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為什麼不可能被授予元帥軍銜？(圖)

二、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軍委）發出《評定各級幹部等級指示》（以下簡稱《等級指示》），明令人民解放軍全軍評定統一的軍隊級別，建立幹部等級制度，以在物質待遇方面實行薪金制度，取代供給制度，亦為其後實行軍銜制度奠定基礎。在《等級指示》確定的共分為23級的軍隊級別中，最高級別為第1級軍委主席副主席級，第2級為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級，第3級為軍委委員級，第4級為正兵團級，……在《部隊及領導幹部評級幅度》（以下簡稱《幅度》）中，有正兵團級以下各級別評定標準、幅度，但沒有正兵團級以上的軍委委員級、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級、軍委主席副主席級的評定標準；僅有一條標準涉及軍委委員級，即「個別資深的（大軍區）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得評為軍委委員級」。

與軍委發出《等級指示》同時，政務院亦於1952年3月頒發依軍隊級別而定的軍隊幹部津貼標準，其中2等1級為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2 等2級為軍委委員，在此，軍委委員級實際相當於大軍區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級，軍委委員級對應的職務是大軍區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

附軍級的1，2，3級名單

根據52年評定的等級:

一等：軍委正副主席 1級

二等：大軍區司令政委 1級

三等：軍委委員 1級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軍委主席副主席級

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是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林彪、高崗、程潛，54年加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聶榮臻、 葉劍英。

---大軍區司令政委級

六大軍區司令政委是 高崗、陳毅、饒漱石、林彪、葉劍英、羅榮桓、彭德懷、習仲勛、賀龍、鄧小平、聶榮臻、薄一波。

---軍委委員級

前面人員除薄一波外都是軍委委員，還有粟裕（總參第二副參謀長）、張雲逸、李先念、鄧子恢、羅瑞卿、徐海東和張治中、傅作義等起義將領。

在這份名單中可看出，粟裕此時的軍級只是三等一級，甚至不及高崗，饒漱石，習仲勛，薄一波。地位與49年公佈的軍委名單來說，下降了一大步，可以說粟被評為元帥的可能性小了很多！

三、1954年9月20日，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並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從而不再設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毛澤東為國防委員會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龍云為副主席（注意後來的10大元帥及可能被授元帥銜的鄧小平全部為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由於已經徹底脫離軍隊轉在中央工作故不再在軍隊掛職），于學忠，粟裕等81人為委員。

由於國防委員會是諮詢性質的機構，不是全國武裝力量的領導機關，為加強黨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領導，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決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軍委（55年授元帥人員名單均是新軍委委員），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這12人組成，毛澤東任主席。請注意，這次組會周恩來（時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劉少奇（時任人大委員長）已不在軍委，國民黨過來的也已不在列。

粟裕也沒進軍委。而這屆軍委的排名恰恰是一年後被評為帥的十人的排名(毛鄧拿掉)，一年後評銜時，中央決定軍委主席毛澤東授大元帥軍銜，軍委委員一律授元帥軍銜。毛為大元帥，其餘十一人為元帥，由此推看，有傳所謂的「預謀」是否在1954年就開始發起，有網友說毛找楚青說話暗示等等，是否在54年就發生了。起碼有一條是肯定的:中央沒有規定只評十個帥。而是軍委委員一律評帥，在這裏也許有人要問鄧小平入選了54年的軍委名單，為什麼沒有被授元帥銜？事實上1955年9月3日，總幹部部部長羅榮桓等奉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之命，給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並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正式報告稱："關於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問題，中央已決定現任軍委委員之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十一同志均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特呈請國務院轉呈全國人大常委會辦理授予軍銜的法律手續。

由於毛澤東本人的態度，大元帥軍銜後來未授；同時，毛主席建議，至地方或中央工作的同志就不要受軍銜了。鄧小平時以由西南局第一書記升為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秘書長，並在不久後被委以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等重任，故鄧的元帥銜沒有授（其實鄧的元帥服已經做好），這是題外話了。至此在被比喻為可授元帥軍銜前奏的人員名單中兩次落選，粟裕被授元帥銜的希望徹底斷送。

