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熊向暉 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本文是熊蕾(熊向暉的女兒)根據熊向暉同史學工作者李海文等人的談話寫成的。原載《新觀察》半月刊1986年第18期，1986年9月25日出版。收入本書時題目有改動。
1971年9月13日這個日子，因林彪反黨集團的覆滅而載入史冊。這一天，曾被捧上「副統帥」高位的林彪，由於篡黨奪權的陰謀敗露，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
林彪的陰謀敗露，主要是毛澤東主席識破了這個野心家的「廬山真面目」。
但毛澤東究竟是怎樣判斷出林彪是個陰險的兩面派呢？本文敘述的這段鮮為人知的往事，給這段非常時期的歷史作了一個有力的註腳。
深夜晉見毛主席
1971年7月9日，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就在這天中午12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專機，秘密抵達北京。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時。周恩來總理同他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第一輪會談從下午4時25分持續到晚上11時半。中國方面參加會談的有：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尚未赴任的駐加拿大大使黃華、外交部歐美司司長章文晉、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和翻譯冀朝鑄、唐聞生，此外還有熊向暉。熊向暉是以國務院總理助理的名義參加會談的。他於1962年接替宦鄉擔任我駐英國代辦（此時中英兩國尚未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1967年1月和其他駐外使節一起奉召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斗。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料，他竟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主管國際形勢的研究。1972年，又重新調回外交部工作。他這段軍隊履歷雖然短暫，卻和本文密切相關。
周總理在同基辛格結束了第一天會談以後，帶領中國方面參加會談的人員走到釣魚台另一座樓。他立即讓王海容打電話聯繫，問什麼時間去毛主席那裏彙報。王海容問誰去，總理讓她和唐聞生同他三個人去。電話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對總理說：主席讓現在就去，還讓熊向暉也去。周總理吩咐王海容和唐聞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葯，便與熊向暉一起上了車。
周總理的轎車駛出國賓館，開往中南海。已經是午夜，街上靜寂無人。周總理默默沉思著，熊向暉則在心中迅速地篩選最近的國際大事，推斷基辛格的秘密訪問一旦公開，可能引起什麼樣的國際反響。他滿有把握地以為，毛主席找他去，是要了解國際形勢。
轎車在中南海毛澤東住地門口停下。周總理帶著熊向暉快步走進毛主席的會客室兼書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當中。總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說：「這樣晚，主席還沒休息啊。」毛主席說：“我不困。”熊向暉跟著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說：“主席好！”毛主席笑容滿面地說：“馬馬虎虎。”
會客室中，七張單人沙發擺成一個半圓，每兩張中間放著一個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張沙發上坐下，總理和熊向暉分坐在他兩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暉旁邊，唐聞生則坐在毛主席沙發背後立燈下的一張椅子上。立燈關著，室內光線很柔和。
周總理告訴主席，基辛格到了，準備彙報他提出的問題。不想毛主席卻擺了擺手，說：那個不忙。他轉向熊向暉，開始了一場出人意外的談話。
毛主席轉移話題
毛主席從茶几上拿起一隻深褐色的小雪茄，唐聞生幫他點燃。
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滿面笑容地問：「你現在還講不講‘衛生’啊？」
王海容對熊向暉解釋：「主席是問你還抽不抽煙。」她又轉向主席：“老熊是個煙鬼。”毛主席輕鬆地說：“他怎麼成了老熊了。”聽熊向暉說他已經52歲了，就說：“還不老嘛。”然後毛主席指指茶几上放著的小雪茄，說：“現在醫生不讓我抽香煙，只讓我抽這個。他們都講‘衛生’，你不講，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暉點燃一支小雪茄，以為這樣的寒暄可以結束了。然而，毛主席卻繼續提出一些在他看來是「寒暄」性的問題：“你在總參二部當副部長？”他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著濃重的湖南鄉音問：「那個‘參謀總長’姓甚名誰呀？」熊向暉一面回答“黃永勝”，一面感到不可思議：怎麼提出這樣的問題？而且把“總參謀長”說成“參謀總長”？
毛主席又問：「你同黃永勝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總參以後，在會上認識了黃總長，沒有單獨接觸過。黃總長提到過我。」
問：「他是怎麼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黃總長在總參批陳（伯達）整風小結會上說，主席對他講，總參有篇批陳發言有水平，但主席沒有具體講是哪一篇。黃總長估計，可能是江鐘的，也可能是熊向暉的。」
毛主席說：「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讀過一些馬列。」
熊向暉以為談到這裏，毛主席該聽周總理彙報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記了此事，抽著小雪茄，繼續優哉游哉地同他「漫談」。主席問：“在那個小結會上，黃永勝還講了什麼？”
熊向暉回答：「小結是王新亭副總長念的。吳法憲副總長做了補充，說總參批陳整風搞得很好，自從黃總長主持總參以來，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績。主席和林副主席對黃總長是滿意的，各大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對黃總長是尊敬的。黃總長很謙虛，說他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還不夠高，比林副主席差得遠，在工作中還有些官僚主義。」
聽到這裏，毛主席「哦」了一聲，又問：“他們沒有講廬山的問題？”
熊向暉回答：“講了，是在批陳整風動員會上講的。
吳副總長說，總參同陳伯達沒有來往。黃總長說，他是在廬山會議開始以後才到了廬山，當時主席已經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揭露了陳伯達。黃總長說，他不認識陳伯達，原來只知道陳伯達是個理論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來，他也看不出陳伯達搞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有什麼問題，也可能上當受騙。以後要堅決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讀一點馬列的書。”
毛主席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緩慢的語調問：「廬山的事，他們就講這些？」熊向暉回答：“主要就是這些。”
1970年八九月間在廬山舉行的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當時的政治局常委陳伯達夥同林彪的老婆葉群，以及掌握軍隊大權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煽風點火，為林彪當國家主席製造輿論。毛主席說他們「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的一點意見》的及時發表，制止了這幕醜劇。廬山會議之後，中央開始在黨內批判陳伯達，並責成黃、吳、葉、李、邱作出檢討。將近一年過去了，熊向暉只知道陳伯達被揪了出來，其餘情況一概不知。所以，當毛主席沉默了一會兒，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個一個按下左手的手指，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熊向暉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沒有聽黃總長講過。”
