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江青當年是如何引起毛澤東注意的

從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紹信」

1937年7月下旬，一輛黃包車從西安鐘樓前駛過，向北拐去。車上坐著一位穿藍布旗袍的小姐，一雙烏亮的大眼睛格外動人。她的腳旁，放著一隻小皮箱，看得出是從外地來到西安。黃包車在陝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園門口停下。這位小姐下車後，跟幼稚園主任見面時，顯得異常興奮。「一冰！」她摟著幼稚園主任的脖子。“李鶴，你怎麼來了？！”主任頗為驚訝。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記得半個多世紀前那難忘的一幕，向筆者講述著往事。徐一冰，後來進入延安，改名徐明。由於中共中央黨校有個同名同姓的學員徐明，於是她加了個“清”字。李鶴，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

江青原名李雲鶴，1933年夏，19歲的她從山東前來上海，改名李鶴，在徐明清領導下的晨更工學團當教員，同住在上海北新涇鎮陳更村的小閣樓里。儘管後來李鶴進入上海影劇界，成了「明星」，改名藍蘋，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鶴”、“一冰”相稱。江青向徐明清說明了來意：她要奔赴延安，請求徐明清介紹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軍辦事處。她身邊末帶任何組織介紹信，在她看來，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紹信」……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她為什麼要離開“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麼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說來話長，這要從引導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黨介紹人俞啟威說起……俞啟威是江青最初的愛侶。他，也就是後來改名黃敬的中共高幹——　1949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時，他被任命為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兼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江青初識黃敬時，黃敬是青島大學物理系學生，尚不是中共黨員。“九·一八”事變後，黃敬成了學生運動中的活躍分子，他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罷課，搶佔火車，去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經過這番實際考察，中共青島大學地下黨支部決定批准黃敬加入中共，舉行了秘密的入黨儀式。黃敬加入中共，也就影響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漸激進。那時，江青和黃敬從熱戀而同居。經黃敬介紹，江青於1933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19歲。就在這年7月，因為叛徒出賣，黃敬被秘密逮捕。江青倉皇出逃，拎著一隻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黨的組織關係。

本來，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並不承認她這個未經明媒正娶的兒媳婦，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鶴齡家暫祝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見田漢。江青在田漢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田沅向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於是，田沅陪著江青，來到上海西郊的小鎮——北新涇鎮，把江青介紹給「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徐明清。這樣，江青就在僻遠的北新涇鎮住了下來，在徐明清領導之下工作……據徐明清回憶，“小俞”(亦即黃敬)曾幾度秘密來滬，會晤江青。後來，“小俞”雖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著聯繫。就在江青去延安前　3個月，“小俞”從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黃敬的延安之行，給了江青以影響。黃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決心。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決心化為實際行動。徐明清說，她陪著江青前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徐明清跟那裏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葉劍英的夫人。危拱之聽了徐明清的介紹，帶著江青去見鄧穎超。鄧穎超很有興味地翻閱了江青帶來的「介紹信」——一本相冊，上面貼著許多劇照。相冊的劇照，表明江青確實是來自上海的演員，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劇。鄧穎超看畢，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不過，鄧穎超說，辦理赴延手續，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約定時間，跟博古見面。過了些天，江青獨自從北大街幼稚園前往“八辦”。博古跟她做了談話，了解她的一些情況。當時延安歡迎進步文化人投奔那裏。博古同意江青的請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達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　3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祝登記旅客名字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用“江青”。對於勸江青”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據云，含義有二：其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藍”，藍蘋也。也就是說，雖然江青“出於”藍蘋，卻立志要干出一番“勝於”藍蘋的事業來。其二，“江青”出典於唐朝詩人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一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江青的黨籍問題受到了審查