四、粟裕始終沒有被作為可能的元帥人選，那麼粟裕是否夠的上評元帥的資格呢？評定軍銜中規定元帥必需滿足：

1.軍隊的創始人締造者（也就是說必須是南昌起義團以上職務）/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

2.紅軍時期軍委委員/軍委高級領導人/方面軍總指揮，政委。

3.抗日戰爭時期中央軍委委員/軍委高級領導人/八路軍總司令，副總司令，參謀長/新四軍軍長，副軍長/八路軍各師師長，政委。

4.解放戰爭時期軍委委員/軍委高級領導人/五大野戰軍司令員;政委。 對於必需符合的條件粟只與第4條最後一項接近:解放戰爭五大野戰軍司令員，政委(粟曾短期的任華野代司令和代政委，可不是解放戰爭時期軍委委員)。在這裏粟派也許要說林彪，羅榮桓不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不符合第一條，所以也沒有資格入選。其實林羅入選有三大理由：第一個理由是除了第一點存在爭議外，林羅完全符合其他三個條件。第二林彪，羅榮桓雖然不是南昌起義領導人，不過卻做為主要負責人開創了山東抗日根據地及大半個東北。

第三是林羅的歷史地位，林彪從18歲開始到身亡之前在軍隊系統中除了副統帥從未擔任過副職，49年之前也是以職業軍人的形象出現在人們面前，加上的確戰功赫赫，所以他在元帥中排名第幾，也就代表了職業軍人在毛的心目中排名第幾；以此類推，作為軍隊政工系的代表，羅也註定要在元帥中佔一席之地。

五、粟裕軍事生涯的幾點軟肋也成為阻挨其有可能被評為元帥的「硬傷」，如從未上過軍校，擔任過毛的警衛連連長，沒有參加長征，14年未與毛澤東黨中央見過面，又是唯一一個未能完成戰略任務（解放台灣）的野戰軍司令員。

所以，綜上所述，我覺得：大將，這才是最合適粟裕的軍銜！

左一為粟裕，左三為劉伯承

張雄文

１９４９年９月，第三野戰軍首席代表粟裕出席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期間，第二野戰軍首席代表劉伯承由衷地向中外記者稱讚粟裕，他說：「這位是粟裕將軍。粟裕將軍百戰百勝，是解放軍最優秀的將領之一。想必諸位早有耳聞吧！」《人民日報》於9月27日發表《中國人民政協代表訪問記――常勝將軍粟裕》一文，盛讚粟裕是“常勝將軍”，並轉引了劉伯承對粟裕的贊語。

不久以後，劉伯承主持南京軍事學院，他又多次闡述這一觀點。南京軍事學院某次開會時，有人說請常勝將軍劉司令員講話。劉伯承真誠地說，我不是常勝將軍，常勝將軍是粟裕。

劉伯承對粟裕的讚譽是建立在長期的戰爭，特別是解放戰爭以來，粟裕卓越的軍事謀略與指揮藝術基礎之上的。在解放戰爭進程中，在戰略決策的各個關鍵時刻，粟裕都提出了關係全局的重要建議，並以出色的戰役指揮保證中央軍委戰略意圖的勝利實現，對於縮短戰爭進程，奪取全國勝利，對於豐富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然而，劉伯承的這段變成公開文字後的話頗耐人尋味。稍稍用心的人很容易發覺其中有「畫蛇添足」的痕迹。以劉伯承講話中“粟裕將軍百戰百勝”的前提，以及他十分清楚的粟裕對解放戰爭進程傑出的貢獻而言，加上“之一”似乎尚談不上稱讚。如果有人說“美國是當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這顯然是一種否定，言外之意美國只不過是眾多強大國家中的一個，而事實為美國是最強大的。

