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
共產黨內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時期。那時候，黨的領袖們幾乎全都義正詞嚴地抨擊蔣介石政府的獨裁，還說只要蔣介石真正地改變一黨獨裁，實行民主政治，則共產黨一定會同國民黨精誠合作。1945年，黃炎培先生訪問延安的時候，曾經對延安的欣欣向榮感慨良多，他在那個時候就已經看到了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的前途。但是，作為一個熟知古今興亡大歷史的學者，他還看到了更多的東西。他對毛澤東說，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歷史上朝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則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也許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對於民主制度的追求，毛澤東在共產黨執政後領導制定第一部憲法的時候，明文規定了藝術創作和科學研究的自由，還規定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這一憲法誕生於1954年，正是我們國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徹底建立起來的時候。這也表明，自由和民主的原則不僅不為社會主義制度排斥，而且本來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應有之義。
問題似乎發生在兩年以後。
1956年年初，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全面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並且指出這在蘇聯已經造成嚴重的後果。如許多歷史學家所說，毛澤東雖然深深地了解斯大林的錯誤，但他對赫魯曉夫的這一舉動並不滿意。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編輯部文章《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乃是中國共產黨對這一事件的第一個反應。此文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寫成，實際上反映了毛澤東本人的想法。文章並不追究「個人崇拜」的問題，只是說，斯大林的錯誤在於他的思想方法發生了偏差：「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里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面性。」
四個星期以後，也即1956年5月2日，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舉國為之歡呼，直到現在人們還念念不忘。實際上毛澤東所說這八個字，只是重申了1954年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他的貢獻在於，以一種生動和朗朗上口的語言將這種權利加以概括。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事情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公民本身就擁有的權利現在不知不覺地成為黨的領袖頒佈的最新政策，憲法的權威之上已經覆蓋著領袖的權威。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毛澤東的民主思想，可以知道，他始終認為民主只是領導人的一種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而非制度和法律。這在他公開發表的文章和私下的講話裏面可以找到許多證明。比如，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讓人們講話，天不會塌下來。這當然表現了一個領袖的襟懷和氣魄，但也同時表明了，人民的說話的權利，是要通過領導人的「讓」方能實現。毛澤東還曾直言不諱地說他自己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當南斯拉夫的鐵托在1956年11月11日發表演講，指出赫魯曉夫把「整個事件當做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不是當做一個制度問題」是一個不足，因為斯大林現象「是一種制度的產物」的時候，毛澤東就表示不能同意這樣的判斷。這一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說「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這正是代表了毛澤東本人的意見。
但是，也有證據表明，毛澤東在私下裏並非沒有另外的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裡，他對黨的一些領導人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這一重要的細節是否表明，毛澤東已經意識到民主不僅是思想方法問題，而且也是一種制度?我們在今天已經無法揣測，我們所能知道的是，他在生前從來沒有公開過他的這種想法。他在公開的場合只是批評蘇聯人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有如《論人民民主專政》所說：「無論怎樣的錯誤，對於人民群眾來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剝削階級專政的制度，比起資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總是具有極大的優越性。」
應當承認，1957年2月毛澤東在他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中，相當完整地表明了他對民主的看法。毛澤東的一些論述，可能是緣起於當時我們國家發生的種種罷工、罷課、遊行和請願的事件。據薄一波的陳述，此類事件在鄰近1957年的幾個月里波及幾十個城市，在鄉下也連續發生了鬧社的風潮。毛澤東針對這些情節說他不贊成鬧事，因為人民內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
「民主是一個方法，」毛澤東說，「看用在誰人身上，看幹什麼事情。」
他解釋說，「民主的方法」對敵人和對人民是不同的。對於人民內部，就是「團結—批評—團結」。至於罷工、遊行之類，毛澤東認為是「大民主」。“我們是愛好大民主的，”他說，“我們愛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他還列舉了發動群眾斗垮蔣介石等事情，說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用來對付階級敵人，而不是在人民內部使用的。
至於人民內部的民主，按照毛澤東的解釋，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亦即“說服教育”。毛澤東的設想是，從團結的目的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最後達到團結。從毛澤東闡述這一思想以後的20年來看，無論是“民主集中制”，還是「團結—批評—團結」，都沒有能夠防止中國出現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那樣的錯誤，反而還會推波助瀾地把這種錯誤“升華”到“文化大革命”那樣極端的情形。
現在，我們在回顧這些事情的時候，就不禁要想到毛澤東1956年曾經說過而在生前從未公開的那句話，發生在中國的這些悲劇，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有可能發生么?