毛主席又問他有沒有看過「五個大將」的檢討、聽過這件事的傳達？熊向暉都只能回答沒有，因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長地看著熊向暉，問：“你嗅出點什麼沒有？”
大半年來，熊向暉除了批陳，一直埋頭於國際問題的研究。他對主席這個問題的回答，依然是「沒有」。毛主席轉過身來，問周總理：“‘五個大將’的檢討，你在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上的講話，發給總參沒有？”
周總理說：「發了，總參和軍委一共發了60多份。」
那是應該發到熊向暉這一級幹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聲調，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毛澤東痛批「五大將」
室內的空氣彷彿凝固了。
「他們的後台」是誰？過了一會兒，大概是想緩和一下氣氛吧，周總理委婉地說：“我過去也犯過錯誤，一經主席提醒、批評，總是努力改。這次黃永勝他們犯了錯誤，主席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教育，他們做了檢討，以後也會在實踐中改正的。”
毛主席搖搖頭，說：「那個不同。你犯錯誤是陽謀，他們是陰謀。實踐證明，他們的檢討是假的，是陰謀，連熊向暉這樣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不是陰謀？我歷來主張，黨內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絕不允許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真正搞馬克思主義的人，就要講團結，就要光明正大。黃永勝他們光明正大嗎？完全不是。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
停了停，毛主席又問熊向暉有秘書沒有，寫報告、起草文件是否親自動手。聽說他是自己動手時，毛主席說：「那好。我這裏的文件，就是一個秘書管。她的任務就是收收發發。文件來了，我自己挑選重要的看，需要提點意見的，我自己動手寫，從來不讓秘書代勞。共產黨員一要動手，二是動口。動手動口，就是要動腦筋。現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動手，不動口，不動腦筋，什麼事都靠秘書，聽說連科長都有秘書，搞‘秘書專政’。有的人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這不是共產黨的作風，是國民黨的作風。」
熊向暉聽了，心裏又是一動：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嗎？
直到此時，毛主席才結束了同熊向暉的「寒暄」，聽取周總理關於同基辛格第一天會談的彙報。熊向暉看了看錶，已是10日凌晨1點5分了。毛主席談“題外話”，竟談了將近一個鐘頭！待周總理等人離開毛主席住地時，已經2點多了。在回賓館的路上，周總理囑咐熊向暉：“今晚主席講的話，絕對不能外傳。”
10日晚，周總理、葉劍英、黃華、熊向暉等人向毛主席彙報同基辛格第二天會談的情況時，毛主席談笑風生，沒有涉及廬山會議的問題。
林彪折戟溫都爾汗
8月初，熊向暉為了治療兩年前一次車禍的後遺症，住進301醫院，住院50多天。
這期間，他仍然沒有脫離工作。8月中，根據周總理指示，由外交部起草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部分，讓熊向暉也參加。初稿完成後，上報周總理。周總理於9月7日在中南海召集外事口的有關同志討論，作了修改。9月11日夜，周總理在中南海再次主持會議討論修改稿，直到清晨4時。最後指定喬冠華、熊向暉和崔奇負責修改，14日交卷。9月12日下午，他們幾人在喬冠華家進行討論。
話把喬冠華叫走了。過了一會兒，喬打來電話，說他回不來了，改稿的工作暫停。緊接著，熊向暉得到通知：周總理指示，有一架三叉戟飛機向北飛去，要密切注意動向。當天晚上，熊向暉得悉，這架飛機上坐著林彪和葉群等人。聽到這個消息的人都感到十分震驚。
第二天，周總理召集有關人員到人大會堂，研究我駐蒙使館發來的特急報告。報告說：蒙古副外長約見許文益大使，告以一架中國軍用飛機在蒙古境內溫都爾汗墜毀，機上9人全部死亡。許大使遵照總理指示趕往出事地點調查拍照，然後回電說，已到溫都爾汗，飛機全部燒毀，沒有殘留文件。不久送回的照片證實，林彪、葉群等人確已粉身碎骨。
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中央並要求有步驟地逐級傳達。這時，熊向暉還在住院。9月21日下午，也在該院住院的陳毅同志在軍委聽了傳達，跟熊向暉做了一次長談。他說：這樣的結果最妙，林彪自我爆炸，消除了黨內的隱患。他還說，到會的有許多老同志，中央要求與會的老同志們揭發林彪。但是陳老總不理解，為什麼由黃永勝來傳達。他還講了不少林彪歷史上不光彩的事。
9月24日下午，張才千副總長召開會議，傳達周總理當天上午同幾位副總長的談話和主席的決定：由葉劍英副主席主持軍委和總參的工作，黃、吳、李、邱「隔離反省」。
毛澤東笑念杜牧詩
兩天後，葉劍英副主席邀請喬冠華、章文晉和熊向暉到他家中談話。
葉帥說：林彪乘飛機叛逃，本來可以用導彈打下來，但是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葉帥說：如果打下來，解釋不清楚；如果叛逃成功，也會增加麻煩。機毀人亡的結果最理想。他還興緻勃勃地給大家念了董老（必武）在政治局討論林彪叛逃事件時寫的一首詩：鐵鳥南飛叛未成，廬山終古顯威靈。倉皇北竄埋沙磧，地下應慚漢李陵。
熊向暉當時筆錄了這首詩，並注云：「董必武同志作於1971年9月16日晨3時（在政治局討論林彪叛逃時）。葉帥轉告。」但此詩不見於《董必武詩選》，而載於葉劍英的《遠望集》，並冠以《斥林彪》的標題。
10月20日，基辛格到京。當晚9時許，周總理和葉帥、姬鵬飛、熊向暉、章文晉等到毛主席住處彙報。一見到熊向暉，毛主席就笑眯眯地問：「那個‘副統帥’呢？那個‘參謀總長’哪裏去了？」熊向暉也笑著說：“主席問我的時候，我確實不知道呀！”
毛主席打趣地問：「現在知道了吧？」熊向暉說：“現在當然知道了。”
毛主席幽默地說：「你什麼也沒嗅出來，是不是傷風了，感冒了？」他又連連地說：“我的‘親密戰友’啊！多‘親密’啊！”還念了唐朝杜牧的詩：“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老人家接著說：「三叉戟飛機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10月26日，基辛格離京返美的當天，傳來聯合國第26屆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當晚7時半，周總理在人大會堂福建廳同葉帥和有關同志討論此事。討論尚未結束，毛主席要周總理和參加討論的同志一起去他的住處。
毛主席還是穿著浴衣，很高興地同大家逐一握手。他說：「今年有兩大勝利，一是揭露了林彪，二是聯合國恢復了我們的席位。要派代表團去聯合國，回來還要接待尼克遜。」然後，他又笑望著熊向暉，問：“那個‘參謀總長’呢？那個‘副統帥’上哪裏去了？”室內頓時充滿了笑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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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與毛澤東（資料圖）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採取了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而載入史冊。
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葉劍英等開始醞釀解決「四人幫」問題
報，通報從9月2日以來，毛澤東心臟病複發，病情嚴重。9月8日下午，毛澤東的血壓開始下降，之後完全無法說話。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去向毛澤東告別。
視裏播出了人們悲痛欲絕哭泣的畫面。
9月18日，首都各界群眾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以最隆重的儀式舉行「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華國鋒在大會上致悼詞。
