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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江青當年是如何引起毛澤東注意的


從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紹信」

1937年7月下旬,一輛黃包車從西安鐘樓前駛過,向北拐去。車上坐著一位穿藍布旗袍的小姐,一雙烏亮的大眼睛格外動人。她的腳旁,放著一隻小皮箱,看得出是從外地來到西安。黃包車在陝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園門口停下。這位小姐下車後,跟幼稚園主任見面時,顯得異常興奮。「一冰!」她摟著幼稚園主任的脖子。“李鶴,你怎麼來了?!”主任頗為驚訝。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記得半個多世紀前那難忘的一幕,向筆者講述著往事。徐一冰,後來進入延安,改名徐明。由於中共中央黨校有個同名同姓的學員徐明,於是她加了個“清”字。李鶴,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

江青原名李雲鶴,1933年夏,19歲的她從山東前來上海,改名李鶴,在徐明清領導下的晨更工學團當教員,同住在上海北新涇鎮陳更村的小閣樓里。儘管後來李鶴進入上海影劇界,成了「明星」,改名藍蘋,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鶴”、“一冰”相稱。江青向徐明清說明了來意:她要奔赴延安,請求徐明清介紹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軍辦事處。她身邊末帶任何組織介紹信,在她看來,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紹信」……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她為什麼要離開“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麼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說來話長,這要從引導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黨介紹人俞啟威說起……俞啟威是江青最初的愛侶。他,也就是後來改名黃敬的中共高幹—— 1949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時,他被任命為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兼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江青初識黃敬時,黃敬是青島大學物理系學生,尚不是中共黨員。“九·一八”事變後,黃敬成了學生運動中的活躍分子,他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罷課,搶佔火車,去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經過這番實際考察,中共青島大學地下黨支部決定批准黃敬加入中共,舉行了秘密的入黨儀式。黃敬加入中共,也就影響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漸激進。那時,江青和黃敬從熱戀而同居。經黃敬介紹,江青於1933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19歲。就在這年7月,因為叛徒出賣,黃敬被秘密逮捕。江青倉皇出逃,拎著一隻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黨的組織關係。

本來,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並不承認她這個未經明媒正娶的兒媳婦,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鶴齡家暫祝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見田漢。江青在田漢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田沅向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於是,田沅陪著江青,來到上海西郊的小鎮——北新涇鎮,把江青介紹給「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徐明清。這樣,江青就在僻遠的北新涇鎮住了下來,在徐明清領導之下工作……據徐明清回憶,“小俞”(亦即黃敬)曾幾度秘密來滬,會晤江青。後來,“小俞”雖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著聯繫。就在江青去延安前 3個月,“小俞”從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黃敬的延安之行,給了江青以影響。黃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決心。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決心化為實際行動。徐明清說,她陪著江青前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徐明清跟那裏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葉劍英的夫人。危拱之聽了徐明清的介紹,帶著江青去見鄧穎超。鄧穎超很有興味地翻閱了江青帶來的「介紹信」——一本相冊,上面貼著許多劇照。相冊的劇照,表明江青確實是來自上海的演員,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劇。鄧穎超看畢,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不過,鄧穎超說,辦理赴延手續,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約定時間,跟博古見面。過了些天,江青獨自從北大街幼稚園前往“八辦”。博古跟她做了談話,了解她的一些情況。當時延安歡迎進步文化人投奔那裏。博古同意江青的請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達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 3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祝登記旅客名字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用“江青”。對於勸江青”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據云,含義有二:其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藍”,藍蘋也。也就是說,雖然江青“出於”藍蘋,卻立志要干出一番“勝於”藍蘋的事業來。其二,“江青”出典於唐朝詩人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一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江青的黨籍問題受到了審查