毛澤東也許已經認識到制度問題的重要性，至少在私下裏是這樣。但是，更加明顯的是，他不願意公開承認這一點。在迄今為止我們讀到的毛澤東的公開發表的文章裏面，他是把民主看做領導人的思想方法問題的，而不是看做一種制度。這一點也許是後來我們國家發生的一系列悲劇的原因之一。
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凌志軍 馬立誠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解放軍報今日起推出特刊
速讀
：風雨兼程，奮進如歌。在即將迎來新中國70華誕之際，解放軍報陸續推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特刊》。
特刊以「追夢」為主題詞，充分展示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巨大成就和寶貴經驗，突出展示黨的十八大以來，取得的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發生的深層次、根本性歷史變革，圍繞忠誠、使命、制勝、改革、同心、和平6個主題，講述新中國的軍隊故事，記錄新時代的強軍足跡。
特刊把全景展示、深度解讀、具象特寫和多維呈現相結合，通過「走筆」“印記”“快掃”“記憶”等版塊，多層次、多側面、多媒體詮釋強國強軍的歷史邏輯與時代意義，激勵全軍官兵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不懈奮鬥。
忠誠，一首唱給初心的歌
■孫曉青
夜闌讀史，被一則舊聞打動，淚奔。
1949年上海解放。中共地下黨員陳來生用一輛膠輪車將16箱重物送到上海市委組織部。打開這些箱子，人們驚呆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文書檔案全在裏面！
這不就是傳說中的「一號機密」即中央文庫嗎？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後，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中共中央機關轉入地下，絕密級的中央文庫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從那時起，在長達22年的動蕩歲月里，文庫幾經轉移，先後有十餘位地下黨員與敵人巧妙周旋，接力守護，3人為之付出生命。其中一位守護者，在自家小樓的三層隔出木質夾層，並設一火爐常年不熄。他與妻子立誓：“定以生命相護，寧可放火燒樓，與文件俱焚。”還有一位知道中央文庫秘密的地下交通員，被捕後兩次自殺，最終用生命的代價嚴守了黨的機密。
作為最後一任守護者，陳來生代表他的歷屆前任向組織完美「交棒」。經清點，中央文庫共存有1921年至1933年的各種文獻檔案2萬餘件，全部“未受到霉爛、蟲蛀、鼠咬等半點的損傷”。
一部共產黨人在白色恐怖下接力完成使命的血色傳奇，通篇閃耀著兩個字：忠誠！
（一）
忠誠不是自我標榜的符號。就黨員個體而言，她是深藏於心的信念和自覺於行的品格；就組織整體而言，她是人民軍隊聽黨指揮、服務人民、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軍魂。
70年前，根據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策部署，乘勝進軍大西南、大西北的我軍幾支部隊，分別從西康、雲南、青海、新疆挺進高原，踏上了解放西藏的征程。其中新疆軍區獨立騎兵師派出的進藏先遣連，在一團保衛股長李狄三的率領下，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多座達坂，率先進入藏北阿里，出色完成了偵察道路、了解敵情、建立據點、發動群眾，為大部隊進軍創造條件的任務。
代價相當沉重。在頑強堅守的半年間，這些闖過槍林彈雨的青年官兵，竟被嚴酷的缺氧環境和莫名的高原疾病一一擊倒，一段時間內幾乎每天有人犧牲。然而，沒有一個人被死神嚇倒。連隊黨支部仍在工作，李狄三仍拖著病體組織病號走出地窩子曬太陽、講故事，堅定大家戰勝疾病、解放阿里的信心。1951年5月，當春天和後續部隊一起趕到先遣連營地時，官兵犧牲已達63人，包括總指揮李狄三。
犧牲彰顯忠誠，忠誠源自信仰。縱觀人民軍隊一路征戰的歷史，進藏先遣連的故事很像軍史長河裏的一朵浪花，在共產黨人崇高如山、深沉似海的信仰中孕育而生。此後，無論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贏得「最可愛的人」的美譽，還是在歷次邊境自衛作戰中捍衛領土主權；無論在搶險救災中為人民赴湯蹈火，還是在強軍征途上鍛造鋼鐵之師……新中國成立70年，無論時代、社會、任務、人員如何變化，這支軍隊以黨的宗旨為宗旨的信仰一如既往，忠貞不渝。
（二）
信仰即初心。正是因為秉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人民軍隊忠於黨的軍魂才有了代代傳承、歷久彌堅的思想根基和精神動力。
「人民功臣」張富清就是一名不忘初心的共產黨員——當兵，他奮不顧身炸碉堡、打突擊，戰功卓著：“只要黨和人民需要，我情願犧牲，犧牲了也光榮”；轉業，他不戀城市去他鄉，在邊遠艱苦的地方為民造福：“那裏苦、條件差，共產黨員不去，哪個去？”他深藏功名60餘年默默奉獻，理由很簡單：那場讓他立下大功的永豐戰役，部隊前仆後繼，一夜之間換了3個營長、8個連長，“和我一起並肩作戰的戰友，有多少都犧牲了。他們的功勞，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們來，我有什麼資格‘擺’自己啊！”