影界，黨籍問題不那麼重要，而進了延安，這是至關重要的「政治生命」。就在江青成天價等待之際，徐明清由西安來到延安，使她歡欣鼓舞。但是，徐明清只能證明江青在上海、臨海、西安的經歷，只能證明她曾參加中共領導下的一些進步活動，只能證明她加入過共青團，但無法證明她是中共黨員——因為如果確實她是中共黨員的話，那何必在晨更工學團發展加入團呢？只有先入團、後入黨的，哪有入了黨再入團的？徐明清無法為江青恢復黨籍提供證明，這使江青十分沮喪。據郭潛回憶，“黃敬於10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黃敬作為江青入黨的介紹人來證明江青確實曾經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權威的證人，況且那時的黃敬已是中共高級幹部。據徐明清回憶，江青進入延安之後，曾在關於自己入黨經過的材料上，寫明介紹人是黃敬。組織部門於是通過地下交通，去函向黃敬了解，黃敬寫了證明材料，證明江青是由他介紹入黨。比較郭潛和徐明清的回憶，似乎徐明清的回憶更可信些。不過，他們的回憶都一致表明，是由黃敬證實江青的中共黨員身份的。徐明清還說，由於組織上向他調查江青入黨問題，他得知江青進入延安，曾給江青寫過一封信。不過，這時的黃敬，已和范瑾相愛。范瑾，原名范元貞，湖北漢口人，一位能幹的女記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納、跟章泯同居，鬧得滿城風雨，使黃敬的心冷了，於是另擇伴侶。至於郭潛所說的江青“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兩月——因為那時康生不在延安。經過兩個來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終於得到解決。這樣，她在1937年11月進入了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成為第12班學員。據郭潛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憶：“江青的知識水準和政治水準都很低。內人曾在黨校教過江青。關於江青，她曾經說過：江青在黨的會議上簡直不敢發言。理解淺陋，不能發言。偶爾發言，一開口就說：‘我不太明白，請諸位指教。’惹人恥笑。當時的女黨員，都看不起她。當時的女黨員很多是長征參加者，學歷高深者，黨歷或活動時期長久者，她們都看不起江青。”

「他鄉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的康生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康生的突然出現，使陷於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層找到了「靠山」。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個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一個是“顧問”，一配搭一檔，干盡壞事。由此，人們追溯江、康之間的關係史，追到延安時期是恰如其分。也有人追溯到山東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結”，那就顯得牽強、過分了：江言和康生都是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幫傭，兩家相距不遠，而且康生當過江青的母校——諸城高等小學校長。不過，江、康那時未必相識。因為康生生於1898年，比江青年長16歲。康生當諸城高等小學校長時20歲，即1918年，那時江青不過　4歲。康生1924年夏離開諸城，那時康生26歲，而江青只有10歲。即便相識，也談不上有什麼交情……當江青從山東來到上海時，康生早已在莫斯科。然而，事情卻是那麼的湊巧：當江青從上海進入延安3個月之際，康生從莫斯科飛來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黨校，接替李維漢，出任校長！一個是中央黨校的校長，一個是黨校的學員，這時“同鄉之誼”起作用了，兩人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觸。江青正在中共高層尋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初識毛澤東

據當年在延安，現任「民革上海市委顧問」的翟林椿先生回憶，　1938年　8月　13日紀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據本文作者查考，似應是　1938年　7月　7日紀念“七·七”抗戰一周年)，在延安鐘樓東邊，原“撫衙門”舊址，舉行大會。上午是毛澤東作報告，下午文藝演出。翟林椿先生記得，話劇主演者是丁里。翟林椿回憶：“壓軸戲是江青主演的京劇《打漁殺家》。縱然我當年很少看過京劇而入迷姑蘇評彈，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論唱白、身段、颱風、神韻都得到觀眾的一致好評。毛主席和其他首長觀看了這場精彩紛呈的演出。演出結束，江青率先和眾多演員擁到台口，向熱烈鼓掌的首長和廣大觀眾致謝。爾後，她便款款步入後台一間點有汽燈的殘破空屋(臨時化妝室)去卸裝。”翟林椿記得他目擊的一幕：“毛澤東等首長步入臨時化妝間，慰問演員。這時，我奉命提著鐵皮水壺，為首長倒開水，所以也進入那臨時化妝間。”他見到江青上前跟毛澤東握手，然後很親切地談著……翟林椿所目擊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澤東見面，不得而知。不論是看京劇《打漁殺家》，還是看話劇《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鎖在柜子里》，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那時江青在延安相當活躍，主演過京劇、話劇；第二，毛澤東向來對戲劇很有興趣，他看過江青演出的戲劇。還有人說，是江青聽毛澤東的報告，故作認真，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據李維漢回憶，中共中央黨校確實請過毛澤東講哲學。李維漢的校長任期是　1937年　5月至　1938年　4月，而江青是在　1937年　11月入校，正是在李維漢校長任期之內。類似的傳說，說是毛澤東去“魯藝”講話，江青“特別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雖說江青後來從中央黨校調往“魯藝”，但從時間上看，似乎應是在中央黨校聽毛澤東報告。江青把自己的一張照片送給了毛澤東。這張照片在毛澤東的筆記本里，夾了很長一段時間……就在江青進入延安的時候，毛澤東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離開延安前往西安。海外有不少書籍、文章把賀子珍的出走，說成是江青插足毛澤東家庭，甚至繪聲繪色描述賀子珍如何在延安窯洞裏跟江青吵架。其實，賀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並不相干。江青這一輩子恐怕未曾跟賀子珍見過面，她跟賀子珍“在延安窯洞裏吵架”純屬子虛烏有的傳說。不過，賀子珍的走，恰恰給江青提供了乘虛而入的絕好機會！歷史竟會這樣的湊巧：不早不晚，就在賀子珍離開延安的時候，江青進入延安！