影界,黨籍問題不那麼重要,而進了延安,這是至關重要的「政治生命」。就在江青成天價等待之際,徐明清由西安來到延安,使她歡欣鼓舞。但是,徐明清只能證明江青在上海、臨海、西安的經歷,只能證明她曾參加中共領導下的一些進步活動,只能證明她加入過共青團,但無法證明她是中共黨員——因為如果確實她是中共黨員的話,那何必在晨更工學團發展加入團呢?只有先入團、後入黨的,哪有入了黨再入團的?徐明清無法為江青恢復黨籍提供證明,這使江青十分沮喪。據郭潛回憶,“黃敬於10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黃敬作為江青入黨的介紹人來證明江青確實曾經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權威的證人,況且那時的黃敬已是中共高級幹部。據徐明清回憶,江青進入延安之後,曾在關於自己入黨經過的材料上,寫明介紹人是黃敬。組織部門於是通過地下交通,去函向黃敬了解,黃敬寫了證明材料,證明江青是由他介紹入黨。比較郭潛和徐明清的回憶,似乎徐明清的回憶更可信些。不過,他們的回憶都一致表明,是由黃敬證實江青的中共黨員身份的。徐明清還說,由於組織上向他調查江青入黨問題,他得知江青進入延安,曾給江青寫過一封信。不過,這時的黃敬,已和范瑾相愛。范瑾,原名范元貞,湖北漢口人,一位能幹的女記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納、跟章泯同居,鬧得滿城風雨,使黃敬的心冷了,於是另擇伴侶。至於郭潛所說的江青“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兩月——因為那時康生不在延安。經過兩個來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終於得到解決。這樣,她在1937年11月進入了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成為第12班學員。據郭潛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憶:“江青的知識水準和政治水準都很低。內人曾在黨校教過江青。關於江青,她曾經說過:江青在黨的會議上簡直不敢發言。理解淺陋,不能發言。偶爾發言,一開口就說:‘我不太明白,請諸位指教。’惹人恥笑。當時的女黨員,都看不起她。當時的女黨員很多是長征參加者,學歷高深者,黨歷或活動時期長久者,她們都看不起江青。”


「他鄉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的康生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康生的突然出現,使陷於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層找到了「靠山」。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個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一個是“顧問”,一配搭一檔,干盡壞事。由此,人們追溯江、康之間的關係史,追到延安時期是恰如其分。也有人追溯到山東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結”,那就顯得牽強、過分了:江言和康生都是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幫傭,兩家相距不遠,而且康生當過江青的母校——諸城高等小學校長。不過,江、康那時未必相識。因為康生生於1898年,比江青年長16歲。康生當諸城高等小學校長時20歲,即1918年,那時江青不過 4歲。康生1924年夏離開諸城,那時康生26歲,而江青只有10歲。即便相識,也談不上有什麼交情……當江青從山東來到上海時,康生早已在莫斯科。然而,事情卻是那麼的湊巧:當江青從上海進入延安3個月之際,康生從莫斯科飛來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黨校,接替李維漢,出任校長!一個是中央黨校的校長,一個是黨校的學員,這時“同鄉之誼”起作用了,兩人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觸。江青正在中共高層尋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初識毛澤東

