輕人所遭遇的失望無疑也給他們提供了接受教訓的平台。他們與法國工人及一些政治?工會組織之間不可避免的聯繫也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嗎?我們很難獲取這些信息。在所有行動中，正如鄧的情況所反映的，中國工人學生有明顯的保持自我的傾向，他們所有的政治活動都局限在僑民內部。
對鄧小平這段經歷的梳理同樣停留在武裝鬥爭層面。查閱這些文獻，我們發現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萌芽於一些基礎性的原始資料，這些材料大部分都來源於蘇聯。對鄧的房間進行搜查的結果表明他和他的同志們擁有「大量用法文和中文書寫的宣傳品(如《中國工人》?《孫中山遺囑》?《共產主義ABC》等)，中文報紙，尤其是《進步》——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報」。沒有什麼非同尋常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一些有關20世紀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東西。作為一個年輕的共產主義戰士，也沒有任何有關他職業生涯的異常之事，加入青年團，入黨，順應統一戰線需要加入國民黨，最後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離開法國前往莫斯科。後來的事情可能讓人感覺這是留下最深印記的最後一個時期，然而，直到鄧和其他人被廣泛關注，我們都不應該低估留法這段歲月的重要性，因為它發揮了一個不可缺少的引導性的作用。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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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先楚與毛澤東（資料圖）
韓先楚「膽大包天」的故事，在民間說法很多。比如說，韓先楚的膽，有雞蛋那麼大。江青說：「軍隊有兩霸，一是許世友，二是韓先楚。」有人問許世友，在中國眾多將領中，你最欽佩的是誰？許世友道：韓先楚。再問為什麼，回答是：他有勇有謀。韓先楚，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當了師長的韓先楚，膽子更大了，大得連彭德懷的命令都敢違抗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根據地，留下的紅軍不久後又重建了紅二十五軍。1913年2月出生在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吳家嘴村的韓先楚，就在這時參加了紅軍。
起初，韓先楚被編在紅二十五軍的交通隊。交通隊是個後勤運輸隊，沒有配發武器，主要任務是為前線運送給養彈藥。用韓先楚的話說，就叫「在二線部隊當兵」。在一次轉移中，走在部隊後面的交通隊與當地國民黨的十幾名民團兵遭遇了。交通隊的多數戰士，都沒有參加過戰鬥，看到民團兵肩上扛著槍，自己手裏只拿著竹扁擔，不免有些害怕。在這關鍵時刻，韓先楚輕喝了一聲：“大家不要怕，要沉住氣。”接著，韓先楚像個指揮員一樣，迅速叫幾個人繞到民團兵的後面，自己帶幾個人迎了上去。民團兵發現前後都有紅軍，頓時嚇得亂了陣腳。韓先楚趁機喊了一聲：“沖啊！抓活的！”
這一喊，民團兵更是愣住了，認為紅軍不開槍，為的就是要抓活的，便乖乖地舉手投降了。
韓先楚帶領交通隊用扁擔俘獲民團兵一個班的英雄事迹，一下子在紅二十五軍傳開了。軍長吳煥先決定：調韓先楚到紅七十五師二二五團二營五連當排長。
有了槍的韓先楚，再加上他的「膽大包天」，一下子就冒了出來。每打一次勝仗，韓先楚就晉陞一級。
1935年9月中旬，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與陝北紅軍組建了紅十五軍團。韓先楚到陝北後，參加了陝甘蘇區反「圍剿」。在勞山、直羅鎮戰鬥中，韓先楚英勇奮戰，兩次身負重傷。1936年2月，韓先楚升任紅十五軍團七十八師師長。
當了師長的韓先楚，膽子更大了，大得連彭德懷的命令都敢違抗。
