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1902年7月24日——1965年4月9日），安徽歙縣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在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歷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抗日戰爭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邊區民政處處長、財經辦事處副主任、石家莊市市長；新中國成立後任南京市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南京軍區政治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1965年4月9日在成都逝世；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八屆五中全會增選）。

柯慶施於1954年秋由江蘇省委調上海，接替陳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後整整10年。柯慶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臨的是兩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國黨代會期間發生的「潘楊事件」，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公安局局長楊帆被誣為“內奸”；另一件是緊接著發生的“胡風事件”。這兩件事均系毛澤東的決斷所致。這兩件大事對上海影響很大。

柯慶施刻意挽留奉調《人民日報》的張春橋，使之成為自己的類似政治顧問一類的角色；柯慶施極善揣摩領袖的心態，長於從領袖的言論中領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闡發，這又有賴於擅長舞文弄墨的張春橋。

說到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鼓吹，人們總以為林彪或康生為始作俑者，然而拔頭籌的卻是柯慶施。

左起：柯慶施、周恩來、毛澤東

柯關於「迷信」和“盲從”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史稱「成都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談及個人崇拜問題，提出了「兩種崇拜」的觀點。他說：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其實，馬克思主義是反對一切個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兩種崇拜」觀本身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

然而，就在這次會議上，「凡事‘左'三分」的柯慶施“緊跟”毛澤東，說出了這麼一段「名言」：“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們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正可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慶施如此獻媚取寵的話，居然博得了毛的歡心。曾任毛澤東通訊秘書的李銳告訴筆者，當時他聽了柯慶施的話，感到非常震驚。（2010年5月13日筆者在北京採訪毛澤東秘書、94歲的李銳老。）

就吹捧毛而言，柯慶施其實比林彪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時，正處於「大躍進」歲月，柯慶施還有一句「名言」：“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這一類“大話”，颳起了1958年的浮誇風。

就在成都會議之後兩個月──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舉行八屆五中全會，經毛澤東提議，增選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為政治局委員。

也就在這一年，張春橋經柯慶施提議，晉陞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據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告訴筆者，柯慶施那句「名言」，其實是當年陳公博對汪精衛說的，周佛海在抗戰前曾吹捧汪精衛說：“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柯慶施只是把“汪主席”換成了“毛主席”而已。陳小津以為，這樣的話只有張春橋才可能知道，提供給柯慶施。

柯慶施千方百計取悅於毛，陳雲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1980年11月，陳雲兩次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的胡喬木等人談起毛澤東，提到了柯慶施：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中間坐著的就是柯慶施

因善於揣摩領袖心思成為「政治明星」

1956年周恩來、陳雲力主反冒進，而毛澤東對此頗有微詞。柯慶施很快揣摩准了毛澤東的意圖，於是在1957年底召開的中共上海市一屆二次會議上，柯慶施作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備受毛澤東青睞。《人民日報》在1958年1月25日將長達3萬字的該報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轉載，並加長篇按語。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措辭嚴厲地批周恩來、陳雲力主的反冒進。他取出柯慶施的報告當眾將周恩來的軍：「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除了檢討，周恩來別無選擇，用與會者李銳的話說，柯慶施成了南寧會議的“頭號標兵”，65歲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屢稱年僅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

當外界盛傳毛澤東一度想用柯慶施取周恩來而代之的時候，心細如髮的周恩來在給中央書記處的檢討文字中，婉轉地提到擔任總理職務是否合適的問題，但以周恩來的才幹和威望，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確表示，沒有必要改變周恩來的總理職務，柯慶施自此也明白了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這位封疆大吏認準了一條：緊跟毛澤東就是「勝利」。這一條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再次得到驗證。

廬山會議上本來是要糾「左」的，參會者都準備的是糾「左」的材料。但柯慶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領袖的脈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華東組會上，張聞天系統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柯慶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斷責難張的發言。果不其然，23日，毛澤東召開全體大會，對彭德懷等人嚴厲指責，發出“反右傾”的號令。

從上世紀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澤東的「文藝哨兵」自居，開始染指文藝界。無奈她在北京確實吃不開，不用說彭真不把她當作一個人物，周揚等人也不願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則如魚得水。柯慶施已經從毛澤東注意力的轉移中，領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讓自己的心腹張春橋成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視上海為“基地”。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來、賀龍和柯慶施陪同，毛澤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觀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這是一個重要的跡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個月之後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首次會議上，柯慶施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在16位副總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員的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之前。

「暴死」之謎

但是這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卻在1965年下午忽然在成都暴死。他的死在一年後引發各種陰謀論的猜測。西南的紅衛兵造反小將拋出「重磅炸彈」，揭指是“賀龍和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狼狽為奸，勾結起來，共同謀害了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弄得舉國上下一片嘩然。中央也成立了“柯慶施謀殺專案組”，負責人由張春橋親自點將。

經過反覆調查，專案組認為柯慶施猝死的經過是這樣的：1964年，醫生髮現柯慶施患肺癌，由上海華東醫院切除了致癌肺葉。此後，柯的身體已很虛弱，但這一切都是當時的「絕密」。

1965年春，應正在成都療養的賀龍元帥和西南局書記李井泉之邀，柯慶施於3月13日到成都。

4月5日是清明節。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領導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設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賀龍和柯慶施都是宴請的主賓。

這種宴請通常都是主賓雙方和夫人共桌。臨開席不知誰提議：今天的晚宴男女賓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議一出最受男賓歡迎，於是立即安排夫人們另開一桌，柯慶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賓席。為此柯慶施高興異常。原來柯夫人知柯慶施有病，宜吃清淡飲食，忌油膩、煙酒。遵醫囑，她平日裏對柯慶施的飲食生活管束甚嚴。這晚柯慶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點“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圍，大家盡興而飲，一醉方休。宴會從下午6時開席，至晚9時許才盡興而散。

柯慶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臨睡還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慾極好。幾小時後，大約午夜12時多，柯慶施腹痛，柯的保健醫生胡允平當即趕到作了常規處理，一直到凌晨2時，病情不見緩解。胡允平立即給上海專管高幹治療的華東醫院掛長途電話，向薛邦祺院長彙報了柯慶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慶施的病情繼續加重，連秘書也慌了神，便直接給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打電話，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幹醫護人員到成都診治。這時，雖然柯慶施身邊圍滿了四川方面許多優秀的醫生，但柯慶施自己和家屬卻更信任上海的醫生。 中午時分，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領著上海一流的醫護組趕往成都，立即投入會診、搶救。

可是雖經幾天的努力，依然無效，柯慶施於4月9日下午6時30分死亡。柯慶施暴死實際上是因為本身身體不好，又飲酒過量，臨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引發急性出血性胰腺炎所致。 如果柯慶施真有取代周恩來之心，大概也會發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嘆了。

倘若假以時日，柯慶施必將受到毛澤東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願，自1964年春發現肺癌並手術切除後，柯慶施便在病假療養中，延至次年4月9日終於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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