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籌劃以武力解放台灣 為何未能實現？

1950年5月17日，第三野戰軍前委發出了《保證攻台作戰勝利的幾點意見》，並成立了以粟裕為總指揮的前線指揮部，以3個兵團、12個軍，共50萬人的兵力，投入對台作戰準備。

在1950年6月上旬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重申「解放台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底」的決心。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在會上也彙報了解放台灣的具體實施步驟和各項攻台作戰的準備情況。毛澤東當即決定，解放台灣的戰役由粟裕具體負責實施。美國的遠東情報處發出哀嘆：“台灣將於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擊，由於政府軍隊渙散，民心浮動，中共將於發動攻擊後數周之內順利奪佔台灣。”

但到了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到7月中旬，朝鮮戰局嚴重惡化，美軍從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遭受嚴重傷亡，形勢急轉直下。9月29日，毛澤東在給新聞總署署長鬍喬木的信中指出：「以後請注意，只說是打台灣和西藏，不說任何時間。」10月2日，“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並很快將戰火燒至鴨綠江邊。嚴峻的形勢，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把解放台灣的時間向後推延。然而此後解放台灣問題久拖不決，卻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原中聯部副部長王力曾回憶說：“毛澤東同我講過，這是我黨七大後所犯的第一個大的歷史錯誤。當時，蔣介石在台灣立足未穩，美國人也從台灣撤走了第七艦隊，本來是解放台灣的最好時機，但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有大軍，於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備大城市和掃清殘敵，所以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台灣，而是以劣勢兵力在金門打了敗仗。這樣蔣介石在台灣的棋下活了。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們贏了；在台灣，我們輸了，蔣介石贏了。這是一個大的歷史錯誤，是不能挽回的錯誤。但是我們同蔣介石還有兩個共同點，第一中國要獨立，第二中國要統一。這個統一就不能不是長期的了。”

告在日內瓦的周恩來，指出：「為擊破美蔣的軍事和政治聯合，必須向全國、全世界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我們在朝鮮停戰後沒有及時提出‘解放台灣’的任務是不妥的，現在若還不進行此項工作，我們將犯嚴重的政治錯誤。」8月22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聯合發表《解放台灣聯合宣言》指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祖國大陸掀起了“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宣傳高潮，表明了中國人民的決心。

中央軍委制定了「從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島進攻」的作戰方案。1954年8月，中央軍委批示華東軍區，向參戰部隊下達了準備同國民黨軍作戰的命令，並批准成立了以張愛萍為司令員兼政委的浙東前線指揮部。1955年初，華東部隊開始解放東南沿海島嶼的計劃。到2月25日，全部解放浙江沿海各島。爾後，遵照中央軍委指示，華東部隊揮師入閩，與福建部隊會合，準備攻打金門、台灣。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不斷擴大對台問題的干涉，1954年11月2日簽訂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參、眾兩院通過了《美國國會授權總統在台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據統計，美國第七艦隊在我東南沿海集結了5艘航空母艦、3艘巡洋艦、40艘驅逐艦組成的龐大艦隊，妄圖干涉我解放台灣。美國的干涉，加劇了解放台灣的難度。

國民黨軍隊也曾在台灣厲兵秣馬，時刻準備「反攻大陸」

50年代中期，毛澤東開始探索

1950年初，毛澤東在準備以軍事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同時，也在籌划著和平談判的一手。誰擔任去和蔣介石集團接觸的任務呢？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把目光盯在了張治中身上。張治中是國民黨大員，陸軍二級上將，曾任湖南、新疆兩省主席，擔任過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與蔣介石交往密切。同時，張治中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也很密切，曾代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党進行過多次談判。

報》，希望他「刻意經營，借收成效」。3月20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張治中，讓他來北京商談這一工作。張治中由華南赴京時，毛澤東曾親自致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指示其為張治中北上佈置沿途護衛任務，可見毛澤東對張治中此行的重視。但是由於韓戰的爆發，黨中央和毛澤東不得不暫時終止了與台灣當局的和平談判。另外，限於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毛澤東沒有也不可能將和平方式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主要方式，真正將和平方式作為重點考慮並提上議事日程，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

進入50年代中期，國內外形勢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國內各項社會改革取得偉大成績，經濟建設已成為整個國家生活中的主要任務，人民需要一個和平安寧的環境來從事經濟建設。在台灣，國民黨當局於1955年前後完成了「黨改」、“土改”工作，島內政局趨於穩定，民眾不希望看到新的戰爭發生。在國際上，朝鮮停火得以維持，印度支那問題和平解決的協議也已經達成；美國雖與台灣簽訂了所謂的《共同防禦條約》，但並不想過深地捲入與中國的對抗。另一方面，武力解放台灣，面對200多公里的台灣海峽，如果沒有強大的海、空軍支持是不行的。特別是美國還橫在海峽兩岸之間干涉中國內政，成為解放台灣最大的阻力。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適時調整政策和策略，將解放台灣作為一項戰略任務來看待。為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從祖國統一的大計著想，毛澤東逐漸考慮在不改變武力攻打台灣及附近島嶼的同時，探求其他解決辦法，並由周恩來在外交口尋找機會，爭取和平解放的可能。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由周恩來負責此項工作。1954年7月，毛澤東致函周恩來，指示加強對台工作，以完成祖國的統一。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央決定成立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周恩來直接領導對台工作。8月27日，周恩來在接見朝鮮南日外相時說：「在台灣問題上，我們總的口號是：解放台灣。但是，這要有步驟地進行，因為中國海軍還未鍛煉好，各方面的準備還需要時間。」9月25日，中共中央在《關於解放台灣宣傳方針的指示》中指出：解放台灣是“我國的既定方針”，“鬥爭是長期的，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就要有時間去把它建設起來”；“鬥爭是複雜的，因為這個鬥爭有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對內，解放台灣是我國的內政，要採取軍事鬥爭的方法；對外，“在美國尚未參加戰爭的時候，要採取外交鬥爭的方法”。“除了軍事鬥爭和外交鬥爭以外，還必須在宣傳工作、政治工作、經濟工作等方面同時加緊努力……擴大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孤立美國侵略集團，最後達到解放台灣。”