影界，明顯地表現出爭名奪利，愛出風頭，生活作風亂七八糟，等等。……後來，隨著地位的變化，她越走越遠，以至篡黨奪權，成了‘四人幫’的頭子，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成了歷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當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成立之後，江青調到那裏，擔任戲劇系指導員，該系負責人為張庚，助理員黃乃一，編劇王震之，教員鍾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　8月，江青得到重要的調令，即調她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實際上也就是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對於江青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這時，江青進入延安正好一年。

「約法三章」

毛澤東畢竟是中共最高領袖，而江青又是那麼一個在上海曾鬧得滿城風雨的影星，何況那時寸毛澤東和賀子珍並未辦理離婚手續。因此，江青和毛澤東戀愛的消息傳出，反對者大有人在。內中，最為激烈的反對者是張聞天。他認為，賀子珍是一位優秀的中共黨員，有著光榮的鬥爭歷史，又經過長征的艱苦考驗，多次負傷，應該受到尊重。但是，也有人以為，毛澤東要跟誰結婚，純屬於毛澤東個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愛情不等於「幹部鑒定」，無法勉強，支持者中最為激烈的是康生。據傳，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毛澤東的婚事，同意了毛澤東的意願，但對江青作出限制性的規定：“江青只能以一個家庭主婦和事務助手的身份，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與健康，將不在黨內機關擔任職務，或干涉政治。”這一規定，後來又被傳為「約法三章」。這「約法三章」流傳甚廣，卻因沒有原始文件為據，那“三章”的內容也就有著許多不同的“版本”。版本之一：“一，不准參政；二，不准出頭露面；三，要好好照顧毛澤東同志的生活。”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澤東的關係作為政治資本；(二)她只能成為毛澤東的事務助手，不得干預政策及政治路線的決定；(三)她不得擔任黨內機關的重要職務。”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與賀子珍的婚約一天沒有解除，只能稱‘江青同志’，不能稱‘毛澤東夫人’；(三)除照顧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過問黨的內外一切人事和事務。”不過，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否認曾有過「約法三章」。他如此說：“還流傳什麼‘約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幾年，真有這個約法三章，約法人早就出來證明了。沒人證明嘛。”李銀橋的意見，可以作為“一家之見”。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國的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沒有說「約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後　20年或一生之間，江青只能專心家事，不准干預公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方面前些日子公佈的資料中，提及國民黨軍隊攻下延安時，曾查獲王若飛的日記本，內中記述了「約法三章」的內容。王若飛當年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他記下「約法三章」是可能的：“第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　20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台灣方面公佈的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文字較嚴謹，內容也比較準確。只是尚未見到公佈原件手跡。這一“版本”的「約法三章」，是當時的原始文字記錄。其餘種種“版本”，是憑記憶回憶或口頭傳說，所以彼此有出入。根據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第一條規定了毛、賀、江三人的關係，第二條規定了江青的任務，第三條規定了對江青所作的限制。這三條，條理清楚，用詞穩妥，是種種“版本”中最為可信的。