早在7月下旬，紀登奎、姚文元就已經代表中央政治局讓中央辦公廳的李鑫、周啟才起草了毛澤東的訃告和悼詞文稿。當時凡提到「毛澤東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9月16日，討論悼詞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前夕，汪東興突然對周啟才說：“有一條補充意見，就是在悼詞文稿的適當地方加上毛主席講的‘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條重要指示。我認為加上毛主席這條指示，很有必要。”所謂“三要三不要”，是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的，緊接著就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華國鋒聽了彙報，表示同意。葉劍英、李先念也表示贊成。「四人幫」都不做聲。沒有出席會議的汪東興聽周啟才彙報後說：這幾個人骨子裡是反對悼詞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為主席就是批評他們、針對他們講的。
追悼大會召開前10分鐘，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華國鋒讓周啟才再講一下向毛主席遺像三鞠躬的程序：大家向後轉、面向毛主席遺像三鞠躬。張春橋突然說：「那怎麼行！轉過去，屁股對著廣大群眾，不行！」「四人幫」其他人也跟著說：“是啊，屁股不能對著廣大群眾啊！”葉劍英、李先念、吳德、許世友等都說，上次政治局會議上已經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辦。「四人幫」沒再吭聲。周啟才把這一情況報告給華國鋒，華氣憤地說：“這是他們故意搗亂！”這當然是搗亂。屁股不對著廣大群眾，就要對著毛主席像，別無選擇。
在北京舉行追悼大會的同時，在全國城鄉、廠礦，在行進的列車、輪船和軍艦上，汽笛長鳴，人們就地肅立默哀。中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不僅是因為失去了像父親一樣主宰著他們命運的毛澤東，更因為中國將向何處去的沉重隱憂，壓在每個人的心頭。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華國鋒、葉劍英開始醞釀解決「四人幫」問題。
范碩在《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一書中說：在毛澤東逝世後參與治喪後事中，葉劍英發現華國鋒正為「四人幫」問題困擾苦惱著，便勸華國鋒“站出來，和他們斗”。華沒有表態，繼續在思考。葉劍英懇切地說：“請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來，大家都會支持你的！”葉還勸華國鋒多到老同志那裏走走，並告訴他找誰先打個招呼。聽了這些話，華國鋒情緒高漲起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撐腰，有軍隊撐腰，就好辦。他最後說：“不過，事情很複雜，究竟怎麼辦，讓我再考慮考慮。”華國鋒表明了態度，葉劍英心裏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華國鋒曾回憶說：9月10日（應為11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
李先念的秘書、《李先念傳》作者之一程振聲的文章印證了華國鋒本人的說法：9月11日，華國鋒以到醫院檢查身體為由，突然來西黃城根9號李先念臨時住處，向李表示，解決「四人幫」的時候到了。李問：你下決心了嗎？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麼時候解決好，採用什麼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徵求他的意見，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問題。李先念懷著驚喜的心情接受了華國鋒交辦的任務。兩人談話不到10分鐘。
以上說明，華國鋒是發動這場鬥爭的首倡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二天，華國鋒就已經在考慮這場鬥爭，並考慮到了解決的時間和方式，態度積極而堅決。事實上，只有華才有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資格。因為他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是毛澤東逝世前後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主持人和最後決策人。
葉劍英同樣起了決定性作用：以他在黨和國家及軍隊中的長期威望和廣泛人脈，產生巨大威懾力，保證了粉碎「四人幫」行動的順利進行及黨和國家、軍隊的穩定，所以時稱“紅花（華）綠葉”。粉碎「四人幫」前後，葉劍英與陳雲、聶榮臻、徐向前、王震、譚震林、鄧穎超、康克清、烏蘭夫等人保持著密切聯繫，溝通情況，交換看法。葉劍英還向軍隊將領李德生、粟裕、宋時輪、楊成武、蕭華、梁必業、張廷發、吳富善、蕭勁光、蘇振華、傅崇碧、吳忠、吳烈等人打了若明若暗的招呼。
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構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幫」行動的集體領導核心
除了華國鋒、葉劍英之外，中央政治局絕大多數成員參與和預知了粉碎「四人幫」的行動。這裏按時間先後來排序參與決策者。
第一個是李先念。還在毛澤東逝世前後，李提出要去外地養病。華國鋒對他說，現在的情況和問題很複雜，希望不要離開北京。9月11日，華向李交底。13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園的名義在未見異常情況下，突然轉往西山，到葉劍英處傳達華國鋒的委託。華國鋒後來回憶說：當時葉、李兩人由於有一段時間沒交談了，互不摸底，相見時先是寒暄問好，又到院中走走，經過一段交談之後，才轉入正題，正式交換了對當前時局和「四人幫」的看法。李向葉轉達了華的意見和華派他來的意思，兩人都表明了態度，但並未深談。
第二個是汪東興。據吳德回憶，華國鋒「在11日找了汪東興同志商量此事，汪東興的態度很明確，表示了堅決支持華國鋒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汪東興長期在毛澤東身邊，是毛去世前能夠隨時見到毛的不多的幾個人之一，又時任中央警衛團團長、中央辦公廳主任，是個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
第三個是吳德。9月16日，華國鋒召集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人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其間，華國鋒問：「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麼解決？」吳德認為，當時華國鋒是想了解他們的態度，準備做粉碎「四人幫」的工作。但是，因為互相不摸底，開會沒有深談。華國鋒決定搞“個別串聯”。
影放映完後，華國鋒留下李先念和吳德，商量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實施方案。吳德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的決心，此後並與華、葉進行了多次具體商議。此外，吳德在粉碎「四人幫」的具體部署中，還起到了控制北京衛戍區部隊採取行動和防禦北京外圍的重要作用。
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五人構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幫」行動的集體領導核心。其他多數中央政治局委員對這一行動，也有間接的支持和與聞。
陳錫聯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是當時中央軍委實際負責人，軍隊的調動必須由他下達命令。據吳德回憶，華國鋒曾經對他講，毛澤東逝世後，華曾先後四次與陳錫聯商談解決「四人幫」問題，說陳是比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決「四人幫」問題。
紀登奎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負責中央組織工作。他在逮捕「四人幫」後的第二天，代表中央部署了派遲浩田控制《人民日報》、楊貴控制公安部的行動。
話；晚上一接到去玉泉山開會的電話通知，立即要車出發。