1955年4月召開的萬隆會議，對我們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宣傳，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利用參加萬隆會議的機會，闡明我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對台立場，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事實，支持我們，擴大我國的影響。另外還可以見機尋求與美國直接對話或談判，以緩和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為此，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擔此重任。行前，毛澤東與周恩來經過討論，商定可在會議期間，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闡述了我們對外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對目前台灣海峽局勢的看法，博得了與會各國代表團的廣泛同情與支持。許多國家紛紛要求美國政府響應中國政府的建議，儘早就緩和緊張局勢，從台灣撤兵等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首次向外界表達了中國在可能的條件下和平解放台灣的信息。這一立場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得到各國代表的普遍讚譽。

和平解放台灣的政策是黨中央、毛澤東制定的，正式對外宣佈和第一個公開提出並闡述，是由周恩來完成的。1955年5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上提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正式、公開地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凡是能夠團結的，願意站在我們隊伍的人，都要團結起來，不管他過去是做什麼的。比如台灣，那裏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鬥。」周恩來隨即在2月初的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首次提出“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鬥爭”的口號。

1956年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和平的解放台灣而奮鬥》。4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和為貴」、“愛國不分先後，以誠相見、來去自由”等政策主張。7月29日，經毛澤東審閱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目前對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應採取多方影響，積極並且耐心爭取的方針。工作重點應放在爭取台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種線索，採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台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台灣將來整個歸還祖國。”

1956年夏，一位神秘人物的到來，引起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濃厚興趣。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和傑出的愛國文化人士。他早年曾在贛州幫助蔣經國辦過《正氣日報》，與魯迅、周作人兄弟交往甚密，與海峽兩岸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有交往。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多次受邀回大陸採訪，毛澤東曾數次接見他，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也多次接見他。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陳毅及張治中等先與曹聚仁會談。

1956年7月中旬，周恩來先後3次接見曹聚仁。周恩來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有過兩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戰爭的勝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戰的勝利，為什麼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以周恩來談話為題寫成文章，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了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震動。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澤東推遲了與印尼總統蘇加諾會見的時間，專門接見了曹聚仁，並作了長談。毛澤東與曹聚仁談到了台灣問題，具體闡述了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針新政策，希望曹聚仁把話傳到台灣去。曹聚仁回港後積極給蔣經國寫信的事實，也印證了毛澤東和他談話的意圖。但是台灣方面對曹聚仁的來信，沒有任何積極答覆。

1956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許孝炎立即從香港飛往台北，親手將信交給蔣介石，並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詳盡報告。蔣介石展開中共中央的信件反覆看了幾遍，沉默無語，沒有作任何表示。1957年初，經過一年的考慮，蔣介石突然召許孝炎回台北，讓他推薦人選。許孝炎考慮再三，提出三個人：曾任「立法院長」的童冠賢、曾任“立法院秘書長”的陳克山和“立法委員”宋宜山。蔣介石反覆權衡後，選中了宋宜山。宋宜山的哥哥為原國民黨被俘將領宋希濂，時在大陸功德監獄服刑。派他回大陸，可以借探親的名義掩人耳目。1957年4月，宋宜山從香港入境，經廣州乘火車抵北京。周恩來親自會見了宋宜山，闡明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政策：一是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二是台灣作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三是台灣政務仍由蔣介石領導，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預；四是美軍撤離台灣，不允許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9月，劉少奇在「八大」上作政治報告時指出：“我們願意用和平談判方式，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後。”10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明確表示：“台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可以秘密來。”台灣回歸祖國以後，“一切可以照舊”，“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他表示：“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佈。”毛澤東還指出：“台灣只要與美斷絕關係，可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周恩來就蔣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體的說明。

1957年4月16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時說：「國共過去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翌日，《人民日報》首次向外公佈了共產黨準備與國民党進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內外引起很大的震動。

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就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方針政策進行闡述，其要點有：一是省親會友、來去自由。中國政府充分理解在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及早與家人團聚的心情的願望，他們可以同在大陸的親友通信，可以回到大陸省親會友，各級人民政府保證來去自由並提供各種方便和協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獎；三是國共合作、愛國一家，台灣問題是內政問題，中國共產黨準備與國民党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壞。

　毛澤東巧妙利用炮擊金門，和蔣介石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達成了一致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中央和毛澤東解放台灣的步驟上，先要解放金門、馬祖，然後再解放台灣。