終於和毛澤東結婚

24歲的江青，終於和　45歲的毛澤東結婚了。結婚的時間，一般籠統地說是「　1938年秋」。朱仲麗說是　1938年　11月。倒是徐明清的回憶更具體，她記得是　1938年　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了延安。這麼一來，江青和毛澤東結婚的日子，可以考證出來，即　1938年　11月　19日。徐明清說是“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延安那一天”，應是“前一天”——因為日本飛機那天一早就來轟炸，並炸坍了毛澤東在鳳凰山下的窯洞，當天是不可能舉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結婚以後，江青名義上仍是中共中央軍委檔案秘書，實際上就在毛澤東身邊，照料他的生活。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婦。這時的她，收斂了，檢點了，跟在上海時那段羅曼諦克，判若兩人。特別是在夫人們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資歷的淺薄：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是資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過井崗山、經過長征；任弼時夫人陳琮英在上海做過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劉群先去過蘇聯、經過長征；張聞天夫人劉英在長征中是中央隊的秘書長……在這樣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賀子珍那樣革命資歷才能匹配。正因為如此，江青初入毛澤東的窯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見到誰都微微一笑，點一點頭，極少言語。這時的她，尚是“新媳婦”、“小媳婦”。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靜的。她跟毛澤東相處不錯。她給毛澤東結了新毛衣，給他做了充滿辣味的菜。閑暇時，那架老式的留聲機就在窯洞裏唱了起來。這架留聲機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進入延安時，帶來送給毛澤東的。江青動作熟練地給留聲機換上一張張　78轉的唱片。知道毛澤東喜歡京劇，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劇唱片。毛澤東聽得入神，有時用腳蹭打著磚地，打著節拍，有時嘴裏也哼哼幾句。毛澤東的窯洞，常常高朋滿座。來了毛澤東的戰友，她很少露面，要麼遞支煙，要麼倒杯茶，馬上就走開。來了外國記者，她不能不露面，不過，她也只是握握手，點個頭，遞上一盆花生米，就走開了。她顯得很靦腆，如同個大姑娘。正因為這樣，一位外國記者記述對江青印象時：“她直率而客氣，很像一位通情達理的賢妻良母。”這表明，這位曾經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員，此刻又成功地扮演著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賢妻良母”型的東方女性。不過，據陳荒煤回憶，有一回他前來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江青在裏面的窯洞裏不時插嘴……在和毛澤東結合之前，江青曾有過　4次婚姻，她卻未曾生育過一個孩子。她曾懷孕。那是在她第　2次來上海前，跟黃敬同居，使她懷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產手術。那時的她，不想要孩子。因為她四處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個累贅。跟毛澤東結婚之後，江青卻盼望著早生孩子。雖說當時在延安，女幹部們都不大願意生孩子。因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撫養，意味著不能參加工作。江青卻跟一般的女幹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澤東的起居和健康。毛澤東工作異常忙碌，她就顯得格外清閑。有個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為“毛澤東夫人”的地位也鞏固了——那「約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於懷。

1939年冬，她懷孕了。那是她和毛澤東結婚整整一年之後。　1940年　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個女兒。這時，她　26歲，毛澤東　47歲。女兒的降生，使毛澤東異常高興，為女兒取名「李訥」，李訥長得活潑可愛，使毛澤東的窯洞裏充滿了笑聲，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漸鞏固。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一位美女在媒體上掀起了對中國紅十字會誠信的質疑，這是發生在1911年的一件「小事」。

而對於中國紅十字會來說，這件「小事」卻直接關係到它的終身：誕生初期的基因變異，令這個以崇高使命相標榜的機構，在日後的歲月中，極難擺脫血液中先天而來的權爭、內訌因子。一個有著極大利益、而無嚴密制約的機構，即便它高高舉著十字架，試圖建立自己的高尚，也依然難免淪為利益角逐的工具。

圖為廣東北伐炸彈隊，中坐者是隊長徐宗漢，她也是黃興妻子、張竹君的閨蜜。

一位美女在媒體上掀起了對中國紅十字會誠信的質疑，這是發生在1911年的一件「小事」。

之所以是「小事」，是因為這一年發生的“大事”實在是太大了：辛亥革命爆發，大清王朝轟然倒塌。在改朝換代的大變局中，紅十字會的誠信問題，對於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實在是微不足道。

