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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毛澤東提醒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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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毛澤東提醒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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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毛澤東提醒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2019年08月04日 18:12

1973年,周恩來和王洪文迎接法國總統蓬皮杜(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南海政壇人物春秋史》,顧保孜著,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洪文去長沙告狀,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歸。「四人幫」的發難卻換來了鄧小平一再升職,

 重權在握

1974年10月11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在近期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與此同時,有關四屆人大由誰來「組閣」的鬥爭,也一天天明朗、尖銳。

同林彪一夥一樣,權欲熏心的江青集團,早就在打四屆人大的主意了。他們明白,現在已經到了「組閣」的關鍵時刻。這時,他們的“對手”不僅有周恩來,而且又添了一個鄧小平。必須用一切手段打敗“對手”,抓住「組閣」的大權。

早在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澤東建議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趕到醫院,向剛接待完外賓尚未休息的周恩來一連串地提出她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軍隊參謀長人選的「意見」,實際上是想在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全面開始之前,搞“先入為主”和“先發制人”。病中的周恩來這時雖然身體虛弱,卻頭腦清楚。他以極大的剋制和耐心與江青周旋了整整兩個鐘頭,對所有實質性問題未作一字表態,實際上是不贊成江青的「意見」。江青一無所獲,敗興而歸。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權利!”藉以發泄對周恩來的不滿。

此時江青還不知道,就在她趕到醫院之前,鄧小平已經同周恩來作了一次單獨談話。兩天之後,鄧小平又再次與周恩來在病室長談。自然,兩位老戰友談的是有關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問題。

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所謂“洋奴哲學”的內容。江青如獲至寶,揮筆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又稱:“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緊隨其後,異口同聲地提出這件事是「路線問題」,要求國務院、交通部抓住此事進行所謂“路線教育”。

與「四人幫」大段大段地橫加指責、上“綱”上“線”的批語形成鮮明對照,鄧小平僅在這份材料上畫了個圈,而周恩來後來也只在江青派人專送的傳閱文件上批了“已閱”兩個字。兩位國務院主要領導人對江青一夥的無理取鬧均不屑一顧。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早有預謀的江青等人聯合向鄧小平發起突然襲擊。他們把所謂「風慶輪」事件定性為「崇洋媚外」、“洋奴哲學”的一個典型,把攻擊的矛頭直指周恩來、鄧小平領導下的國務院。

會上,江青首先站起來質問鄧小平:「對這件事,你是支持,還是反對?或者想站在中間立場上?你要表明態度。」

對江青一夥的這種慣用伎倆,鄧小平過去已碰見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來表示「態度」。而這一次,江青那種蠻橫無理、唯我獨尊的腔調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鄧小平逼視對手,嚴詞回擊道:“對這件事我還要調查,不能搞強加於人,一定要贊成你們的意見!”

這是鄧小平自1973年復出以來,第一次公開「頂撞」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對此,江青頗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會兒,才突然明白過來。在一陣撒潑之後,又用潑婦式的語言攻擊、謾罵鄧小平。

鄧小平忍無可忍,憤然起身,退出會場。這時,在一旁靜觀事態的張春橋望著鄧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說道:「早知道你要跳出來,今天果然跳出來了!」

中央政治局會議不歡而散。

當夜,「四人幫」在江青處碰頭。經過一番策劃,決定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正在那裏養病的毛澤東告鄧小平及周恩來的“狀”。

第二天,王洪文背著中央政治局多數成員,擅自飛往長沙。下午,剛抵長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們幾個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徑,匆匆向毛澤東作「彙報」。他說,昨天,在政治局會議上,為了「風慶輪」這件事,江青同志與鄧小平同志發生爭吵,吵得很厲害。看來鄧還是在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鄧那樣大的情緒,可能和最近醞釀總參謀長人選有關。王洪文又說:我這次來這裏沒有告訴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著危險來的。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周總理雖然有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那裏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他們來往這樣頻繁,一定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

應當說,在毛澤東剛批評過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動後不久,「四人幫」又舊病複發,千里迢迢派人狀告周恩來、鄧小平,確實是一次極不尋常之舉。他們矛頭所指已不僅僅是鄧小平,而且還包括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等支持鄧小平的老一輩革命家。