同理，如果有外國人說「唐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這也是一種否定。因為唐朝本來就是當時最強大的，加上“之一”二字，顯然有不以為然之意。作為二野首席代表的劉伯承稱讚三野首席代表時加上“之一”，似乎有居高臨下或者借人自誇之意，這是完全不符合劉伯承謙和性格的。另一方面，按照漢語語法，“最”與“之一”不能並存，“最優秀的將領之一”屬病句，犯了自相矛盾的邏輯錯誤。當然，這個語法錯誤應該不是劉伯承本人犯的。2005年發表的《粟裕兵法》一文明確指出：劉伯承稱讚粟裕為“解放軍最優秀的將領”。（胡兆才：《粟裕兵法》，《今古傳奇紀實版》2005年第6期。）顯然，這是一個符合歷史真實的本來說法，與劉伯承所說“我不是常勝將軍，常勝將軍是粟裕”是一脈相承的。《人民日報》轉引劉伯承的贊語時，基於某種考慮，經過了文字的修正處理。

然而，這只是一種合理的推測，究竟劉伯承的原話內容如何，在粟裕、劉伯承兩位當事人辭世後，也只有當時的採訪者金鳳知道了。機緣湊巧，在我們採訪電影《佩劍將軍》、文獻片《粟裕大將》、書籍《淮海戰役史》的作者石征先老時，見到了他與兒子石揚為拍攝《粟裕大將》10集文獻片，採訪人民日報原著名記者金鳳時的記錄，才終於消除了最後一絲疑慮。採訪記錄如下（如圖）：

金鳳是英雄飛行員趙葆同（寶桐）的妻子。

金鳳是著名的《人民日報》記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金鳳奉命採訪出席第一屆青年代表、全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期間）採訪了南京市委書記、市長、第三野戰軍首席代表粟裕。

《訪常勝將軍粟裕》1949年9月27日在人民日報發表，其中有劉伯承談評粟裕是「智深勇沉、百戰百勝，是我軍最優秀的將領。有古名將風，有古大將風，是中國的戰略家。」（發表審稿時，被修改）

採訪記錄為石老親筆字跡。

由此，長期以來令大家疑惑的問題終於水落石出。劉伯承當時確實稱粟裕是「我軍最優秀的將領」，而非“最優秀的將領之一”。雖然只有二字之差，卻真實地體現了劉伯承對粟裕解放戰爭戰略與戰役兩個方面由衷地肯定，也表現了劉帥謙恭自抑的優良品格。

恢復這段真實歷史，並非為粟裕爭奪軍事第一的虛名（事實上也無必要），只是對閹割的歷史一種嚴正的更正。我們不禁感慨：究竟還有多少欽定的所謂歷史，淹沒了事實本身的原來真相！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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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和老將軍不斷被打倒。他們當中，有的發病含冤死去；有的被殘酷地迫害致死；有的身心正在受著折磨。到了「文革」中期，特別是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在毛澤東的關心和周恩來的努力下，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1972年1月陳毅元帥逝世後，在不長的時間內，有175位將軍相繼獲得平反。

　　毛澤東表態賀龍案子錯了

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團塵埃落定。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毛澤東若有所思地說：「看來賀龍同志的案子假了。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

周恩來抓住機會向毛澤東建議：「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

毛澤東點頭同意。不久，周恩來宣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組部負責落實省委以上幹部政策；國務院由總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解放」幹部的審查報告都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決定。

說到為175位將軍平反，不能不提一下當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維新將軍。

田維新，原名田俊卿，生於山東東阿。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川東軍區大竹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11軍32師政治委員。1952年參加抗美援朝，曾任志願軍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1958年回國後，任軍副政治委員，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員，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晉陞為少將軍銜。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

1973年初的一天，周恩來把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維新將軍叫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說：「我今天找你來談幹部問題，光給你一個人說不好，你再找一個人來吧。」

田維新立即用電話通知總政幹部部部長魏伯亭馬上過來。周恩來對他們說：「找你們來，是談陳再道同志和鍾漢華同志的問題。」

陳再道上將生於湖北麻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兼河南軍區司令員、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副部長兼武漢軍區司令員。