而對於中國紅十字會來說，這件「小事」卻直接關係到它的終身：誕生初期的基因變異，令這個以崇高使命相標榜的機構，在日後的歲月中，極難擺脫血液中先天而來的權爭、內訌因子。

殷紅的十字架，有時無非是名利的另一個戰場而已。

　美女發難

危機來自於一位美女的公開發難。

美女的名字叫做張竹君，廣東番禺人，這一年35歲。後世史學者將她形容為「身材高挑，鵝蛋臉，高鼻樑，大眼睛，喜歡穿洋裝，穿高跟鞋」，儘管這些都沒錯，也儘管不少著名人物曾為她神魂顛倒，但從今日能找到的老照片上看，張竹君實在難以稱得上「美女」的。

當然，「美女」之美，也有一些是容貌及照片難以體現的。

可以肯定的是，張竹君絕對無愧於「才女」的稱號。作為上海灘知名的西醫大夫，張竹君剛剛創立了一個機構「中國赤十字會」，組織救護團到武漢前線救死扶傷。這位拿手術刀的好手，也嫻熟地拿起了筆，在《民立報》上刊登了一封公開信《致沈仲禮書》，語氣激烈、措辭尖刻，字裏行間才華與霸氣一併迸濺而出。

她所攻擊的沈仲禮，名為沈敦和，字仲禮，浙江鄞縣人，彼時45歲。沈敦和也是上海灘的名人，早在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就組織了相關機構，對戰區的中國百姓提供救助，被普遍看做是中國紅十字運動的最早倡導者和實踐者之一。如今，他也新建了一家慈善機構「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同樣宣稱要到武漢前線提供人道救援。沒想到，剛開張就受到了張竹君劈頭蓋臉的猛烈攻擊。

張竹君的話說得很重：「公竊慈善二字，欺世盜名利久矣。今又欲將牛頭馬面之紅十字會，以混世人耳目。」信中，張竹君要求沈氏將全部賬目公諸於世，同時，還指責沈敦和「善變」，始則“以萬國紅十字會名義”，“未幾而萬國紅十字會變為大清紅十字會”，如今“又將大清紅十字會變為紳辦紅十字會”。

通篇看下來，張竹君對沈敦和的指責，核心就是利用紅十字搜刮資財。

這篇激烈的檄文，見報日期是10月26日，武昌暴動之後的16天。見報這天，張竹君已經離開上海兩天了，正率領她的「赤十字會」救護團，開往武漢。在武漢，起事的革命軍與清軍正在進行激戰，雙方死傷不少，正是最需要人道救援的時候。

「赤十字」公開抨擊“紅十字”，這國際紅十字歷史上怪異的一幕開演了。

面對張竹君的攻擊，沈敦和在兩天後進行了回應。他在《申報》上發表公開信，題為《沈仲禮駁張竹君女士書》。在信中，沈敦和首先回顧了自己與紅十字會的淵源，駁斥張竹君對他「善變」的指控。但在否定自己搜刮錢財的同時，也同時承認了並未及時向捐款者公佈捐款的使用情況。

　暗度陳倉

人們後來才知道，在張竹君高效建立並開往武漢的「中國赤十字會」救護團中，有4名並無醫護執照的“男女醫生”，而且使用了化名，因為他們的真名實在太如雷貫耳了：黃興、宋教仁、陳果夫、徐宗漢。

國民黨的革命史料中，毫不隱晦地承認：黃興等人能夠平安、迅速趕到武漢前線，尤其是黃興能夠順利接掌武漢的革命軍軍事指揮大權，必須歸功於張竹君利用「赤十字會」旗號的出色掩護。儘管根據 “國際慣例”，紅十字會在敵對雙方之間，必須嚴格保持中立（Neutrality），這樣才能獲得交戰雙方的安全承諾，在戰區獲得相對自由的通行權。如果紅十字會向交戰的任何一方提供情報搜集、人員裝備運輸等支持，則毀壞了紅十字會的中立及信用。張竹君利用「中國赤十字會」，主導和實施了作戰一方主要將領的護送，這種“超常規”的做法絕對違背了紅十字的原則，實際上等同於參與了敵對的軍事行動。當然，主流革命史觀中，革命者是可以不擇手段的，而敵人則是不可逾越規則的。