1936年5月18日，中革軍委決定，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率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西征，擴大新根據地。紅十五軍團分兩路西進，北路單獨行動的就是韓先楚指揮的紅七十八師。
5月20日，當部隊行至定邊城關時，偵察員報告城內有國民黨軍馬鴻逵部的一個騎兵營。韓先楚接到報告後，立即趕到先頭團二三二團，與團長王得榮、政委劉懋功研究打定邊的計劃。他們在看地形時，發現敵人騎兵營既不出擊，也不打槍騷擾，又不逃走。團政委劉懋功分析說：「敵之所以固守孤城不敢行動，一是懼怕被我圍殲，二是怕棄城逃跑交不了賬。」
「分析得對。」韓先楚說，“你們看，這城牆雖堅固，但並不高，準備雲梯，可以攀登，完全有把握消滅守敵。”
看完地形後，韓先楚讓參謀長發電報給彭德懷司令員和紅十五軍團部，報告攻打定邊的決定：「敵懼我殲，攻城可克，我師決計克城殲敵，望速核復。」同時向二三三團、二三四團下達命令：“務於下午4時前趕到定邊準備參戰。”
彭德懷的指示很快下來了：「置定邊於不顧，繼續繞道前進。」事後，彭德懷說：“當時顧慮，若定邊攻取不下，會影響整個作戰行動。”
接到彭德懷的命令後，韓先楚猶豫起來：打，則違令；不打，則太可惜，將來攻取定邊，肯定要付大代價。
思前想後，韓先楚決定：「打！」
6月16日晚，紅七十八師3個團進入隱蔽地域。深夜12時許，各團開始登城。部隊很快攻進了城。這時，部隊在城內亂得很，因為是夜間，又是巷戰，各連的建制都亂了。
「彭義隆同志在哪裏？」
二三三團政委周慶安轉身循聲望去，原來是韓先楚帶著警衛員在自己跟前，忙回答：「彭團長在那邊整頓部隊。」
周慶安回答完畢後，一邊派人找團長彭義隆，一邊問韓先楚：「師長，我們還沒有打開城門，你從哪裏進來的？」
韓先楚笑了笑，反問道：「你們能爬城牆，我就不能爬城牆嗎？」
周慶安擔心地說：「現在很亂，師長你可不要亂跑，要注意安全啊！」
「什麼安全不安全，消滅了敵人才安全。」
將在謀，兵在勇。由於韓先楚謀事在先，紅軍戰士英勇頑強，戰鬥打到拂曉就結束了。馬鴻逵的一個騎兵營全部被殲，還俘虜了350餘人，繳獲戰馬180多匹。
：「你們機動靈活，攻克定邊，慶祝勝利！防務移交宋、宋（即宋時輪、宋任窮任軍長、政委的紅二十八軍），繼續向鹽池偵察前進。」
不久，紅七十八師到達鹽池。1936年10月，韓先楚率紅七十八師又從鹽池出發，開赴海源，迎接紅二、四方面軍。
東北戰場上的「旋風司令」
1937年9月，韓先楚從抗日軍政大學被派往部隊，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八團副團長，參加了平型關戰役。中間在六八九團團長的位置上過渡了一下，1938年2月，三四四旅調八路軍一二九師建制，韓先楚被任命為該旅副旅長。後來，又代理該旅旅長。1940年初，韓先楚率三四四旅東出太行山，開闢冀魯豫根據地。
1941年1月，韓先楚奉命赴延安軍政大學學習。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1946年2月，韓先楚赴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副司令員。
解放戰爭初期，東北的局勢非常緊張。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軍已搶先佔領了山海關、興城、錦西、錦州、黑山、義縣、阜新等地。國民黨軍為了打通錦（州）承（德）線，又搶佔了北票、朝陽、建平、建昌、平泉。到了1946年2月，國民黨軍攻佔四平、長春。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撤至松花江以北地區，形勢變得十分嚴峻。
：「哈爾濱不得放棄，北滿部隊應迅速佈防松花江；南滿部隊要集中兵力在中長路南端，趁敵南滿空虛，選擇有戰略意義的一兩個大中城市展開進攻，將北滿敵軍拉回南滿。」
根據這一指示精神，上級決定第三縱隊和第四縱隊發起保衛臨江戰鬥，並組成前方指揮部，正副指揮員由第三縱隊司令員曾克林和第四縱隊副司令員韓先楚擔任。
報的當天就趕到三縱所在地，立即召開作戰會議。沒有想到，會上發生了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第三縱隊主張打國民黨軍暫編第二十師；而韓先楚代表第四縱隊則堅持主張打國民黨軍第八十九師。