1958年，黨中央和毛澤東根據戰事的發展和美蔣關係的變化，作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重要決策。

這一年，蔣介石派兵轟炸我沿海地帶，並向美國請求武力幫助，兩岸局勢頓時緊張起來。面對日益緊張的台海局勢，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7月12日，毛澤東下達了準備炮擊金門的命令。8月17日，毛澤東到北戴河親自指揮炮擊金門戰事。8月20日，毛澤東下達炮擊金門的決定：立即集中力量炮擊金門，把它封鎖起來。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8月23日至9月3日，解放軍用炮火封鎖了金門，拿下金門指日可待。正在此時，毛澤東突然下達命令：前線各部隊從9月4日起停止炮擊金門3天。這一決定令國內外大為費解。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葉飛在回憶錄中說：「毛主席決定不拿下金門，現在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留下一個對話的渠道。」

金門炮戰爆發伊始，美國態度強硬，聲稱要介入「台海危機」，但其實際行動只是為國民黨向金門運送補給的船隊“護航”。為避免捲入中國內戰，美艦護航僅到金門3海里以外，空軍並不介入。然而，解放軍猛烈的炮火使其補給船隊屢遭重創，美國“護航”行動連遭失敗。美國先是呼籲停火，然後逼迫蔣介石從金、馬撤軍。美國此舉，一是擺脫自己進退維谷的被動局面，二是斬斷蔣介石與大陸聯繫的紐帶，以便實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圖謀。但蔣介石予以堅決抵制，斷然拒絕了美國提出的“撤退金、馬”的建議，美蔣矛盾激化。此時，毛澤東清楚地意識到美國逼蔣放棄金、馬的意圖，重新考慮了立即解決金、馬問題的利弊。為反對美國分離台灣、製造「兩個中國」，將金、馬留在台灣當局手中，更符合國共兩黨「一個中國」的共同利益。於是，黨中央和毛澤東作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新決策。

中得知這一情況，對總政治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責成中央軍委起草了《對台灣和沿海蔣占島嶼軍事鬥爭的指示》，9月3日經他審閱修改後下發，其中提出：「台灣和沿海蔣占島嶼問題的全部、徹底解決，不是短時間的事，而是一種持久的鬥爭，我們必須有長期的打算。」這說明毛澤東對台灣問題長久性的充分估計。

10月3日、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台灣海峽局勢，指出：“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裏如何?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裏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打炮，什麼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麼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

”毛澤東最後說：「方針已定，還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讓蔣軍留在金、馬。」這就是著名的“絞索”政策。

10月6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指出：「台、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我們之間是有戰火的，應當停止並予以熄滅。這就需要談判。”“建議舉行和平談判，和平解決。”毛澤東宣佈“從10月6日起，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

10月13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等人的陪同下接見了曹聚仁。毛澤東說：「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台、澎、金、馬要整個回來。」毛澤東接著指出：“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只有走這一條路，不走只有被動。要告訴台灣，我們在華沙不談台灣問題，只談要美國人走。蔣不要怕我們同美國人一起整他。”毛澤東還描述了統一後的台灣狀況：“他(按：蔣介石)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裏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曹聚仁問：“台灣有人問生活方式怎樣？”毛澤東說：“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周恩來補充說：“美國企圖以金門、馬祖換台灣、澎湖，我們根本不同他談。台灣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灣的小三角(指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最好是一個當總統，一個當行政院長，一個將來當副院長。”毛澤東在這裏明確了台灣“高度自治”的許可權，即允許保留軍隊,原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權力架構。

台廣播了毛澤東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命令》，宣佈「從本日起，再停兩星期，藉以觀察敵方動態，並使金門軍民同胞得到充分補給」，同時指出“這是民族大義”，“是為了對付美國人的”。10月25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了《再告台灣同胞書》，揭露美國插手台灣的目的，提醒台灣當局當心美國人的毒計；規勸台灣當局，不可屈服美國人的壓力。毛澤東同時宣佈“逢雙日不打金門的飛機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隻……以利你們長期固守”。這樣，對金門“打單不打雙”的局面，一直延續到1979年1月1日。

毛澤東親自撰寫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3個文告，揭露了美國的侵略行徑和陰謀，劃清了中美兩國之間與國共兩黨之間的界限，在台、澎、金、馬軍民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加深了美蔣之間的矛盾。通過有條件暫停炮擊和無條件隔日炮擊的行動，抵制了美國脅迫台灣當局從金、馬撤兵，隔離台灣，製造「兩個中國」的圖謀。持續兩個多月的緊張局勢，也開始鬆弛下來。