對於10月10日的武昌暴動，事後分享了主要勝利果實的革命黨，其實沒有任何心理準備。槍炮聲響徹武昌時，黃興正在香港養傷。聽到武昌暴動的消息，黃興十分興奮，決定趕到武漢去。張竹君提供的「赤十字會」通道成為最佳的選擇。

一場大「運作」開始了，時間節點拿捏得恰到好處：

10月17日，黃興等人離開香港，輾轉趕往上海。次日，張竹君就在上海的報紙上刊登《發起中國赤十字會廣告》，表示自己「願率同學數十人先赴鄂、次赴蜀」以盡醫生天職；

10月24日，黃興等人抵達上海。當天，「中國赤十字會」的救護團就從上海出發，開往武漢，同時開始公開徵召“第二團”；

在紅十字旗幟和白大褂的掩護下，黃興等人輕鬆地通過了政府設立的層層封鎖，在10月28日順利地到達了武漢……

對於相差兩天而先後成立的「中國赤十字會」和「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我們可以肯定：張竹君的「赤十字會」，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掩護黃興等革命黨骨幹開赴前線；而沈敦和的 「紅十字會」，其目的極為單純，救死扶傷而已。

弔詭的是，張竹君在對沈敦和突然發難後，便沒有了下文，除了沈敦和那份遲到兩天的辯解，這場「赤」、“紅”口水戰幾乎迅速地煙消雲散了。而張竹君如果真是為了規範慈善事業，她本來已經點中了沈敦和及其「紅十字會」的死穴：善款使用黑箱運作。如果抓住這個問題繼續深化，則完全可能令善款管理的規範化更早成為公眾關注焦點，這對樹立「赤十字會」的形象絕對是個大好機會。但是，張竹君卻突然放棄了，如同其突然發難一樣，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甚至連她的「赤十字會」也迅速解散，曇花一現。

對於這一切令人費解的現象，合理的解釋似乎只能是：張竹君的所有行為，其本質並非一場人道救援行動，或者說，並不主要是為了人道救援，而是為了護送革命黨首腦們抵達前線。紅十字的大旗、義正詞嚴的公開詰問，都只是為了將水攪渾，以便暗度陳倉。

果如此，則在這風雲年代裏已無山頭可依的沈敦和及紅十字，有幸當了一回革命的台階和道具。

　政治糾葛

辛亥年的亂局中，高舉著紅十字大旗的，不僅是張竹君的「中國赤十字會」，沈敦和的「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還有許多家同類機構。而其中將旗幟舉得最高的，就是官方的「大清帝國紅十字會」。一國之內，並列著三家頗具知名度的紅十字會，這無疑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景觀。

從紅十字運動進入中國的第一天，它一直都在艱難地扛著政治的十字架負重前行。

1904~1905年，日俄兩國以中國東北領土為戰場，爆發日俄戰爭，中國政府卻被迫宣告中立，戰區內成千上萬中國民眾面臨嚴重的人道危機。為此，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國人士數十人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了「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萬國紅會）。一周後，他們又正式改名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這就是中國紅十字會的正式發源。沈敦和就是「萬國紅會」的主要發起人和管理人。而宣告中立的清政府，自己不便在戰區出面，對這個“民間機構”也給予了大力支持。「萬國紅會」在日俄戰爭中，為救助中國百姓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戰後，「萬國紅會」本應解散，但應官方要求，為救助海參崴地區的華人華僑，繼續服務轄區。1907年7月21日，呂海寰、盛宣懷等上奏請旨試辦「中國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於1908年5月核定照準運營，取代了「萬國紅會」。1910年2月27日，官方任命盛宣懷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6月正式更名為「大清帝國紅十字會」，並啟用了新的關防（印章）。