第三縱隊的理由是充分的：「暫編第二十師是滇系部隊，戰鬥力不強，且部署在主力兵團的側翼，易集中兵力殲滅該師；而第八十九師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美械裝備，戰鬥力較強，且與友鄰部隊距離近，如果一天之內不能解決戰鬥，援軍一靠上來，自己反而有被反包圍的危險。」
韓先楚的理由也十分充分：「八十九師剛從熱河調來，對南滿的地形、交通和人情都不熟悉，而且與我軍是第一次在遼東交手，缺乏經驗。只要我們利用好敵人的驕橫貪功及弱點，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將敵人誘至有利地形殲滅，在短期內取勝是有把握的。再說，把強敵打下去了，敵人的囂張氣焰就滅了，弱的部隊將不戰自退。」
爭執不下，兩個方案報到了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員蕭勁光和副政委陳雲那兒。
兩個小時後，蕭勁光和陳雲複電：「完全同意韓先楚的意見，由韓統一指揮三、四縱，力爭迅速徹底殲滅八十九師。」
曾克林看了電報後，對韓先楚說：「老韓，電報來了，由你統一指揮，我們聽你的。」
4月2日晨，戰鬥打響。
台還在特別節目中說：「共軍狼狽逃竄，我軍已佔領三源浦，勝利指日可待！」
此時，韓先楚指揮第三、第四縱隊，輕輕地一提「袋口」，頓時讓進入“口袋”的國民黨軍八十九師亂了陣腳。戰鬥結束，俘師長張孝堂少將和副師長秦世傑少將以下7500餘人。至此，國民黨軍第八十九師外加1個團，全部被解決。
這一仗，粉碎了國民黨軍「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戰略計劃，改變了東北戰場的戰略態勢。東北民主聯軍不再節節北撤，在南滿站穩了腳跟。
1947年9月，韓先楚調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三縱隊司令員。到任的第三天，韓先楚就與縱隊政委羅舜初率部參加東北戰場上的秋季攻勢。1948年1月，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韓先楚改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三縱隊司令員。在東北，對於韓先楚，有個奇怪的現象，坐鎮東北指揮的幾任國民黨軍指揮官，竟然都稱韓先楚是「旋風司令」。國民黨軍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因指揮部隊慘敗被調離東北。杜聿明離職時說了一句：“最難對付的是韓先楚的‘旋風部隊’。”後來，國民黨軍參謀總長陳誠取代熊式輝出任東北行營主任。陳誠到東北後，調兵遣將，整編部隊，聲稱“六個月消滅共軍”。結果，韓先楚指揮第三縱隊，和兄弟部隊一道，圍法庫，打彰武，活捉了敵新編第五軍軍長陳林達。陳誠只好稱病離職，並在當天的日記中稱，“韓先楚是很難對付的‘旋風司令’，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他的部隊”。再後來，衛立煌接替陳誠在東北的職務，同樣逃不出失敗的命運，也不得不承認說，“韓先楚是個虎將，動作之快，如同旋風般”。
1948年11月，根據中央軍委全軍實行統一編製番號的命令，東北野戰軍第三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軍，歸第四野戰軍第十二兵團建制。韓先楚任軍長，羅舜初任政委。韓先楚成了人民解放軍第四十軍的首任軍長。11月23日，韓先楚和羅舜初率四十軍入關，參加平津戰役，並率領部隊向廣東和廣西推進。1949年9月，韓先楚被任命為第十二兵團副司令員。不久，韓先楚又兼任第四十軍軍長一職。
力挺早日攻打海南島
1949年12月18日，第四野戰軍決定由十二兵團四十軍和十五兵團四十三軍解放海南島的報告，送到了毛澤東處。毛澤東沒有立即批示，而是壓在了案頭。毛澤東不是不想解放海南島，而是在考慮如何才能一戰成功，避免輕率進攻而蒙受巨大損失。一個多月前，金門之戰的失利，仍歷歷在目，教訓十分深刻。到了12月30日，毛澤東才作出了《關於做好渡海作戰的指示》。