金門炮戰中蔣介石反對把金門、馬祖與台灣島割裂開來，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很大程度上與毛澤東達到了“共鳴”，並受到了毛澤東的讚許。1959年2月初，毛澤東在一次對省市委書記的講話中談到了國共兩黨秘密接觸的情況。他說：“台灣是蔣介石當‘總統’好？還是胡適好？還是陳誠好？還是蔣介石好。但是國際活動場合，有他我們就不去，至於當‘總統’，還是他好。”“讓他(按：蔣介石)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歷史上凡是不應當否定的，都要作恰當的估計，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結果，都毀了自己。”2月27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現在我們又講跟蔣介石合作，他(按：蔣介石)說不幹，我們說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敢，我們說有一天美國要整他，總會有一天美國要承認我們的，丟掉他。蔣介石懂得這一點。我們搞第三次合作，他通過秘密的間接的方法跟我們聯繫，公開不敢，怕美國，而我們不怕。”毛澤東還說，我們同台灣，誰也離不開誰，就像《長恨歌》中所說的：“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蔣介石把枝連著美國，而美國卻連根都要挖掉。9月15日，毛澤東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說：“蔣介石不做‘總統’，這個我們也不贊成的。……是蔣介石做‘總統’好，還是別人做‘總統’比較好？在目前看，還是蔣介石比較好。”

為了實現提出的「舉行和平談判」，毛澤東在炮擊金門的同時採取了另一個行動，請與國共兩黨高層均有私交的章士釗擔負起兩岸溝通的責任。

在金門炮戰硝煙未散盡時，毛澤東囑託章士釗給蔣介石寫信，把中共「聯蔣抵美」的方針告訴他。章士釗欣然答應。國學功底極好的章士釗在信中說：“溪口花草無恙，奉化廬墓依然”；“台灣金馬，唇齒相依，遙望南天，希諸珍重。”毛澤東對這幾句尤為欣賞，並親自將“南天”改為“南雲”。

1958、1960年，章士釗兩次赴港，向台灣當局轉達信息。臨行之前，毛澤東、周恩來與他進行了談話，提出了兩岸暫不舉行正式談判，但可先做有限接觸，如互訪、通郵、通航、通商的建議。章士釗到港後，引起了海外媒體的種種猜測，稱章士釗是中共的「和談專使」，擬通過私人關係向台灣高層轉達中共和談條件。但是台灣當局對章士釗此行沒有作出任何積極反映。另外，受蔣介石派遣來大陸的宋宜山回到香港後，蔣介石並沒讓他回台灣當面彙報，而是讓他先寫一份書面報告。由於宋宜山的報告對共產黨和大陸的成就讚揚過多，蔣介石看後大為不悅，認為宋宜山被“赤化”了，而中止了國共間進一步的接觸。

　　從「和平解放」到“和平統一”

進入60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根據形勢的變化，對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原則和政策，開始由「和平解放」轉變為“和平統一”。

蔣介石1960年2月第三次當選「總統」後，中國共產黨方面捎話表示贊成。1965年7月，當李宗仁回國後，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以及政府的周到安排，在島內外、海內外引起強烈震動。7月26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親切接見了李宗仁。在談話中，李宗仁對台灣問題久拖不決感到憂慮。毛澤東說：“李德鄰先生，不要急，台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周恩來適時地將我們對李宗仁的政策及安排等情況，通過有關渠道告知蔣介石，希望他早日決定，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196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和確定了關於台灣問題和對台工作的總方針。毛澤東等中央常委一致認為：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裏，也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現在叫蔣介石過來有困難，但問題總要有個想法，逐步地製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1961年6月，毛澤東再次表示：如果台灣歸還中國，「我們容許台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台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談話以及中央的對台政策，結合自己的實踐體會，科學地概括出「一綱四目」思想。1963年1月4日，周恩來指示張治中在給陳誠的信中提出：“只要台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總裁(按：蔣介石)與兄(按：陳誠)意見妥善處理”，其意思是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這是總的方針和原則(“一綱”)，任何情況下都動搖不得。

「四目」是：一是台灣統一於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於蔣介石；二是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給(按：當時台灣每年赤字約8億美元)；三是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四是雙方不互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一綱四目」的科學概括，受到毛澤東及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認可。此後，當談到和平解放台灣的條件時，均未超出上述思想。毛澤東、周恩來多次表示，只要蔣介石當局能夠守住台灣，不使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會改變目前的對台政策和兩岸關係；甚至講到台灣問題我們這一代解決不了，可以留給下一代去做。

中共中央的對台統戰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成效。陳誠生前曾通過有關渠道告訴周恩來，要周相信他的人格，他不會違背民族大義即不會讓台灣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1965年3月陳誠病逝後，在發表的遺囑中既沒有講「反共」，也沒有講“反攻”。他向蔣介石進言：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台灣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台灣的國民黨右派想在陳誠的遺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類的內容，陳誠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修改。這說明，蔣介石當時的態度也是耐人尋味的。

陳誠遺囑發表後，周恩來曾在政協民主人士會議上說，從陳誠的遺囑看，這是我們對台通氣工作、傳話、傳信的結果，說明我們的工作有效果，有影響。

20世紀7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當局代表中國坐進了聯合國的席位，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中日關係的改善，這些重大事件使台灣的處境急轉直下，形勢對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台灣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1973年春，毛澤東把和台灣當局溝通、恢復和談的特殊任務交給了92歲高齡的章士釗。1973年5月25日，章士釗飛抵香港啟德機楊。抵港的翌日，章士釗就開始約見舊友。可惜天不假年，一個半月後，7月1日，章士釗在港病逝。章士釗病逝後，香港各界舉行了公祭，許孝炎、宋宜山、童冠賢等國民黨故舊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參加了公祭儀式，深切悼念這位為國共和談奔走的老人。許孝炎等人表示要儘快將章士釗帶來的中共和談條件轉告給台灣方面。