據當年在延安,現任「民革上海市委顧問」的翟林椿先生回憶, 1938年 8月 13日紀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據本文作者查考,似應是 1938年 7月 7日紀念“七·七”抗戰一周年),在延安鐘樓東邊,原“撫衙門”舊址,舉行大會。上午是毛澤東作報告,下午文藝演出。翟林椿先生記得,話劇主演者是丁里。翟林椿回憶:“壓軸戲是江青主演的京劇《打漁殺家》。縱然我當年很少看過京劇而入迷姑蘇評彈,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論唱白、身段、颱風、神韻都得到觀眾的一致好評。毛主席和其他首長觀看了這場精彩紛呈的演出。演出結束,江青率先和眾多演員擁到台口,向熱烈鼓掌的首長和廣大觀眾致謝。爾後,她便款款步入後台一間點有汽燈的殘破空屋(臨時化妝室)去卸裝。”翟林椿記得他目擊的一幕:“毛澤東等首長步入臨時化妝間,慰問演員。這時,我奉命提著鐵皮水壺,為首長倒開水,所以也進入那臨時化妝間。”他見到江青上前跟毛澤東握手,然後很親切地談著……翟林椿所目擊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澤東見面,不得而知。不論是看京劇《打漁殺家》,還是看話劇《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鎖在柜子里》,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那時江青在延安相當活躍,主演過京劇、話劇;第二,毛澤東向來對戲劇很有興趣,他看過江青演出的戲劇。還有人說,是江青聽毛澤東的報告,故作認真,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據李維漢回憶,中共中央黨校確實請過毛澤東講哲學。李維漢的校長任期是 1937年 5月至 1938年 4月,而江青是在 1937年 11月入校,正是在李維漢校長任期之內。類似的傳說,說是毛澤東去“魯藝”講話,江青“特別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雖說江青後來從中央黨校調往“魯藝”,但從時間上看,似乎應是在中央黨校聽毛澤東報告。江青把自己的一張照片送給了毛澤東。這張照片在毛澤東的筆記本里,夾了很長一段時間……就在江青進入延安的時候,毛澤東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離開延安前往西安。海外有不少書籍、文章把賀子珍的出走,說成是江青插足毛澤東家庭,甚至繪聲繪色描述賀子珍如何在延安窯洞裏跟江青吵架。其實,賀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並不相干。江青這一輩子恐怕未曾跟賀子珍見過面,她跟賀子珍“在延安窯洞裏吵架”純屬子虛烏有的傳說。不過,賀子珍的走,恰恰給江青提供了乘虛而入的絕好機會!歷史竟會這樣的湊巧:不早不晚,就在賀子珍離開延安的時候,江青進入延安!


影界,明顯地表現出爭名奪利,愛出風頭,生活作風亂七八糟,等等。……後來,隨著地位的變化,她越走越遠,以至篡黨奪權,成了‘四人幫’的頭子,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成了歷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當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成立之後,江青調到那裏,擔任戲劇系指導員,該系負責人為張庚,助理員黃乃一,編劇王震之,教員鍾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 8月,江青得到重要的調令,即調她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實際上也就是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對於江青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這時,江青進入延安正好一年。


「約法三章」

毛澤東畢竟是中共最高領袖,而江青又是那麼一個在上海曾鬧得滿城風雨的影星,何況那時寸毛澤東和賀子珍並未辦理離婚手續。因此,江青和毛澤東戀愛的消息傳出,反對者大有人在。內中,最為激烈的反對者是張聞天。他認為,賀子珍是一位優秀的中共黨員,有著光榮的鬥爭歷史,又經過長征的艱苦考驗,多次負傷,應該受到尊重。但是,也有人以為,毛澤東要跟誰結婚,純屬於毛澤東個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愛情不等於「幹部鑒定」,無法勉強,支持者中最為激烈的是康生。據傳,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毛澤東的婚事,同意了毛澤東的意願,但對江青作出限制性的規定:“江青只能以一個家庭主婦和事務助手的身份,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與健康,將不在黨內機關擔任職務,或干涉政治。”這一規定,後來又被傳為「約法三章」。這「約法三章」流傳甚廣,卻因沒有原始文件為據,那“三章”的內容也就有著許多不同的“版本”。版本之一:“一,不准參政;二,不准出頭露面;三,要好好照顧毛澤東同志的生活。”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澤東的關係作為政治資本;(二)她只能成為毛澤東的事務助手,不得干預政策及政治路線的決定;(三)她不得擔任黨內機關的重要職務。”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與賀子珍的婚約一天沒有解除,只能稱‘江青同志’,不能稱‘毛澤東夫人’;(三)除照顧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過問黨的內外一切人事和事務。”不過,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否認曾有過「約法三章」。他如此說:“還流傳什麼‘約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幾年,真有這個約法三章,約法人早就出來證明了。沒人證明嘛。”李銀橋的意見,可以作為“一家之見”。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國的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沒有說「約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後 20年或一生之間,江青只能專心家事,不准干預公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方面前些日子公佈的資料中,提及國民黨軍隊攻下延安時,曾查獲王若飛的日記本,內中記述了「約法三章」的內容。王若飛當年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他記下「約法三章」是可能的:“第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 20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台灣方面公佈的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文字較嚴謹,內容也比較準確。只是尚未見到公佈原件手跡。這一“版本”的「約法三章」,是當時的原始文字記錄。其餘種種“版本”,是憑記憶回憶或口頭傳說,所以彼此有出入。根據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第一條規定了毛、賀、江三人的關係,第二條規定了江青的任務,第三條規定了對江青所作的限制。這三條,條理清楚,用詞穩妥,是種種“版本”中最為可信的。