為了加強渡海作戰的指揮，成立了渡海作戰前敵指揮部：在中共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統一領導下，第十五兵團司令員鄧華任總指揮，領導成員有十五兵團政委賴傳珠、十五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洪學智、十二兵團副司令員兼四十軍軍長韓先楚。
1950年2月，渡海作戰前敵指揮部在廣州召開了攻打海南島的作戰會議。與會人員有葉劍英、鄧華、賴傳珠、洪學智、韓先楚和四十軍、四十三軍兩個軍的領導。會議決定，5月底渡海作戰準備完畢，6月份渡海登陸作戰。
對於這個決定，韓先楚保留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認為：「如果在穀雨前的5天內即4月20日前，不發動攻打海南島的戰役，就要往後再拖整整一年。因為解放軍的渡海工具基本上是風帆船，非得依靠穀雨前的季風過海不可。」
廣州會議結束後，韓先楚回到四十軍，立即召開了軍黨委會。韓先楚在會上提出要求：「關於6月份登陸作戰的時間問題，不向下傳達。對部隊要強調渡海時間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切準備工作，必須在3月份前完成。」
3月初，四十軍徵集到1058隻風帆船，動員船工1417人。這樣，基本上解決了渡海船隻和船工問題。韓先楚又經過兩天兩夜的思考後，直接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報告，陳述己見，並立下「軍令狀」：“如果兄弟部隊四十三軍沒有準備好，我願親率四十軍主力單獨渡海作戰。”
當然，中央軍委、毛澤東不可能讓沒有軍艦，只有風帆船的一個軍去攻打海南島。毛澤東迅速批示，除確定四十軍、四十三軍為主力外，再配屬一個加農炮團，一個高射炮團及工兵、通信、後勤等部隊，並對韓先楚提出的戰術思想作了肯定：「積極偷渡、分批小渡與最後登陸相結合的辦法有效，即可提前解放海南島。」
韓先楚率先將指揮所移到了海邊，開始組織部隊「積極偷渡」。3月5日黃昏，韓先楚倒上滿滿一碗酒，親自為「渡江先鋒營」的800名壯士送行：“祝同志們闖龍潭虎穴，踏平瓊峽千頃浪，把紅旗插上海南島！”
「渡江先鋒營」出發後，整整一夜時間過去了，一點登陸的信號都沒有。韓先楚沒有睡覺，他哪裏還有睡意呢？
3月6日下午1時40分，韓先楚看到了「渡江先鋒營」成功登陸的信號，他興奮得像個小孩子，逢人便說：“偷渡成功了！”
第一次的「偷渡」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部隊。3月12日，韓先楚決定再次「偷渡」，由四十三軍一二八師三八三團執行。三八三團在3月26日晚7時按時出發，次日夜成功登陸。作戰行動按照韓先楚的設想進行著。韓先楚決定在4月16日大潮前發起解放海南島戰役。因為他經過反覆計算潮汐，以及風向預測，覺得把握很大。中央軍委和第四野戰軍批准了戰役發起時間。
4月16日18時30分，海上果然颳起了東風。韓先楚率領四十軍和四十三軍乘坐300多隻風帆船，跨海進軍海南島。
4月17日凌晨3時，四十軍的風帆船衝破國民黨軍炮艦的攔截，勝利搶灘海南島的臨高角。韓先楚隨先頭部隊一起，涉水搶灘。在北京總參作戰室坐鎮的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焦急地問：「韓先楚在什麼位置？」
作戰值班處長說：「韓先楚已經上島了。」聶榮臻長吁了一口氣：“韓先楚上了海南島，就意味著勝利！”
果真，薛岳指揮的4個軍10萬人苦心經營一年多的「伯陵防線」，隨之土崩瓦解。
坐鎮三十八軍，打出「萬歲軍」威名
眾所周知，三十八軍在朝鮮戰場上打出了「萬歲軍」的美譽，但許多人並不知道，這裏面有韓先楚的一份功勞。當時，韓先楚坐鎮三十八軍指揮所，為三十八軍打好朝鮮戰場上的第二次戰役，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50年10月，在抗美援朝戰爭第一次戰役中，志願軍共殲滅「聯合國軍」2個團又5個營，斃、傷、俘1.5萬餘人，其中美軍3518人。第三十八軍在這次戰役中，由於沒按時完成任務，受到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的嚴厲批評。
第二次戰役開始時，韓先楚到三十八軍坐鎮指揮。據三十八軍副軍長江擁輝回憶：「11月15日晚上，我們部隊由球場洞向北轉移途中，志願軍副司令員韓先楚同志帶著參謀和警衛人員乘坐吉普車來到了我們軍指揮所。志願軍首長親臨前線，這使我們感到一場大戰就要開始了！」