蔣介石得知章士釗在港去世的消息後，表面上無動於衷，但內心深處還是有觸動的。一些國民黨元老也受到感染。從美國回台灣不久的陳立夫即在香港《中華月刊》發表了一篇呼籲祖國統一的文章。他主張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以實現祖國統一。他充滿信心地說：「中國人無論在大陸或台灣以及海外各地，勢必額手稱頌，化干戈為玉帛。」

儘管蔣介石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行動沒有及時作出回應，但是他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1974年元旦，越南軍艦入侵我國西沙群島。蔣介石表示：「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當即指示台灣“外交”部門“發表中國領土不容侵犯”的聲明。中越海戰爆發後，駐守西沙的中國海軍要求增兵。鄧小平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同意增派海軍，並特彆強調：海軍經過台灣海峽“直接走”!以前為避免國共不必要的摩擦，解放軍海軍軍艦在東海和南海間的往來調動都繞道台灣東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峽。這次根據毛澤東的指示，4艘導彈護衛艦在傍晚閃亮地出現在東引島一側，向台灣軍艦發出信號，準備通過。台灣軍方立即向蔣介石請示是否讓中共軍艦通過。蔣介石聽了這個報告，揮手應允：“西沙戰事緊哪!”當晚，台灣海軍打開探照燈，我方的導彈護衛艦順利通過。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毛澤東與蔣介石達成了默契。

由於中共多次發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於對台灣前途的考慮，蔣介石經過一年多的思考，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與中共重開談判的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接受任務後，即以「總統府資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台灣訪問的信息。毛澤東對全面主持黨政軍工作的鄧小平說：兩岸要儘快實現“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灣訪問。然而，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沒有能夠看到國共重開和談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現。蔣介石於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澤東也與世長辭。歷史留下了遺憾。

由於主客觀各方面的原因，毛澤東未能在生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毛澤東逝世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很快便把台灣問題提到黨中央的議事日程。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在提到台灣問題時，首次沒有使用「解放」一詞，而代之的是更為貼切的“回歸”。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解決台灣問題的重大決策，為1978年以後黨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胡錦濤總書記在作十七大報告時說，我們鄭重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經過兩岸人民的努力，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一定會得以實現。(何立波)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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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對祖國內地很嚮往

香港武俠小說家、著名報人金庸(原名查良鏞)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和認識，也像普通人一樣有一個不斷認知的過程。在進入香港報界的初期，金庸對中共的認識是迷茫又充滿恐懼的，原因是他的父親查樞卿在祖籍浙江海寧縣袁花鎮土改鬥爭中作為地主受到鎮壓。1959年，金庸放棄寫作而主持《明報》編務。他作為剛創刊不久的明報社社長和主編，每天都必須為這張報紙的頭條寫一篇社論，這時候金庸的政治觀點便開始變得明朗起來。

金庸的政治社評具有旗幟鮮明的特點。縱觀金庸在《明報》初創時期親筆撰寫的數以百萬字計的社論，絕大部分是針對國際社會發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對英國政府的香港政策加以評論，也有一些是他對祖國內地「文革」前後各項政治運動發表的意見。從這些社評中不難看出，金庸對中共的不滿情緒多來自於當時的極左思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大都體現在內地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金庸執筆撰寫的社論。在這場運動開始後不久，金庸幾乎每天寫一篇社評。所有評論又都是針對前一天在內地發生的重大事件。例如金庸對於紅衛兵揪斗劉少奇和鄧小平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他為此在《明報》上針鋒相對地發表題為《本港“左派”擁護劉少奇》的社評。金庸還針對林彪和江青一夥在香港《明報》上不斷發表措詞嚴厲的文章，這引起了他們的反感，但是林彪和江青一夥對於香港《明報》又鞭長莫及。香港《明報》在那一時期曾被內地列為“反動報刊”。當然，金庸的政治性社評也並非至善至美，特別是他對中共一些政策的理解，由於他多年居住香港，對內地的了解難免存在片面性，所以在他主辦《明報》期間，在他筆下也有意無意地出現了一些與事實相悖的偏激之詞。

不過，這並不影響金庸對祖國內地的嚮往，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內地形勢日新月異，更加激起了金庸早日返回內地看一看的強烈願望。儘管金庸1948年離開大陸前往香港定居以來，他已經先後三次越過了羅湖橋，回到了內地的土地上。金庸第一次從香港來到北京是在解放後的1950年，當時他希望通過從前在香港文化界結識的友人喬冠華，藉以實現他從小就萌生的「外交官」之夢。不過由於他的家庭出身等諸多原因，此次北上這一願望沒能實現。金庸第二次回到內地是1953年，當時他要返回杭州和上海處理與前妻杜治芬的離婚事宜。第三次是1962年，他因事回到廣州。這三次內地之行，對於金庸來說都是來去匆匆。所以在金庸的記憶中，內地給他留下的始終是一片灰暗的色彩。尤其是在「文革」期間，金庸在香港所能獲得的信息，幾乎都與「四人幫」一夥搞的“打、砸、搶、抄、抓”有關。所以金庸在「四人幫」被粉碎以後，對祖國內地的關注和嚮往就變得更加強烈。他很想再一次返回內地，特別是前往首都北京去看一看，看看經歷過「文革」浩劫後的內地究竟發生了怎樣的巨變。不過金庸始終沒有輕易提出回內地訪問和參觀的要求，因為他擔心自己「文革」期間在香港《明報》發表的那麼多過激的言論，回來後會不會受到歡迎。