蘇振華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華國鋒對吳德說，他也與蘇振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葉劍英也通過自己的渠道向蘇振華打了招呼。蘇振華在解決「四人幫」餘黨、平息上海局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倪志福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0月2日，吳德向他打了招呼，「明確告訴他，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對他們隔離審查」。倪志福和蘇振華一起，在解決「四人幫」餘黨、平息上海局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紡織女工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沒有預知行動。
通過以上分析，在京的中共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3人中，除了「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4人，再除了已經沒有思維能力的劉伯承。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8人，全部領導、參與、支持或者不同程度地預知了這一行動，佔整個政治局在京成員的三分之二。沒有投票權的在京政治局候補委員3人中，除吳桂賢外，蘇振華、倪志福兩人也預先知道。
所以，1977年3月22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說明這一行動時說：「政治局全體同志除了‘四人幫’之外，同‘四人幫’作鬥爭，思想是統一的，認識是一致的，決心是大家下的。……但是，要做起來，人不能過多，越少越好。」準確地說明了當時的狀況。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還有幾個人物對這一行動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
陳雲當時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雖然黨內職務僅是一名中央委員，並無實權，但卻是在世中共元老中資格最老的——中共八大即當選中央副主席，因此他的意見具有很大影響。姚依林晚年回憶說，毛澤東逝世後，他到陳雲家去送一份關於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陳雲在家裏琢磨：在即將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有無可能利用合法鬥爭打倒「四人幫」？他把中央委員名單反覆研究，算來算去感到「四人幫」力量還是雄厚的；何況毛澤東剛去世，“黨內因循守舊、封建傳統思想仍成風氣，恐對局勢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會上以合法鬥爭打倒‘四人幫’是無把握的事”。
陳雲自己回憶說：同葉帥談過一次解決「四人幫」問題，時間在1976年10月2日以後的一個晚上。葉帥派他的侄子葉選基到北長街我家裏來找我，然後由他帶領到北京西山葉帥住地談的。到葉帥住地，葉帥同鄧大姐正在一間屋子裡談話。鄧大姐走後，我進去，葉帥給我看了一份材料。這份材料是謝靜宜記錄的一份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內有毛主席的講話，講話裏面有“幫派”這樣的字眼，詳細內容記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後葉帥問我，把他們幾個人抓起來，你看怎麼樣？我說，贊成。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問葉帥，這件事是不是告訴聶帥、徐帥？葉帥說，我就要去告訴他們。
據陳雲的兒子陳元回憶，見面後，「葉帥又跟他（指陳雲）討論了關於粉碎‘四人幫’如何處置的問題，是採用黨內鬥爭的方式，還是採用特別非常手段處置問題……兩個人很深入地交換了意見」。10月3日，谷牧去看望陳雲，陳對他意味深長地說，“控制二擀子（谷牧理解是不要輕舉妄動、等待高層的行動）”、“守住陣地”、“等待時機，要有事件”。
在與「四人幫」鬥爭中，所謂「按既定方針辦」是一個焦點問題
1976年4月30日，毛澤東會見紐西蘭總理馬爾登後，華國鋒留下向他彙報近期工作。毛澤東在紙上寫下三句話：「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只傳達了前兩句，後一句沒有講。華國鋒傳達這兩句話時，江青、王洪文都作了記錄，沒有提出異議。
然而，毛澤東逝世後的9月16日，經姚文元修改審定，發表了一篇題為《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聯合社論，用黑體字推出了一個“毛主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社論寫道：
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當前，要把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社論發表以後，江青給張春橋打電話：「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發表出去以後，有什麼反應沒有？我已對文元同志強調，宣傳工作要以宣傳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針辦’為中心，要反覆宣傳。」姚文元於9月17日、19日、20日、23日連續給新華社打電話，要他們宣傳好「按既定方針辦」。9月19日，姚文元在電話里特別交代：“比如‘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的要有類似的話……關於‘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沒有的也就算了。”
之後，「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的氣氛在中央報刊全面鋪展開來，特別是上海的《解放日報》，通欄標題是《遵循毛主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下設四個小標題，分別是：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與走資派鬥爭；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認真學習，深入批鄧；按既定方針辦，就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但是，華國鋒在9月18日毛澤東追悼大會上念的悼詞里，並沒有寫這句話。
其實，「按既定方針辦」本是一個錯誤記錄，最早出自1976年7月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7月30日晚上，華國鋒、王洪文、江青、吳德、紀登奎、蘇振華、倪志福等人接見出席會議者。華國鋒講話說：毛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給大家傳達一下。第一句是“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第二句是“照過去方針辦”。剛說到此，王洪文插話說：第二句後面還有“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說：對，第三句是“你辦事，我放心”。由於王的這一插話，在場幾位記錄者都沒聽清華國鋒那句“照過去方針辦”。當時也沒有錄音機，於是主持整理者就按照大概意思，寫成「按既定方針辦」。整理稿送審時還說明，這句話好像是這樣的。但主審者也沒有改動，便批准發出。華國鋒看到後馬上說：不對，毛主席說的是“照過去方針辦”，我傳達的也是“照過去方針辦”，怎麼變成「按既定方針辦」了？但他並沒有當成大事追查和通知更正。
當「四人幫」大肆宣傳「按既定方針辦」時，華國鋒、汪東興開始出面糾正。
姚文元後來在審訊中交代說：討論時，汪東興說，現在宣傳上要注意，不要去多講「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多宣傳中央兩個文件。還有一些別的話，語言比較激烈。我當時比較麻木，因為從他的發言中，我應該感覺到他對「按既定方針辦」已經有意見了。但當時汪東興也沒有說這句話本身錯了。
審訊員問姚文元：「既定方針」指什麼？為什麼你認為這條語錄就能夠“穩定局勢”？姚文元回答：我認為它表達了這樣的意思：過去決定的東西都要照辦，具體包括哪些，我沒有想過……毛主席逝世前後的一些情況，使我感到用了這句話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裡保持穩定，就是說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可以不會馬上發生。