這樣,在「風慶輪」事件及其實質四屆人大「組閣」的問題上,便出現老一輩革命家與夢想“改朝換代”的江青一夥“兩軍對壘,陣線分明”的局面。

聽了王洪文的「彙報」,毛澤東對王洪文進行嚴厲批評,指出: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又說:你回去後,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志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後,仍不放心。當他們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聞生將隨鄧小平陪外賓去長沙見毛澤東後,便迫不及待地兩次召見王、唐二人,要她們向毛澤東反映國務院「崇洋媚外」的問題,甚至誣告鄧小平“大鬧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鄧小平即將飛赴長沙之前,王海容、唐聞生連夜趕到三五醫院,向周恩來報告了江青的圖謀。對此,周恩來明確表示:「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而是他們預先策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他又說,對這件事還要繼續做些工作,慢慢解決問題。

原來,在17日政治局會議之後,周恩來已從鄧小平等政治局委員的談話中了解了事情的經過。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擊的所謂「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問題,不僅是對鄧小平,也完全是衝著自己來的。幾年前,正是經他批准,適當購進了一些外國船隻。「四人幫」在這個問題上借題發揮,胡攪蠻纏,真是太過分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聞生二人隨鄧小平陪外賓到長沙。在毛澤東會見外賓之後,王、唐向毛彙報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動,同時,轉述了周恩來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毛澤東聽罷十分惱火。他把這件事同兩天前王洪文「告狀」的舉動聯繫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為非同一般。他告訴王、唐二人:“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決,可江青還這麼鬧,這麼搞很不對頭嘛!”他要王、唐回京後向周恩來、王洪文轉達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開人大的時間除了看準備情況外,還要視總理病情而定。他還要求告訴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最後,毛澤東鄭重提出建議:鄧小平任黨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江青一夥做夢也不曾想到,他們精心策劃的在政治局發難和赴長沙告狀的結果,竟是鄧小平一再升職,重權在握!

毛澤東痛斥江青: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自己做黨的主席。

王洪文自長沙回到北京後,在一周內便數次同周恩來談話,其間,自然不敢違背毛澤東的指示,對參與「四人幫」宗派活動作些“檢討”。

與此同時,王海容、唐聞生也頻繁出入三五醫院,向周恩來轉達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周恩來聽罷倍覺欣慰。

11月初,周恩來在病室伏案疾書,向在長沙的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各項準備工作情況,表示:堅決擁護和執行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的指示。並告:我的身體情況比7月17日見主席時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近期召開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這一過渡時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領導好。

周恩來還在同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談話中表示:衷心擁護毛主席的指示,要繼續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從10月底至11月中旬這段時間裡,三五醫院門前車水馬龍,來客不斷。周恩來簡直是將西花廳的辦公室、會客室、會議廳統統「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鄧小平陪同外賓再赴長沙,見到毛澤東。當天下午,毛澤東向鄧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會議上的「風波」,對鄧小平公開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讚賞,高聲說道:“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好,我贊成你!”又說:“她(指江青)強加於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

鄧答道:「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後來我到她(指江青)那裏去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毛澤東興奮地點頭:“這個好!”

談話中,鄧小平又表示:「最近關於我的工作的決定,主席已經講了,不應再提什麼意見了。但看來責任是太重了一點。」毛澤東笑道:“沒辦法呢,只好擔起來嘛。”

最後,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起草周恩來總理在四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考慮到周恩來身體的承受能力,他要求報告稿不便太長,只三五千字即可。鄧小平當即應諾下毛澤東的重託。

同日,對江青已極度不滿的毛澤東,提筆在江青寫來的一封要求「組閣」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一個月內,毛澤東已數次對「四人幫」進行批評,發出警告,但這些不能改變江青一夥的本性。在接到毛澤東的批評信後,江青又於11月19日複信毛澤東,名為“檢討”,實為伸手要官。她寫道:“我愧對主席的期望,因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賞,頭腦昏昏,對客觀現實不能唯物地正確對待,對自己也就不能恰當地一分為二地分析。”接下來,她揭去偽裝,露出“崢嶸”:“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我什麼工作,目前更甚。”

對此,毛澤東毫不讓步,他一針見血地批道:「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

不久,毛澤東又針對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員長,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後」的「組閣」意見給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這時,離四屆人大開幕時間已不到一個月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晚年的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鄧小平改變中國》,葉永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曾四次否定了自己選定的接班人

華國鋒的「英明領袖」地位,是毛澤東生前指定的。

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斯大林的教訓。斯大林是在去世前不久才匆忙確定馬林科夫為接班人。

1961年,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問起毛澤東的繼承人問題。蒙哥馬利說:「我認識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願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像麥米倫、戴高樂等等,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