儘管有種種顧慮，金庸本人返回內地的願望一天比一天強烈。改革開放以後，他的思歸之心也與日俱增，而鄧小平的出山給金庸心裏帶來了更大的興奮。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一直很欽佩他(指鄧小平)的風骨，這樣剛強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俠小說中描寫的英雄人物。」金庸對中國共產黨所持態度發生的根本改變，在於他親眼看到1977年鄧小平再次走上了政治舞台以後國內發生的巨大變化。他對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尤其讚許。

面對鄧小平在國內實行的撥亂反正政策，金庸在振奮之餘又利用為《明報》寫社評的機會，對內地出現的大好形勢不斷加以讚美與謳歌，特別是對鄧小平和胡耀邦倡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有一段時間，金庸幾乎每天都看新華社電訊，然後親自提筆撰寫讚許的文章。金庸在《明報》上如此關注和讚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讓《明報》與此前相比煥然一新。在對鄧小平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大為佩服的同時，金庸還在社評中主張請鄧小平出任國家主席。也就在1981年的春天，金庸正式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提出想訪問內地、親往北京的請求。黨中央對於金庸的這一請求非常重視，雖然《明報》從前曾經發表過一些過激的言論，但是金庸和他的《明報》在「文革」前後對中共所持截然不同的態度，足以說明這位素有武俠風格的作家和著名報人，在思想深處正在發生著變化。團結金庸和團結《明報》顯然對於1997年的香港回歸大有益處。於是黨中央對金庸渴望返回內地、親往北京的請求很快就作出了回應。

　　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金庸見到了心儀已久的鄧小平

就在金庸即將成行的時候，他再次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向中央提出了他此次回北京希望見到鄧小平副主席的請求。當時負責聯繫的同志對金庸的這一請求雖然十分理解，但又感到實現這一請求有一定的困難。不過，當鄧小平在北京獲悉金庸希望得到他接見的想法以後，竟然十分爽快地答應了。這樣，金庸便在1981年7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見到了他心儀已久的鄧小平。

當時，北京正是一年中最為炎熱的夏季，金庸為了尊重鄧小平，特別穿上會客時才穿的筆挺西裝。而鄧小平則穿著雪白的短袖上衣，他見金庸這樣拘謹，便示意他可以隨便，於是在合影之後金庸便脫去了西裝外套。他們就像一對久違的老朋友。鄧小平告訴金庸，前些年他在江西的時候，就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他的家人也都喜歡讀金庸的作品。接著，鄧小平又暢談了國際和國內形勢。金庸在聽鄧小平介紹「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國內情況時，不禁想起「文革」中的動亂歲月，同時也想起當年他在香港《明報》多次發表社評抨擊過的極左政策，撥亂反正以後的中共政策確與從前不可同日而語了。金庸對此深受鼓舞。他當時向鄧小平表示：“現在的政策和工作，‘文革’和‘四人幫’時期固然萬萬不能相比，比之‘文革’以前，各方面也開明得多。例如投考大學，現在不論階級、出身，都可以投考，只憑考試成績錄取。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改革，希望長期堅持下去。”

鄧小平告訴金庸：「‘文革’使得全國人民思想混亂。十年動亂，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長。‘文革’之前，每年有十幾萬青年從大學畢業，中學畢業生至少幾十萬，‘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紅衛兵瞎搗亂。」在談到早已結束的「文化大革命」時，金庸說：“十年‘文革’，使國家少了幾百萬人才。”

鄧小平說：「粉碎‘四人幫’之後，這情形一時還扭轉不過來。培養人才是長期性的事，破壞10年，恢復至少要20年。娃娃們習慣了‘文革’時瞎搗亂的習氣。無政府主義猖獗，大家不守紀律，以為標新立異、我行我素就是英雄，誰也不能拿我怎麼樣，說這是民主、自由。其實不守紀律、沒有節制的民主，正是破壞民主。‘文革’之前，黨有很大的威信，大家相信黨，聽黨的話，很守紀律。那時也搞經濟調整，下放2000多萬名青年下鄉，根本沒有問題，黨發出號召，大家就都上山下鄉，只有極少數人例外。但十年‘文革’，不但沒有黨的領導，甚至沒有了黨。現在娃娃們都用心讀書，情況好了。也不是沒有問題，但要用誘導教育的方法，根據法律處理。」

金庸對鄧小平的一席談話甚為感動，他說：「國家這麼大，人口這樣多，經濟建設是很艱巨的工作。為了調動全國一切積極因素投入經濟建設，在起用人才、提拔人才之時，似乎應當重視才能、知識、品德，不是共產黨也應當有同樣的機會。」