9月30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將他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用急件送給華國鋒審查。10月2日，華看到「中國人民將堅決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把支援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兩霸的鬥爭作為光榮的國際主義義務」這一句時，在「按既定方針辦」的黑體字下面畫了一個大問號，立即批示：“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本來喬當天就要在聯大發言，因為時差，才趕上修改。但隨後，張春橋卻批示：“國鋒同志的批註，建議不下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江青也同意張的意見。
然而，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四人幫」寫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以下簡稱《永》文），文中說：“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金光閃閃，字字千鈞，是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前進的指南，勝利的保證。”“誰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粉碎「四人幫」以後，許多史著把這篇文章看做是「四人幫」下的殺氣騰騰的戰書，公開向華國鋒宣戰。此事促使華國鋒加快了解決「四人幫」的行動。
抓捕「四人幫」後，1976年10月18日，以劉西堯為首的中央工作組宣佈對《光明日報》負責人莫艾隔離審查，責成其交代《永》文的發表經過和與姚文元的關係。1981年12月28日，《光明日報》黨委報中宣部批准，對莫艾作出結論：《永》文的發表與「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沒有組織關係，沒有陰謀關係。提出寫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報》，命題、內容也基本上是《光明日報》領導小組成員商定，經莫艾同意的。因此，“原來懷疑這篇文章受‘四人幫’指使發表的問題，應予解除”。
事實上，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莫艾才知道「按既定方針辦」不準確。在華國鋒10月2日批示指出錯誤後第二天下午，姚文元找《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說：“現在報紙上大量出現‘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傳得不準確。要採取措施，從明天起，在報紙上逐漸減少‘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你得親自把關。”姚並要魯瑛轉告新華社解力夫和《光明日報》莫艾。10月4日晚，魯瑛對莫艾說：“關於‘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是主席患病期間談的，傳得不夠確切，以後報上不要再用這句話了。”莫艾說：“《光明日報》今天發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標題就是講這個的。”魯瑛沒有任何表示，繼續說：“你回去把把關，遇到這句話要改掉。新華社發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沒有這句話，有也不要用。這事你一個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傳，我現在也是親自把關。”
另一方面，姚文元又要魯瑛找人核對華國鋒在計劃工作會議上原話究竟是怎樣講的（如衛生部長劉湘萍也說記得華國鋒就是講的「按既定方針辦」），還派人去找主持會議的谷牧，要他“講真話”，企圖洗刷責任。
然而，王洪文在審訊中的交代，卻說出了另一個來源：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可能是張春橋加的。因為在這之前，他曾對我說過，他最後一次見到主席時，主席拉著他的手低聲說，「按既定方針辦」。到底有沒有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張春橋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應當是9月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向毛澤東告別。根據當晚護理記錄，再加上搶救醫生回憶，證明毛「在逝世前幾小時，已插上鼻咽管，既不能說話，也不能寫字」。所以，毛不可能對張春橋說此話。況且，從9月5日毛病危起，中央政治局成員是分組值守，毛若對張說此話，其他人不可能都沒有聽到。華國鋒曾問過許多在毛澤東病重期間工作在毛身旁的人，他們都不知道有這個遺囑，只有江青和毛遠新說他們聽到了。
綜上所述，可以作出一個基本分析：「按既定方針辦」起初確實是記錄錯誤，並不是偽造出來的。而「四人幫」拚命宣傳此話，是想施加輿論壓力，希望不要改變“文化大革命”的方針路線，以這根救命稻草保他們的“穩定”。
「四人幫」在毛澤東去世至他們被捕這段時間裡，千方百計維護和擴大他們的權力
除了圍繞「按既定方針辦」這一問題的鬥爭之外，還有傳言說「四人幫」從瀋陽軍區調了兩個坦克師進北京。1999年，華國鋒回憶此事時說：張春橋的弟弟親自下到某坦克師活動，上海市再次給民兵發放了大批槍支彈藥。
事情的起因是：王洪文看到了許世友的兒子、北京軍區某部團長寫給三○一醫院一護士的一封密信。信中說，許世友對他說，如果北京有人鬧事，他就率部隊佔領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釣魚台，把那幾個人全抓起來。還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杆子全抓在我們手裏。
王洪文把信交給了毛遠新，擔心地說：「看來他們真的是要動手了，我們沒軍隊怎麼辦？」毛遠新想了想說：“北京軍區和衛戍區全靠不住……最好的辦法，是儘快從瀋陽軍區調兩個師來。”王洪文說：“調動部隊要有軍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會聽你的？”毛遠新說：“我給×××打個電話，讓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練的名義把部隊調到北京附近。”
據「文革」後筆者向時任瀋陽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證實，調坦克師只是毛遠新、王洪文的空想。按照毛澤東定下的鐵紀，調動解放軍一個排離開駐防範圍，都要由中央軍委批准。「四人幫」要背著中央軍委調兩個師進中央所在地北京，再騙這兩個師去搞政變，無異於夢囈。
雖然調動部隊是空想，但給上海民兵發槍卻是事實。早在6月毛澤東病重後，張春橋就與王洪文共同授意，多次催促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給上海民兵發槍。由馬和徐景賢、王秀珍共同批准，給上海民兵突擊發了大量槍炮，連原定入庫的2萬多支半自動步槍都發了下去。毛澤東去世後，徐景賢去北京向張春橋當面彙報：「已有所準備」，“馬老和我們已經給民兵增發了原定入庫的槍支”。張聽了表示滿意。同日，馬回到上海，又批示“立即將庫存的7萬條槍都發下去”。8月中旬，上海總共發槍炮7.4萬件，彈藥100多萬發。9月27日，張春橋又派秘書肖木到上海傳達他的話：“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
「四人幫」的領軍人物江青，這個時期把眼光落在了毛澤東的檔案文件上。汪東興回憶說，毛澤東去世前，江青從釣魚台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澤東的文件，交給毛遠新。當時保管文件的是張玉鳳，江青從她那裏“借了兩份文件去，沒有歸還，還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塗”。為此事，汪東興找華國鋒商量開一個會議討論。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主席的文件由中央辦公廳負責，並由汪東興封存。9月17日，汪東興和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武健華給毛澤東的卧室和書房貼上了封條，江青晚上前來吃了閉門羹。