11月16日，在球場洞東面鶴首岩召開的三十八軍黨委會上，韓先楚掃視了面前一張張堆滿焦慮的臉，問：「這回彭總要你們後撤30里，是不是很擔心美國人打過鴨綠江？」
這話點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個個瞪大眼睛等待韓先楚說下去。韓先楚點著煙，深吸了一口後說：「我曉得了，你們想打，要拼，要決戰，是不是啊？」
這話又點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人人臉上泛起笑容。韓先楚突然提高聲音說：「同志們，這是毛主席、黨中央的部署！是彭總的命令！必須堅決執行！」接著，韓先楚傳達了毛澤東為志願軍制訂的“誘敵深入、尋機各個殲敵”的作戰方針。
11月23日，三十八軍指揮所已從鶴首岩轉移到德川東北部的降仙洞，韓先楚在這裏主持召開了作戰會議，命令第三十八軍和第四十二軍1個師攻打德川。第三十八軍軍長梁興初說：「打德川我們包了！」
韓先楚看了看梁興初，問：「能行嗎？」
梁興初說：「我們保證吃掉德川的敵人！」
韓先楚同意了，並與三十八軍領導一起，進一步研究了作戰計劃。11月25日黃昏，德川戰鬥發起，戰至26日19時，德川戰鬥結束，第三十八軍殲滅了守德川的全部南韓軍。
戰場形勢的發展，極有利於志願軍繼續作戰。志願軍總部認為在第二次戰役西線作戰中，可以繼續擴大戰果。11月27日下午2時，韓先楚對軍長梁興初、政委劉西元、副軍長江擁輝說：「三十八軍下一步的任務是艱巨的。一要插向三所里，二要攻佔戛日嶺！但關鍵是插到敵後三所里！」
據江擁輝回憶，「韓先楚把‘艱巨’和‘關鍵’四個字咬得很重」。這時，參謀人員報告三所里的敵情，韓先楚聽完報告後，指著作戰地圖上的三所里說：“嚴重問題是，美軍3個師共300多輛坦克、400多門火炮，而我們1個師卻只有十幾門迫擊炮，只有一些反坦克手雷，懂嗎？”沉默了許久，韓先楚盯著梁興初道：“今晚一定要拿下十八盤。”
到了後半夜，第三十八軍一一三師攻下了十八盤，向三所里穿插。但在指揮所里的韓先楚和梁興初、劉西元，卻不知道第一一三師究竟到了哪裏，路上是否受阻，因為這是第二次戰役成敗的最關鍵的一步棋。同樣，彭德懷也在期待著消息。
一直等到28日15時40分，第一一三師三三八團到達指定位置三所里，並立即展開戰鬥。同時，發報員張甫熟練地發出三組信號，「我部到達三所里」，“敵人企圖經三所里向南撤退”，“請示我部任務”。
一向嚴肅有餘的韓先楚，激動地對梁興初說：「勝利已屬於我們！」
11月29日，美軍開始實施全線撤退。為了切斷美軍南撤退路，減輕第一一三師壓力，29日午後，軍長梁興初根據韓先楚的指示，下令第一一四師和第一一二師丟掉當面敵人，向三所里和龍源里靠攏。
戰至11月30日16時，美軍第二師被逐漸壓縮至數個狹小地域中。17時，在志願軍第三十九軍、第四十軍的配合下，第三十八軍發起多路進攻，至12月1日8時，給予美軍第二師殲滅性的打擊。
戰後，彭德懷對第三十八軍在第二次戰役中的英勇表現，給予了高度讚譽，在親自起草的嘉獎令中，專門寫道：「中國人民志願軍萬歲！三十八軍萬歲！」
福州軍區戰颱風，蘭州軍區頂黑風
1952年8月，韓先楚因病回國。同年11月，韓先楚任第十九兵團司令員。1953年4月，韓先楚任中南軍區參謀長。1954年1月，韓先楚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同年，入南京軍事學院深造。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將軍銜。
1957年7月，韓先楚從南京軍事學院畢業。同年9月，中央軍委任命韓先楚為福州軍區司令員，同時擔任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此前，毛澤東主持會議說，對於英、美兩國阻礙中東人民的解放事業，「不能僅限於道義上的支持，而且要有實際行動的支援」。會議最終決定對金門、馬祖地區的國民黨軍實行軍事打擊，這就是後來常說的「炮擊金門」。韓先楚是「炮擊金門」的最高指揮員。
當然，對於「炮擊金門」，不僅是打炮的問題，作為前線司令員的韓先楚，需要貫徹中央軍委的指示和鬥爭策略。因為，這不僅僅要對付台灣的國民黨，而且涉及到對美國的政治鬥爭。因此，韓先楚到福建後，帶領兵種指揮員和機關參謀人員，走遍了福建沿海的重要戰略要地，研究制訂出了福州軍區防禦計劃和「炮擊金門」的具體方案。