鄧小平說：「每一方面都需要有才能的人作出貢獻。不但要起用全國人才，外國的科學技術，外國專家我們也歡迎……中共過去犯了重大錯誤，現在我們自我批評，自己糾正錯誤。自己承認錯誤，糾正錯誤，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談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工作時，鄧小平告訴了金庸中國共產黨當前迫切需要做的三件大事。一是在國際上繼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二是實現台灣回歸祖國；三是搞好經濟建設。鄧小平在展望中國人民的“小康生活”前景時說：“到本世紀末，中國人民每年平均收入1000美元，目前中國人民的平均收入每年大約250美元。十年翻一番就是500美元，再過十年又翻一番便是1000美元。我們的想法要實際一些，如果目標不能全部完成，打個8折，是800美元，那時中國的人口是12億，那麼全國的總產值是1萬億美元。若能實現這個目標，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會得到很大的提高，中國政府就有能力做很多很多事情。就可以把教育經費提高2‰～5‰，就可以大辦學校，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使大多數人成為有學識的人。不但要搞好物質文明，而且要搞好精神文明。”

在談到金庸和《明報》贊成鄧小平出任國家主席一事時，鄧小平表示：「你們《明報》要我當國家主席，資格嘛，不是沒有，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多為國家人民辦點事，一旦當上國家主席，恐怕要縮短壽命。現在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有120多個，每年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到中國訪問，國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設宴，這許多應酬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金庸對鄧小平這樣看輕權位，不由從心裏感到欽佩，他當場說：“鄧副主席本來可以當主席，但你堅持自己不做，這樣不看重個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國歷史上，以及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這令人十分敬佩。”

這次返回內地參訪，讓金庸大開了眼界。在返回香港後當記者問他：「當年中國大陸批鄧很激烈的時候，你曾寫過社論，讚揚他的硬骨頭，是不是？」金庸當即表示：“是啊，單是剛強，當然不夠。江青和張春橋在受審時十分倔強，有什麼價值？必須不顧自身的榮辱安危而堅持正確的主張，這才令人佩服。彭德懷反對‘大躍進’和‘浮誇風’，也有這種風骨。我跟中國大陸一些朋友談起來，許多人都讚歎彭大將軍是英雄好漢。當然，鄧小平不做國家主席，也是很難得的。如果你熟悉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就會知道這種事情的難能可貴。……鄧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過去任何時期都好得多，比之蘇聯、波蘭、東德、北韓等這些共產黨國家都好得多。我衷心希望，依著目前這條道路走下去，以中國人務實的方式，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社會主義，使中國人幸福而自由。”

　與中共許多元老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

金庸就是通過這次為期月余的各地參訪及與各級共產黨幹部的接觸，才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加明確的認識與了解。金庸回港後對記者談到中國共產黨時這樣說：「第一，我相信中國大陸，目前沒有別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國在幾十年內不可能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對國家、人民有利。第三，我個人贊成中國實行開明的社會主義。總的說來，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極度貧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我發現中共從上到下，不再浮誇吹牛，多講自己的缺點，很少講成績，這一點給我的印象最深刻。」

和評價內地的政治經濟形勢。特別是對中共中央準備在1997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金庸的《明報》顯得更為旗幟鮮明。1984年春天，金庸出版了《香港的前途》一書，將他親筆撰寫的《明報》社評彙編成集，出版後他又將此書寄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參閱。也是在這一年的秋天，金庸又一次從香港來到內地參觀訪問。這次，他在北京會見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胡耀邦與金庸的談話，內容也非常廣泛。金庸從北京返回香港後，把與胡耀邦總書記的談話要點憑記憶整理出來，然後在他主辦的《明報月刊》上發表出來，在東南亞地區引起很大的震動。這一時期的金庸，對中共和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認識和理解更加深入一步。尤其對中共中央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中所取得的成績，均給予極高的評價。

1981年夏天，金庸在北京和鄧小平會見併到13座城市進行考察參訪以後，對香港記者談起中國內地經濟是否繁榮一事時，還曾有所保留地說：中國內地「經濟繁榮還談不上，和外界先進地區相比，那差得遠，也比不上台灣，但是和前幾年相比，可繁榮得多了」。1984年當金庸再訪內地時，經過對幾座城市的實地考察，他認為中國內地的經濟正處於騰飛的前夜。而且他承認內地的經濟發展速度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更加讓人鼓舞的巨大變化。金庸在京與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會晤後，與中共許多革命前輩和元老的關係也變得更加緊密。當他聽說王震很喜歡他的武俠小說時，就在香港將一箱裝滿封筆之作《鹿鼎記》的小說寄往北京。王震在接到金庸的贈書後十分高興，還親筆給金庸寫了一封回信，以表示謝意。

不久，金庸在香港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直接參与香港1997年回歸祖國懷抱的準備工作，這是作為報人和作家的金庸首次參與重大的政治活動。這一時期的金庸，已經開始從繁忙的《明報》編務工作中退居二線，他一面積极參与香港基本法的草擬，一面開始了學術研究和各種社會活動，特別是對祖國內地的經濟繁榮、政治穩定，他採取了樂觀其成的態度。金庸遠離編務後，曾經先後獲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併兼任該校中文系的名譽教授。1989年《明報》創刊30周年的時候，金庸毅然辭去社長職務，而改為專任明報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金庸沒想到江澤民會以他的小說作為會見的開場白