江青的第二招，就是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大吵大鬧，如要求開除鄧小平黨籍，借毛澤東的遺體保存問題向華國鋒發難，等等。她還提出，要毛遠新留下參加籌備十屆三中全會。因為毛遠新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三中全會也未確定日程，理所當然地被華國鋒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拒絕，要他回瀋陽。
這一時期，江青還四處遊說。9月末，她到清華大學大興農村分校講話，誣陷鄧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人們把蘋果“留在最盛大的節日吃”，把膠捲留著“照重大的政治事件”。10月1日離開大興分校時，她又要人們“等著特大喜訊，準備學習公報”。從“準備學習公報”一句看，這些“盛大節日”、“重大政治事件”、“特大喜訊”應該是指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紀念堂一類等已經在考慮中的事。
歸納起來看，「四人幫」在毛澤東去世以後這段時間裡的活動，主要是給華國鋒和中央施加壓力，千方百計維護和擴大他們自己的權力。或者說是他們已經感到有被抓起來的危險，在做最後的掙扎。但是他們不得不承認，缺少關鍵的力量——軍隊不聽他們指揮，這是他們無法逾越的根本障礙。所以，他們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輿論宣傳、尋找文件、咬文嚼字甚至挑撥鬧事等活動上。
考慮到毛澤東治喪活動剛結束，原準備在國慶節後10天再對「四人幫」動手
華國鋒、葉劍英下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後，開始準備具體方案。1976年9月21日，葉劍英來到華國鋒住處，商量如何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方案。兩人初步確定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並決定把這個方案在可靠者中徵詢意見。
影結束後，華國鋒留下李先念和吳德，商量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實施方案。在全面分析和權衡了各種情況後，三人認為：政治局開會投票，我們有把握；中央全會開會投票，我們無把握。最後決定“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關於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時間，華國鋒提出“早比晚好，愈早愈好”，李先念、吳德均表示贊同。考慮到毛澤東治喪活動剛剛結束，全國人民情緒還未調整過來，三人初步議定：國慶節後，準備10天，然後再動手。隨後，華國鋒委託李先念將密商結果通報葉劍英，葉表示完全同意。
10月2日下午3時，葉劍英又來到汪東興在中南海南樓的辦公室，指出：該攤牌了，不能失掉時機，兵貴神速，乘人之不備。我們要立即找華國鋒同志談，要加速採取果斷措施。接著，葉劍英再次造訪華國鋒，希望華儘快解決「四人幫」。
汪東興送走葉劍英後，通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和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武健華來開會。汪東興直接對他倆說：「中央已經下了決心，對‘四人幫’要採取行動。」汪東興要兩人先琢磨出一個行動方案。
當晚9時，汪東興來到華國鋒在東交民巷的住地。華對他說：我和葉商議，由你先拿出一個執行辦法來，我們來議定。汪回去後，又與張、武兩人進一步商討了方案，直到3日凌晨4時。對解決「四人幫」的順序、處置待遇、行動時間、隔離地點、保密措施、分工配合等都提出了細則。為此，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包括「四人幫」歷史和現行罪證，由李鑫負責；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人員由汪東興親自從中辦和中央警衛團挑選並個別談話。
10月3日（或4日），吳德到華國鋒處。華對吳說，葉劍英告訴他北京軍區在昌平有個坦克六師，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常去那裏活動，葉劍英對這個師的情況不放心。如果這支部隊違抗中央的決定，支持「四人幫」，把部隊開進北京市區，北京市有沒有力量把它攔住？北京衛戍區靠得住靠不住？吳德說：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對批判鄧小平是不滿的，對「四人幫」很反感。我是衛戍區的政委，我相信吳忠是會聽從黨中央的指揮，和我們一致行動的。實際上，在此之前，葉劍英已通過吳忠的老領導蘇振華，做通了吳忠的工作。
吳德隨後找了吳忠，向他談了中央解決「四人幫」的考慮和決心。吳忠說：北京的衛戍部隊有能力保衛首都安全，請中央放心。吳德又按華國鋒的指示找到陳錫聯，陳說情況他已知道，隨即打電話，向吳忠交代：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的指揮。吳德與吳忠商量了具體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內緊外松的戒嚴工作。
10月4日下午，葉劍英來到汪東興的辦公室。汪把抓捕「四人幫」的行動方案向葉詳細作了彙報：確定以召開會議的名義把王、張、姚找來中南海懷仁堂，名義是：一、討論《毛選》第五卷出版問題；二、討論建造毛主席紀念堂選址問題。解決順序是：先解決王、張，再處置江、姚。毛遠新區別對待，就地監護。葉說，我看這個計劃比較成熟，安排也相當周全了，必會成功。要特別注意保密。
台、中央機關以及由遲群、謝靜宜控制的清華、北大等單位，用內緊外松的方式戒備起來，要再檢查一遍落實的情況。
在最後一次商議中，華國鋒說，就照這個行動方案辦，經過五天的準備，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會有把握的。但是，10月4日這天，《光明日報》發表了「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宣稱：“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葉劍英注意到這個情況，於10月5日下午找到華國鋒緊急磋商，要求提前行動，儘快解決「四人幫」。華國鋒與葉劍英商定：改變原定國慶節後準備10天再動手的時間，提前到6日晚8時採取果斷措施，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下午，華、汪前去檢查了準備關押「四人幫」的地下工程。
10月6日晚8時左右，「四人幫」被順利解決，前後僅用時35分鐘
1976年10月6日上午8時，汪東興要中央辦公廳秘書局通知政治局常委：華國鋒副主席今晚8時在懷仁堂正廳召開中央政治常委會議，內容有：一、研究《毛選》第五卷的出版問題；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紀念堂的選址問題。
下午3時，汪東興把張耀祠和武健華叫到辦公室，宣佈：「中央決定在今天晚上8時統一行動，粉碎‘四人幫’。」為完成這次行動，經過反覆挑選，從中央警衛局的局、處、科級和中央警衛團的師、團、營級幹部中抽調了20多名幹部，分成四個行動小組。第一小組組長李廣銀，負責解決王洪文。第二小組組長紀和富，負責解決張春橋。第三小組組長高雲江，負責解決江青。第四小組組長滕和松，負責解決姚文元。
下午3時30分，汪東興分別對每個行動小組進行動員，宣佈這件事是葉帥和華總理拍板的，並頒佈了兩條紀律：一、要絕對保守機密。萬一失密，將給予最嚴厲制裁。二、要堅決服從命令，聽從指揮，任何人不得擅自開槍。爭取不響槍、不流血解決問題，這是上策。
晚6時30分，各路行動人員就位。汪東興指揮對懷仁堂正廳進行了佈置：北側放了一扇大屏風，東邊增加一排小屏風，場內擺放一張長條會議桌，後面放了兩把扶手椅，所有文具、茶具都撤走。
晚7時20分，第一個來到懷仁堂的是葉劍英。他對在場人員只說了一句：「好好地注意啊！」7時40分，華國鋒來到。三人進行了簡短商議，汪說：“可以說是萬事俱備。”7時45分，華、葉、汪三人一起走進正廳，華在左、葉在右坐下。華把事先準備好的中央決定，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葉要汪坐下，汪謙虛地說：我不是常委，不能坐在這裏。然後，他到屏風後面去指揮。