張富清的故事，直到2018年國家對退役軍人進行信息採集時才浮出水面。此時，老人已是94歲高齡。採訪他的記者感嘆：在他和許許多多老兵的心中，祖國安寧，就是最高榮譽；人民幸福，就是最大功名。讀懂這些，也就讀懂了這些深藏功名、淡泊名利的老兵之心，也就讀懂了我們這支偉大的人民軍隊。
同樣為共和國作出巨大貢獻而甘願隱姓埋名的，還有一個特殊群體。
隨著「兩彈一星」工程的陸續解密，一批又一批忠誠的共產黨人進入公眾視野。錢學森、鄧稼先、郭永懷……除了這些元勛，還有許多默默無聞的參試者，近期報章披露的“陣地七勇士”即是一例。
1966年10月進行的「兩彈結合」試驗，風險很大。堅守在距發射場坪僅160米的地下控制室里的政委高震亞、參謀長王世成等7名參試者立誓：“死就死在陣地上，埋就埋在導彈旁。”兩彈功成舉世驚，而這些“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的參試者，卻在幾十年間默默無聞。
如今，「七勇士」中已有4人離世。和他們一樣，還有許多參試者也沒有等到解密之日。操作手魏天修和發射班長田現坤患病期間，醫生詢問他們是否受到過核輻射，他倆斷然否認。事實上，在「兩彈結合」試驗中，魏天修曾騎在核彈頭上操作，田現坤曾鑽進彈頭與彈體的結合部調試，均屬於與核彈零距離接觸。
嚴守保密紀律的緘默，也是一種忠誠。
為了新中國巍然屹立，為了中國人挺直腰桿，多少優秀的中華兒女獻出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忠於黨、忠於人民、無私奉獻，是共產黨人的優秀品質。黨的事業，人民的事業，是靠千千萬萬黨員的忠誠奉獻而不斷鑄就的。」
（三）
在中國，紅岩的故事幾乎家喻戶曉，尤其以江姐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忠貞不屈、視死如歸的革命理想和氣節，更是感動了幾代人。前些年，長篇報告文學《忠誠與背叛》問世，讓人們對紅岩的教育意義有了更加深刻的認知。
忠誠的反面是背叛。嚴酷的鬥爭在成就無數大義凜然的烈士同時，也淘汰了那些貪生怕死、危害革命的叛徒。新中國成立前夕，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的主要原因，是黨內相繼出現叛徒，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叛變，危害極大。被關押在重慶歌樂山下的共產黨人，從沉痛的教訓中歸納出震撼人心的「獄中八條」，向黨組織進言：
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的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八、懲辦叛徒特務。
《忠誠與背叛》的作者不無悲憤地寫道：「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淚凝結的囑託，也是那些對黨最忠誠的戰士們在生命最後一刻向自己的組織和同志們發出的生命吶喊。」
忠誠是對信仰的忠誠，背叛則是對信仰的背叛。戰爭年代，革命者最常面對的考驗莫過於生死；和平時期，我們黨面臨的考驗更加複雜，包括長期執政的考驗、改革開放的考驗、市場經濟的考驗和外部環境的考驗，及由此生髮出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和消極腐敗的危險。一些黨員領導幹部經不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腐敗了，墮落了，背叛了自己的初心，成為黨的叛徒、人民的叛徒、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叛徒。
保持初心需要定力，需要對黨的信仰和宗旨持之以恆的堅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以理論武裝凝心聚魂，以整飭作風激濁揚清，以嚴明紀律強化約束，以從嚴治吏匡正用人導向，以「打虎」“拍蠅”“獵狐”懲治腐敗，成效顯著，大快人心。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無疑是新時代對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呼喚和重構。
（四）
說初心，喚初心，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周恩來可謂初心如炬的楷模。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75年，病痛中的周恩來同守護在身邊的鄧穎超一起低聲吟唱《國際歌》，「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英勇就義前也曾高唱《國際歌》。當初建立中央文庫時，正是他受周恩來委託起草了《文件處置辦法》，並在文章節附註明，這些文件要「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在「將來」二字旁，瞿秋白特意畫出著重的圈點。
奮鬥當下，憧憬未來。對於1935年罹難的瞿秋白來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無疑是他遙望的「將來」。而對於今天的共產黨人來說，小康社會建成之日、民族復興實現之時，更是值得期待的「將來」。
「將來」未有窮期，忠誠永無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