「大清帝國紅十字會」的建立，標誌著官方對紅十字會管理的深度滲透。此後，紅十字會內部，官方與民間兩股力量開始不斷摩擦、爭鬥。

作為紅十字會內部「民間」力量的代表，沈敦和其實也算是“體制內”的官員。他出身於寧波的茶商世家，早年赴美、英攻讀政治和法律，畢業於劍橋大學。回國後在各地輾轉任職。義和團-八國聯軍動亂後，沈敦和出任山西洋務局督辦，同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相識。次年（1902年），沈敦和出任山西大學堂（今山西大學）督辦（校長），與李提摩太一道，將山西大學堂建設成為北方改革開放的思想教育基地。1904年成立萬國紅會後，李提摩太幫助沈敦和獲得了列強的支持，及日俄兩個交戰國的認可。

「大清帝國紅十字會」成立後，他作為“總董”，留在上海，負責為紅十字會籌款，而會長盛宣懷則常駐北京，負責與政府各部門的周旋——其實，紅十字會的會長職務，對於盛宣懷來說，不過是諸多兼職中一個極不起眼的職務。不久，盛宣懷就出任郵傳部尚書，主管大清國最為重要的鐵路、航運、電報、郵政等支柱產業，根本無暇顧及紅十字會的工作，沈敦和是紅十字會的實際靈魂人物。

沈敦和相當反感官方對紅十字會的控制，這種控制與反控制的拉鋸戰，始終貫穿在「大清帝國紅十字會」內部，這造成了內部官、商兩界，及北京、上海兩地之間的巨大分歧和離心。

武昌暴動發生後，「大清帝國紅十字會」處境尷尬，在交戰區，一方是政府軍、一方是反叛者，而紅十字會的業務，依法必須接受陸軍部指導，是有基本政治立場的，絕非國際紅十字會標榜的中立。加上帝國政府被一連串的打擊弄得發懵，政治、軍事上的反應還沒到位，更談不上人道救助之類的“不急之務”。這其實就是被張竹君指責的「紅十字會」反應遲鈍的真正原因，也是沈敦和最後下決心另行組建「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的根本動力。實際上，沈敦和是撇開了官方的「大清帝國紅十字會」，另起爐灶，新的紅十字會更為中立，能夠在交戰雙方獲得更為嚴肅的尊重和禮敬。顯然，這是穩重妥當之策。

「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組建後兩天（10月26日），盛宣懷因推行鐵路國有政策而觸犯了既得利益集團，並被朝野當做激發保路運動和武昌暴動的罪魁，遭到了“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其紅十字會會長的職務也同時被免，一些議員甚至要求政府處決盛宣懷（參閱雪珥著作《辛亥計劃外革命》）。自此，「大清帝國紅十字會」實際已經癱瘓，直到19天之後（11月13日），中央才任命前外務部尚書呂海寰接任紅十字會會長，沈敦和繼續當總董，而在任命狀中，中央已經不動聲色地將「大清帝國紅十字會」改為「中國紅十字會」，這是對沈敦和“獨立”行為的讓步和追認，也是為自己所留的退路，體現了危機下的與時俱進新思維。

與政府和沈敦和這邊的複雜局面相比，張竹君為革命需要組建「中國赤十字會」，就簡捷便當許多。

張竹君的社交網路，為她組建「中國赤十字會」奠定了堅實的人脈基礎。僅僅經過兩天的動員，她就獲得了足夠的資金，在南市上海醫院召開了成立典禮。上海灘名人李平書、楊千里、陳繼武等紛紛到場，發表演說，而董事會更是群星燦爛，令人側目。報紙上稱讚張竹君是“救死扶傷，志慮宏遠，宗趣正大，南丁格耳（爾）之再見”。這種風頭，是循規蹈矩的沈敦和所難以企及的。

在武漢前線，「赤十字」、“紅十字”兩家機構的救護隊，都忙得不可開交，而張竹君本人也因“心力交瘁，加以開刀時為毒氣侵入，發熱臂腫”。值得注意的是，張竹君在前線，依然動用紅十字的特權，為革命黨提供便利。11月27日，政府軍經猛烈攻擊後，奪取漢陽，封鎖長江，黃興急需逃離漢陽，撤到武昌去。在這緊急關頭，就是張竹君動用了人道救援專用的渡船，將黃興夫婦等人護送到了武昌，再次為革命而犧牲了紅十字的基本原則。