就在這天下午，姚文元與張春橋進行了最後一次談話。他們已經預感有什麼事即將發生。姚後來在審訊中交代：張春橋說，華對批鄧不積極，「我想總要開三中全會吧，但還沒有考慮好，你有什麼想法？」姚說：“華國鋒當主席，應當在三中全會上正式通過……”後來姚又說：“我接到一封信，裏邊說毛主席逝世後，可能立即宣佈某某某是叛徒。這種問題並不一定是真的，但應該提高警惕。”姚雖然沒有說出名字，但張春橋十分清楚，那個“叛徒”就是指他。但他沒有什麼反應。姚文元還回憶了他被捕前的心情：我從張春橋那裏出來已經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裏。我的情緒很不好，總有一種恍惚不安的感覺。吃晚飯時，我對小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你們不要難過。”當時孩子嚇壞了，不懂我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說：“活著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說：“你思想反動了。”所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險，生命也不行了。那天晚上，我就是帶著這種心情離開家的。
晚7時55分，王洪文第一個進了小門，身穿軍上衣便裝，夾著皮包，毫無戒備之心。兩個行動組員立即從兩邊將他胳膊緊緊扭住。王漲紅脖子咕嚕了兩句：「你們幹什麼，你們幹什麼！」然後拚命扭動胳膊，蹦著雙腳。後面的人抓住腰帶將他提起，控制在華國鋒正面。華國鋒伸直兩臂按在桌子上，宣佈：“王洪文，你不顧中央的一再警告，繼續拉幫結派，進行非法活動，陰謀篡黨奪權，對黨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中共中央決定，對你實行隔離審查，立即執行。”王洪文被扭離現場戴上手銬後，嘆息一聲：“想不到你們這樣快！”
晚7時58分，張春橋心事重重地走進來，身穿灰色中山裝。他迎面看到華、葉端坐中間的異常情況，放慢步子嘀咕道：「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兩個行動組員衝上去快速夾擊，把他扭架到華、葉面前。華宣佈同樣的中央決定後，把張押出現場。張臉色鐵青，兩眼微閉，自始至終沉默，一聲不響 。
解決兩個人後，按原定計劃，華國鋒給姚文元打電話，叫他前來開會。安排好後，華問葉、汪：「還要我們出面嗎？」葉說：“免了吧。”決定由武健華對姚宣讀隔離審查命令，華親筆給武現場寫了手令。晚8時25分，姚文元走進來，三個人上去扭住他。他大叫：“誰讓你們乾的？”武健華宣讀命令後，姚被架走。他一直在喊：“我有話要說，我有話要說！”被押解上車以後還不住地喊：“你們是哪個部隊的？誰指使你們乾的？”行動組只好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張耀祠那邊的任務，是負責隔離審查江青和就地監護毛遠新。
晚8時，張耀祠和一中隊指導員李連慶等十幾個人先到毛遠新住所。進入毛遠新的辦公室，看到他正在看電視。毛遠新立即站起來，關掉電視機。張耀祠宣佈：「毛遠新，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保護審查。為了你的安全，還住在這裏（中南海），但要換一個房間。現在你把文件櫃鑰匙和手槍交出來，材料和文件由中央辦公廳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連慶同志負責，不准向外打電話，要遵守紀律。你寫的交代材料交李連慶同志轉交黨中央。」毛遠新聽完宣佈，憤憤地說：“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然後就不再說了。一個幹部上去繳了他的手槍、鑰匙。
晚8時30分，解決江青。張耀祠帶著江青的護士長馬曉先進了中南海新建的二0一所前門。江青正坐在沙發里，把腳蹺在蹺腳墩上。張耀祠走到江青面前，拿著一張紙條宣讀道：「江青，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實行隔離審查，馬上執行。你到另一個地方，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
馬曉先回憶說：江青聽著的時候坐在沙發上一動不動，表面上沒有顯出慌亂。她輕輕地說：「我沒聽清楚，你能不能再說一遍？」張耀祠就又重複了一遍。江青這才站起身來，從褲子口袋裏掏出鑰匙，放入一隻牛皮紙信封里，折好口，拿訂書機訂好，用鉛筆寫上“華國鋒同志親啟”，交給了張耀祠。然後，她提出要上一下衛生間。張耀祠同意了。然而，東西都收拾好了，江青還沒有從衛生間裏出來。馬曉先進去一看，江青正坐在那裏愣神思考著什麼。江青隨後出了衛生間，坐上了停在前門外的一輛大紅旗轎車。就這樣，曾經驕橫，不可一世的「四人幫」，在晚7時55分至8時30分的35分鐘內即全部束手就擒。
上海「四人幫」餘黨蠢蠢欲動，但因群龍無首，最終未能有大的動作
完成對「四人幫」一夥的逮捕任務之後，華國鋒立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員到玉泉山開會。
6日晚10時，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員會議在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所召開。會議一開始，華國鋒按照與葉劍英商定的內容向政治局委員們宣佈，已經對「四人幫」實行拘捕。李先念帶頭鼓掌。華國鋒回憶說：我請葉帥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講，我宣佈了「四人幫」已被隔離審查，並著重講了「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瘋狂活動的罪行。葉帥介紹了逮捕「四人幫」的經過，而且著重講了全黨全軍都堅決反對「四人幫」一夥的反黨罪行。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對他們採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由於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事先以不同方式將解決「四人幫」問題向絕大多數政治局成員打了招呼，會議一致擁護粉碎「四人幫」的行動，很快進入議程，選舉新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回憶說：我先提議請葉帥擔任黨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兩次挽救了黨。葉帥則起來提議要我擔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他說，這是毛主席指定你當接班人的，我已經79歲了，你年紀比我小20多歲，你有實際工作經驗，為人實在、講民主、尊重老同志，你應該擔起這個重任。經過大家認真討論後，一致通過葉帥的提議。這也是臨危受命吧。
隨後討論中央文件，內容是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通報中央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定和推選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決定，一致通過了《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和《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的通知》。會議還討論了一些比較重要和急迫的問題，成立了審查王、張、江、姚的中央專案組，由華國鋒負責。會議還決定，就粉碎「四人幫」問題，中央政治局將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及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會議特別研究了解決「四人幫」上海餘黨、穩定上海局勢的問題。7日凌晨3時，會議結束，所有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都留在玉泉山。
解決「四人幫」以後，華國鋒當即在懷仁堂電話召來已經事先打好招呼的耿飈，讓他帶人去控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話，通知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和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當天由中央派專機接到北京開會。一向與「上海幫」對立的周非常爽快地答應，馬卻與市委書記徐景賢、王秀珍商量一陣，才滿腹狐疑地出發。到了北京京西賓館，他們接到中央的四條規定：不准和外面私自打電話，不准外出，不准寫信，不准接客。