毛澤東答道:「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蒙哥馬利又問。

「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毛澤東答道。

毛澤東又說起斯大林的教訓:「斯大林是最有權威的領袖,但缺乏遠見,沒有解決接班人問題。」

毛澤東不同意蒙哥馬利元帥所稱的「繼承人」,而是採用“接班人”一詞。

毛澤東後來對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說起跟蒙哥馬利的談話:「繼承人這個名詞不好,我一無土地,二無房產,銀行里也沒有存款,繼承我什麼呀?紅領巾唱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叫‘接班人’好,這就是無產階級的說法。」

毛澤東還說:「這位元帥不了解,我們和蘇聯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在延安,我們就注意這個問題,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當時延安是窮山溝,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開八大,那是大張旗鼓開的,請了民主黨派,還請了那麼多洋人參加。從頭到尾,完全公開,毫無秘密。八大通過憲章,裏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美國總統出缺,副總統當總統。我們的副主席有五個,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以前,兩個主席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誰是我的接班人?何需‘戰略觀察’!這裏頭沒有鐵幕,沒有竹幕,只隔一層紙,不是馬糞紙,不是玻璃紙,是鄉下糊窗子的那種薄薄的紙,一捅就破。」毛澤東所說是“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當時已經選定劉少奇為接班人。

屈指算來,華國鋒是毛澤東第五次選定的接班人,而劉少奇則是毛澤東第一個選定的接班人。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以毛澤東的接班人的身份出現。那時,根本用不著為劉少奇「造輿論」,用不著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劉少奇。因為劉少奇早已是中共著名領袖。在中共七大之後不久,在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便請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從1945年直至「文革」爆發,近20年的時間,劉少奇一直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只是後來由於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動「文革」打倒了他。

毛澤東第二回選擇了林彪作為接班人。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以毛澤東的接班人出現時,也用不著「造輿論」,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林彪。因為從「文革」以來,林彪就已經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的姿態出現,而且林彪早已是著名將領、十大元帥之一。

1971年爆發的「林彪叛國事件」,很使毛澤東失望,他不得不第三次選擇接班人。毛澤東曾一度打算以王洪文為接班人。王洪文的資歷當然無法跟劉少奇、林彪相比,但是這位“造反司令”在「文革」中曾轟動全國,也不必「造輿論」,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

在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後,毛澤東很快發現,王洪文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於是,毛澤東重新啟用鄧小平,以鄧小平為接班人。鄧小平早已是中共著名領袖,根本不存在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的問題,當然也就不存在「造輿論」的問題。

鄧小平復出後,進行整頓,否定「文革」,這是毛澤東所無法接受的。毛澤東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第二次打倒了鄧小平。毛澤東第四次選擇接班人又告失敗。

 毛澤東局促中第五次選擇接班人

於是,毛澤東又面臨第五次選擇接班人。然而,這時的毛澤東已經步入風燭殘年,他第五次指定接班人時已經十分匆促。

毛澤東1976年4月7日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確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5個月後他就病逝了。

縱觀毛澤東五次指定接班人的過程,可以看出:前兩次很從容,是經過長期考慮、觀察的;自從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這5年間毛澤東三易接班人,一次比一次倉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6日,馬林科夫按照斯大林生前的安排接班,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才半個月──1953年3月20日,馬林科夫就辭去了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赫魯曉夫成了蘇共中央書記處的實際領導人。

毛澤東認為,由於馬林科夫的資歷太淺,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後就讓赫魯曉夫奪取了大權。

毛澤東從斯大林那裏吸取教訓。他發動「文革」的目的,便在於防止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把自己指定的接班人劉少奇作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打倒了。然而,林彪的反叛,使毛澤東亂了方寸。在林彪之後,毛澤東頻繁地更替接班人,實際上在步斯大林的後塵。

毛澤東在1976年4月7日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時,提議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毛澤東在1956年中共八大時,只是提議劉少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並不加「第一」兩字。在前面已經引述過毛澤東跟熊向暉的談話,毛澤東如此說:“我們的副主席有五個,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這是因為自從中共七大以來,劉少奇就已經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所以儘管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有四位,但是劉少奇在四位之中的第一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就大可不必加上第一兩字。

在中共九大,林彪成為唯一的副主席,也就不必加「第一」了。

在毛澤東提議華國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時,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還有王洪文和葉劍英。王洪文早於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的資歷之深非華國鋒所能相比。所以毛澤東必須給華國鋒加上「第一」,才使華國鋒的接班人身份變得十分明確。

1976年華國鋒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時55歲,而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毛澤東56歲。

毛澤東對於華國鋒,確實「你辦事,我放心」。毛澤東期望1976年的華國鋒成為1949年的他,能夠按照他的路線把他的未竟之業繼續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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