12 月14 日，張竹君率領救護團一部分隊員先期回滬，頻繁地接受媒體採訪，與新聞界的互動十分順暢、嫻熟，各報紛紛連載她有關前線戰況和傷病救助的演講。弔詭的是，她除了大談前線的情況外，再也沒有提起對於沈敦和的「中國紅十字會」的任何指責。

　問題繼續

「赤」、“紅”之爭並非辛亥年的孤立現象，戰亂之中，紅十字大旗如同護身符一般，到處飄揚、隨意飄揚：廣東紅十字會、中華紅十字會、粵東紅十字會、濟群紅十字會、大漢紅十字會、廣東河南贊育紅十字會等等，以及與時俱進換上了紅十字大旗的各種傳統慈善團體，與各地層出不窮的都督們一般，如雨後春筍到處湧現。

這具鮮紅的十字架，突然成為新時代的人氣產品，當然是因為有「利」可圖。已經多少掌握了國際慣例的各派槍杆子，都給予佩戴紅十字徽章者一定的便利甚至特權，扛著紅十字大旗，不僅能更為安全地在戰區通行，避免受到雙方士兵的騷擾和侵襲，甚至還能在交通、稅收等方面享有直接的好處。兵荒馬亂中，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吸引人的呢？

幾年後（1918年），在美國紅十字會對中國紅十字會進行的一次秘密調查中，發現紅十字的濫用遍及中國：如在成都，一有風吹草動，整條街道都會掛滿紅十字會旗幟；而在萬縣，商人們為保護自己的財產，都懸掛紅十字會旗，並出售會旗與其他紅會標識，賺取大量錢財；甚至有軍隊以紅十字會作掩護進行戰鬥突襲。

一時之間，加入紅十字會成為最為時髦及划算的投資。沈敦和的「紅十字會」對上海之外的民眾放開申請後，表格及會費蜂擁而來，紅十字會一時成為各種利益集團關注的對象，也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爭鬥的舞台，上海法租界內甚至發生了紅十字會會員住宅遭到炸彈襲擊的事件。對於紅十字會的大力發展會員，有讀者甚至投書《申報》，呼籲沈敦和 “瞻顧大局，別謀生財之道”。

至於利用紅十字會的名義搜刮錢財，更是防不勝防。紅十字會多次登報澄清，自己「並未派人在本埠外埠挨戶募捐，亦無分赴內地及圍場、車站逢人斂款情事」 ，敬告人們不要上當，同時要求會員“格遵會章，束身自愛，嚴守中立……幸勿自失信用，損害本會名譽。人會諸君所得佩章、憑照，幸勿頂替借用。”

至於交戰雙方的特工人員，甚至軍人，將紅十字作為掩護，也成為刺探軍情、發動偷襲的好辦法。

這些都令這具來自西方的紅色十字架，面臨著中國特色的艱巨考驗。

混亂的局面引起了朝野的共同關注。張竹君率先退出了這場遊戲，1912年4月27日，她在上海集會，宣佈「中國赤十字會」完成了使命，主動退出。

半年後（10月30日），在民國政府的支持下，全國紅會組織統一大會在上海匯中旅館開幕，整頓中國地面上凌亂樹立的紅色十字架。副總統黎元洪、外交、內務、海軍、陸軍四部，奉天都督趙爾巽、江蘇都督程德全，及各省分會，均派代表到會。

沈敦和在大會上說，國內紅會名目繁多、參差不齊的狀況與國際通例不符，「求合乎世界大同，此本會之所以急謀統一也……苟不謀統一，必至各自為政，辦法分歧，既無團結之精神，即無鞏固之基礎，對內對外，能力薄弱」。

在公權力的保駕護航下，紅十字會在組織形式上很快地統一起來，但是，其內部粗陋的管理、不息的內訌，卻成為難以根治的頑疾。在上世紀30年代，中國紅十字會內部，為了領導班子的改選，竟然「大打出手」，甚至出現了暴力威脅的惡性事件，官方與媒體的調查都顯示居然有黑道插手其中。

一個有著極大利益、而無嚴密制約的機構，即便它高高舉著十字架，試圖建立自己的高尚，也依然難免淪為利益角逐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