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陳永貴、蘇振華等中央領導人接見了參加中央第一批打招呼會議的地方黨、政、軍負責人。華國鋒在講話中宣佈了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決定，並且曆數了「四人幫」的罪行，及毛澤東長期以來對「四人幫」的批評。會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為了穩住和挽救馬天水等人，華說：「四人幫」就是「四人幫」，我們廣大幹部、工人是好的，就是給他們辦點壞事，說過錯話，一律不追究。要講“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不要因為「四人幫」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搞到一起，搞「四人幫」不是因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點錯誤，他們的核心問題是篡黨奪權。
葉劍英說：「四人幫」，上海是策源地，又是根據地。“上海就是張春橋，張春橋就是上海”，這話不好，上海要和張春橋分開。
李先念說：上海廣大幹部、工人是好的，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政治局，包括各省市，都不能對上海另眼相看。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會的地方，相信上海可以搞得好的。
馬天水雖然也在會議上熱烈鼓掌，回到住處卻對秘書說：「這簡直是突然襲擊，宮廷政變。」“搞一個假表態可以回去，回去以後也要大幹或小乾的。”但又嘆息：“一旦幹起來損失太大，現在看來大勢所趨，干是不行了。”對中央要求他表態的事，第二天馬不顧周純麟的勸告，說：建議中央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張春橋在“一月風暴”、“大聯合”中是有影響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對待。
話報告：「人員集中了，門上加鎖了，不能動了。」
台、報社的保衛。”同時，徐還向上海警備區一師長下手令，要求調兩個連，一個聽電台指揮，一個「聽從市委的指揮」。
上海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鍾定棟等人接受任務後，制訂了兩個方案。其一為「捍一」：控制首腦機關、報社、電台、機場和市區橋樑、車站、碼頭、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其二為“方二”：以江蘇、浙江為作戰目標，從上海外圍到市中心設立三道控制圈的兵力部署。具體內容有：全市準備動用武裝民兵3.3萬餘人、炮85門、機槍78挺、槍支2.7萬餘支、彈藥296餘萬發；民兵幹部徹夜值班；基本指揮所在江南造船廠，預備指揮所在中國紡織機械廠，10月9日11時進駐完畢；開設電台15部，組成兩個聯絡網；動用汽車125輛、摩托車100輛；在上海與江蘇、浙江交界處設六個控制圈；派出武裝漁輪巡邏，控制黃浦江渡口；規定反空降方案和口號、暗令、標記。同時，上海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也連夜組織1300多人的武裝民警，還組織了緊急演習。
就在10月8日晚12時，王秀珍還在民兵指揮部召集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葉昌明、戴立清等上海老造反派頭目，宣佈：北京右派政變了，修正主義上台了！我們要對著干！打三天、四天也好，讓全國知道，也教育後代！
北京的回答則是：10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出版《毛選》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紀念堂的決定。10月10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指出：“任何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是註定要失敗的。”
一軟一硬兩項措施，把「上海幫」推到了兩難處境。徐景賢考慮再三，不得不與王秀珍商量後同意上海兩報轉載中央兩個決定。這時，接通馬天水電話，馬說：“見到了王、張、姚三位首長，他們身體很好，主要是工作比較忙，讓我們按既定方針辦。”「上海幫」半信半疑，卻終於沒有勇氣發動叛亂。王秀珍電話通知：“撤銷五位數（即31000人），保留四位數（即3500人），恢復正常。”
話，穩住上海留守的餘黨，「一切等他們回來再定」。這一招十分奏效，上海餘黨亂鬨哄的，群龍無首，一直未能有大的動作。
中央工作組順利進駐上海，「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公之於世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住處召開會議，討論向上海派工作組接管上海的問題。華國鋒說：現在看來，上海市委這些人已經無法工作了。他們頑固地站在「四人幫」的立場上，和中央對抗，妄圖發動武裝叛亂。中央應該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會出大亂子。葉劍英表示贊成華國鋒的意見，說：要派一位無論是在軍隊還是在地方都能壓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蘇振華堪當此重任。他資格老，林彪、「四人幫」整得他很慘，但他鬥爭很堅決，在粉碎「四人幫」的緊急時刻起了重要作用。華國鋒、李先念還分別建議倪志福、彭沖與蘇振華一起去上海。其他人都同意。關於工作組去上海的方針，會議明確指出：“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最後確定的中央工作組總數226人，其中部省級幹部17人、司局級幹部59人。
當晚10時，華國鋒和葉劍英、陳錫聯、紀登奎等接見了馬天水、周純麟、徐景賢、王秀珍，並繼續揭露「四人幫」的罪行。葉劍英嚴厲地警告說，有人如果再站在「四人幫」方面，對自己的工作沒有好處。你們在上海同他們工作那麼久，希望不是站在個人的立場，要對他們陰謀篡黨劃清界限。華國鋒說，要提醒你們，在他們蒙蔽下，確實存在著一些錯誤，確實在轉變立場後會發現一些問題。自己的問題作些自我批評。我們不會採取「四人幫」對別人的辦法，亂戴帽子，亂整人。有錯誤改了就好，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最後，馬天水、周純麟都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果斷措施。徐景賢、王秀珍表示要和「四人幫」劃清界限。
10月13日上午，表態後的馬、徐、王從北京回到上海。下午4時，在錦江飯店小禮堂，他們這幫人召開了最後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會。馬天水低沉地介紹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的情況，中間還夾雜著稱「四人幫」為“同志”，被徐急忙打斷糾正。徐、王也無可奈何地傳達了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剛傳達完，黃濤放聲大哭，指著馬天水說：你在北京，原來沒有看到王、張、姚……這不是欺騙我們嗎！朱永嘉也邊哭邊斥責馬、徐、王是“叛變”。會議室里一片哭聲，持續了五六分鐘，表示想不通，說憑這些材料就能抓「四人幫」？王少庸激動地說，我們上海這幾年在路線上沒有什麼彎子可轉……
馬天水急忙制止大家，最後總結說：有想不通的問題，是允許的，認識總有個過程，不過我們大家要好好去想想。會議遂告結束，「上海幫」作鳥獸散。
話向中央告急。10月20日，中央通知上海：「根據你們來電話要求派人，據上海的要求，中央決定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同志去上海了解情況，幫助工作。他們今晚已到上海，會給你們聯繫的。」
10月27日晚，上海市委領導幹部會議在上海市展覽館宴會廳召開，正式宣佈：中共中央決定，蘇振華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倪志福兼任第二書記，彭沖兼任第三書記。撤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為了防止上海發生動亂，玉泉山中央政治局會議原來決定，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保密兩個月以後再公佈。但情況的順利發展，使得這一消息10月中旬就在全國各城市爭相傳告了。10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通知》，即10月6日晚玉泉山會議上通過的16號中央文件，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在全黨正式公開。
1976年10月21日晚，新華社廣播消息：「首都150萬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由此，「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正式公之於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