終於和毛澤東結婚

24歲的江青,終於和 45歲的毛澤東結婚了。結婚的時間,一般籠統地說是「 1938年秋」。朱仲麗說是 1938年 11月。倒是徐明清的回憶更具體,她記得是 1938年 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了延安。這麼一來,江青和毛澤東結婚的日子,可以考證出來,即 1938年 11月 19日。徐明清說是“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延安那一天”,應是“前一天”——因為日本飛機那天一早就來轟炸,並炸坍了毛澤東在鳳凰山下的窯洞,當天是不可能舉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結婚以後,江青名義上仍是中共中央軍委檔案秘書,實際上就在毛澤東身邊,照料他的生活。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婦。這時的她,收斂了,檢點了,跟在上海時那段羅曼諦克,判若兩人。特別是在夫人們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資歷的淺薄: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是資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過井崗山、經過長征;任弼時夫人陳琮英在上海做過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劉群先去過蘇聯、經過長征;張聞天夫人劉英在長征中是中央隊的秘書長……在這樣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賀子珍那樣革命資歷才能匹配。正因為如此,江青初入毛澤東的窯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見到誰都微微一笑,點一點頭,極少言語。這時的她,尚是“新媳婦”、“小媳婦”。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靜的。她跟毛澤東相處不錯。她給毛澤東結了新毛衣,給他做了充滿辣味的菜。閑暇時,那架老式的留聲機就在窯洞裏唱了起來。這架留聲機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進入延安時,帶來送給毛澤東的。江青動作熟練地給留聲機換上一張張 78轉的唱片。知道毛澤東喜歡京劇,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劇唱片。毛澤東聽得入神,有時用腳蹭打著磚地,打著節拍,有時嘴裏也哼哼幾句。毛澤東的窯洞,常常高朋滿座。來了毛澤東的戰友,她很少露面,要麼遞支煙,要麼倒杯茶,馬上就走開。來了外國記者,她不能不露面,不過,她也只是握握手,點個頭,遞上一盆花生米,就走開了。她顯得很靦腆,如同個大姑娘。正因為這樣,一位外國記者記述對江青印象時:“她直率而客氣,很像一位通情達理的賢妻良母。”這表明,這位曾經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員,此刻又成功地扮演著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賢妻良母”型的東方女性。不過,據陳荒煤回憶,有一回他前來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江青在裏面的窯洞裏不時插嘴……在和毛澤東結合之前,江青曾有過 4次婚姻,她卻未曾生育過一個孩子。她曾懷孕。那是在她第 2次來上海前,跟黃敬同居,使她懷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產手術。那時的她,不想要孩子。因為她四處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個累贅。跟毛澤東結婚之後,江青卻盼望著早生孩子。雖說當時在延安,女幹部們都不大願意生孩子。因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撫養,意味著不能參加工作。江青卻跟一般的女幹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澤東的起居和健康。毛澤東工作異常忙碌,她就顯得格外清閑。有個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為“毛澤東夫人”的地位也鞏固了——那「約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於懷。

1939年冬,她懷孕了。那是她和毛澤東結婚整整一年之後。 1940年 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個女兒。這時,她 26歲,毛澤東 47歲。女兒的降生,使毛澤東異常高興,為女兒取名「李訥」,李訥長得活潑可愛,使毛澤東的窯洞裏充滿了笑聲,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漸鞏固。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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