1993年春天，北京正在召開「兩會」之際，金庸再次應邀從香港飛到北京。3月19日下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利用「兩會」的間歇時間，會見了風塵僕僕的金庸一行。江澤民見到金庸時說：“你的小說在內地有很多讀者，許多領導人也很愛看。我沒有仔細閱讀過，但翻閱過，知道你的小說中包含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地理背景、中國文化傳統、人情風俗等等。”金庸沒想到江澤民會以他的小說作為會見的開場白，急忙客氣地表示：“這次來北京，人大、政協正在開會，各位都很忙碌，前來打擾，很過意不去。”江澤民說：“查先生來，我們總是歡迎的，很有興趣和你談談，交換意見。人大、政協的會開得很好，很順利。你是1924年生的，還是江浙口音，鄉音未改，鬢毛卻也未衰。”接著江澤民指著桌上的一本《明報月刊》對金庸說：“我讀你的政論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鳴。比方說你這篇文章中談到民主的發展，各國國情不同，發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國自大憲章開始到婦女有選舉權，足足經過了七百年之久。這一點我很同意。英國人本來是尊重傳統、喜歡切合實際而循序漸進的民族。他們到現在還有上議院，所有貴族議員全部是皇室任命的，並非民選。彭定康先生怎麼到香港來忽然搞這麼一套。你這篇文章的英文翻譯我也看過了。”

金庸這才發現，江澤民原來特地請人把他的文章作了英文翻譯。江澤民告訴金庸：「我到過香港三次，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0年，第三次是1983年，那時我是電子工業部部長，出國訪問，經過香港。新鴻基的馮景禧先生招待我去參觀證券交易所，香港人叫做‘金魚缸’的。那次住在新華社的招待所，靠山面海，風景好得很。香港的經濟發展很有成績，我一直很注意。」江澤民又說：“香港人要求穩定繁榮，凡是支持香港穩定繁榮的，都會得到香港人的擁護；破壞穩定繁榮的，香港人就反對。其實香港要走向穩定繁榮，中國人何嘗不要穩定繁榮？全世界都需要穩定繁榮。中國十二億人永遠站在穩定繁榮一邊，一方面是堅持和平，另一方面是堅持原則，不容許別人亂七八糟地亂搞。”

江澤民在談到香港問題時又聯繫到西藏問題。他向金庸介紹了前往西藏自治區視察的經過，同時就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西藏問題所採取的態度表示了這樣的意見：「美國人老是根據不準確的資料，說我們欺壓西藏人，可是我們每年給西藏補貼多少個億啊，他們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提。西藏解放前，一部分窮人是奴隸，北京有一個關於西藏的展覽館，有許多實物。窮人被奴隸主斬首、斬腳、剝皮的情況都可以看到。美國前總統卡特和我會見時，曾說西藏本來有600萬藏人，現在其中大部分是漢人，說西藏地方被漢人佔了。其實西藏自治區人口300萬，其中藏人291萬，漢人只有8萬。西藏高原那樣空氣稀薄的地方，漢人長住是受不了的。在四川、青海、甘肅境內的藏人另有200多萬。我拿具體的資料給他看，卡特也笑了，他說他手頭的資料中，居然說四川成都也屬於西藏。」

必須根據事實，決不是不可以提出批評建議，但重點是鼓勵全國人民樂觀向上，精神奮發。文藝創作也不是不可以反映社會的陰暗面，不過主流應當是振奮人心，激發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我們中國有這樣偉大深遠的文化遺產，有這許許多多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一想起來就令人精神大振。我國歷史上多少偉大的人物，干下了多少偉大的事業？十二億人民絕大多數是十分可愛的。有許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抒寫和歌頌。”

在談到經濟問題時，江澤民告訴金庸：「目前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我們不准備大舉在其他地方擴展，要先有了良好的成績和經驗再說，不能一下子就搞亂了。……我們目前的重點工作之一，正是要把大中型國有企業推向市場，使企業真正成為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的主體，並承擔國有資產保值的責任。聘請能幹的管理、經營人才自然是絕對必需的。至於國有的小型企業，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

這次會見，給金庸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江澤民對他談起「中國人的脊樑」問題。江澤民說：“‘中國人是有脊樑的。’這句話是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中說的。他有民族氣節。他是浙江人。你們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詩人陸遊也是浙江人，他的詩詞我想有三個方面：‘紅酥手，黃藤酒’的《釵頭鳳》是愛情方面的；許多田園和抒情詩詞是沖淡洒脫方面的；後世人最重視的是他的愛國詩，尤其‘死去元知萬事空’那一首，幾乎沒有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不知道、不讚賞的。”

離開北京以後，金庸又先後到青島和煙台參觀訪問。在美麗的渤海灣，他意外見到了一塊由前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親筆題寫的石碑，上面鏤刻著「天盡頭」三個大字。金庸油然憶起幾年前他在北京與胡耀邦的那次傾心交談，於是特意在這塊石碑前拍下一張照片，以留作紀念。想起已經去世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金庸即興題下一首詩：“天盡頭，地盡頭，東望滄海水悠悠。追憶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對於中國內地幾年來的經濟騰飛和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金庸回港後曾經撰寫了一篇題為《北國初春有所思》的長文，發表在香港一家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金庸高興地描述了內地早春熱火朝天的經濟新形勢，這篇稿子顯然與他多年前在《明報》上撰寫的諸多色調灰暗的文字形成了強烈對照。從中不難看出，著名報人、作家金庸對中國共產黨和改革開放政策給予的肯定與讚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