1962年，台灣國民黨當局趁大陸遭受嚴重自然災害之機，叫囂「自己的行動不受美國的制約，獨立反攻大陸」。韓先楚分析說：“這是他們自己往臉上貼金，如颱風一樣，一陣子就會過去。但他們如果利用金馬防衛部隊和海匪，趁夜間襲擾沿海前線，打一下就走的戰術，則不得不防。”
不出韓先楚所料，國民黨軍果真採取不斷派小股武裝部隊，襲擾福建前線。但韓先楚早就讓部隊做好了準備。自1962年到1973年，福州軍區部隊在韓先楚的指揮下，在東南沿海共殲國民黨軍小股武裝部隊和特務90餘次，計1000餘人。
在福建，韓先楚除了指揮部隊防禦台灣的「颱風式」小股襲擾外，還有一項艱苦任務，就是抗擊自然災害的真颱風。每年夏秋季節，福建沿海都會來那麼幾次颱風。颱風災害對人民生命財產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產生重大影響。韓先楚要求部隊健全各級應急救援預案，連隊也要有抗颱風搶險救災的預案。因謀事在先，每次颱風來臨時，福建部隊為地方搶險救災，把災情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得到了老百姓的讚譽。
韓先楚在福州軍區任司令員期間，比戰颱風還厲害的事是，在軍事理論上的「大膽」。在國防部長林彪（林彪當時已實際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組織修改軍隊戰鬥條例時，其中有一節內容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韓先楚讓秘書把自己的建議寫上：“把消滅敵人放到前面，保存自己放在後面。”
秘書有些猶豫，悄悄地說：「首長，‘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是毛主席的原話。」
韓先楚說：「我們打仗只有積極消滅敵人，才能有效保存自己，有時還要主動犧牲自己去換取消滅敵人的勝利。你寫上，有問題我負責！」
1973年12月，毛澤東一聲令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韓先楚從福州軍區調到西北的蘭州軍區任司令員。不知是巧合，還是天意，離開颱風地區的韓先楚，上任到蘭州軍區的第二天，就趕上了黑風。那天，韓先楚聽取了蘭州軍區機關人員對戰區設防情況的彙報後，驅車前往邊防部隊調查。當年陪同韓先楚去部隊的蘭州軍區作戰部部長尹志超回憶說：「韓司令員去部隊，遇到的黑風特別大，風帶著沙和石子，颳得天昏地暗，人員、車輛不得不找一個背風的地方停下來，等黑風過去後再走。韓司令員開玩笑問：‘是不是老天爺要考驗我這個新司令的意志啊？’我對韓司令員不熟悉，不敢回答。韓司令員又說，‘我連海上的颱風都能戰勝，還怕陸地上的黑風嗎？’」
在蘭州軍區，韓先楚還頂住了一股看不見的「黑風」。1976年初夏，在蘭州軍區黨委會上，圍繞要不要在部隊點名批判鄧小平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最後，大家把目光投向司令員韓先楚，期待他作出決斷。韓先楚說：“中央撤銷了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但是保留了黨籍。難道還有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共產黨員嗎？”
就這樣，韓先楚的一句話，在蘭州軍區頂住了批判鄧小平的「黑風」。
幾天後，韓先楚到北京參加中央會議。會議內容是要求各地批判鄧小平。韓先楚硬是頂著。蘭州軍區沒有批鄧動作。江青咬牙切齒地說：「軍隊有兩霸，一是許世友，二是韓先楚。」
1980年1月，韓先楚從蘭州軍區領導崗位退下來，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先楚是個閑不住的人，除了在人大工作外，還參與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戰史》、《遼瀋戰役》等書稿的編纂工作。
1986年10月3日7時，韓先楚因病搶救無效在北京301醫院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