鍾漢華中將生於江西萬安，新中國誕生後，曾任四川軍區副政治委員、西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解放軍軍事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廳廳長、武漢軍區第二政治委員。

陳再道上將和鍾漢華中將是在武漢軍區司令員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所謂「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根據周恩來的談話精神，田維新與魏伯亭回到總政以後，經過調查甄別，寫出報告，送政治局討論。在討論時爭論十分激烈，雖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卻沒有什麼事實根據。陳再道上將「解放」後，再回武漢軍區任司令員比較困難。考慮給他安排一個相當的職位，可是當時大軍區一級的正職都各有其人。田維新便去請示周恩來，結果決定：先委屈一下陳再道將軍，安排一個大軍區副司令的職位。

田維新將軍給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考慮讓陳再道到那個軍區任副司令員。司令員回答說：「他是我的老上級啊！」話雖只有一句，意思很明白，讓老上級去當副手，這工作不太好開展。可是，別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維新再次給這位司令員打電話，司令員乾脆直說了：“老田，千萬別讓他來。”找來找去，最後找到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

韓先楚上將當時是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福州軍區司令員、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難得他爽朗表態：歡迎陳再道來福州。這才算解決了一個難題。

陳再道後來還擔任了中央軍委顧問、鐵道兵司令員、中央軍委委員，1982年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鍾漢華「解放」後，先後出任廣州軍區副政委、裝甲兵政委，1979至1982年任成都軍區政委，1987年1月2日在成都病逝。

　　四上將聚集福州軍區

1955年人民解放軍授銜時，有57位將軍獲上將軍銜。到70年代初，已經有幾位中將出任大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卻彙集了4位上將。福州軍區乃一塊福地。

那是陳再道上將到福州軍區任副司令員不久，王建安上將也獲「解放」，面臨一個工作安排問題。王建安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任志願軍第9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4年春回國，1956年12月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1961年10月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王建安是在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的任上，因所謂「搞修正主義」被打倒的。現任大軍區司令員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級。遇到了這樣的難題，田維新只好又去請示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說：「你找韓先楚再談一談。」田維新便再次找韓先楚商量。韓先楚說：“我這裏已經有一位老同志了，別的軍區也可以安排嘛！”碰了一個軟釘子，田維新半開玩笑道：“韓司令，我是徵求你的意見，可這是總理讓我徵求你的意見。”韓先楚還是不鬆口。田維新深感棘手，又向周恩來彙報。周恩來略一沉吟：“還是放韓先楚那裏，開會時我與他談。”

幾天後，韓先楚奉命進京。田維新一見便招呼：「老韓，這次總理找你談了，你不能不給總理面子吧？」“見了總理，我也還是有困難啊。”韓先楚說，“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級！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韓先楚說的是實話。王建安在紅軍時代就是軍政委，而韓先楚那時候還是師長。誰知周恩來找韓先楚一談，韓先楚就心悅誠服地同意了。於是，福州軍區又多了一位上將副司令員。

李志民上將重新工作後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軍區政委。4位上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總理的關心與楊勇的大度

一次政治局開會，周恩來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維新提了一個問題：「楊勇、廖漢生是怎麼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維新面面相覷，他倆也不知底細，只好如實回答：“不知道。”

「你們去調查一下。」周恩來說。這就是周恩來的領導藝術，點到為止，從不劃框框，結論由做具體工作的同志通過調查研究去下。總政治部立即派人調查。 楊勇上將，原名楊世峻，生於湖南瀏陽文家市。1953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20兵團司令員，組織指揮了金城戰役，後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1958年回國，先後任北京軍區司令員、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

廖漢生中將，生於湖南桑植。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副書記兼青海軍區政治委員，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國防部副部長。

廖漢生的子女曾於1972年7月1日給毛澤東寫信：「我們聽到主席曾幾次提到要讓父親出來工作，我們非常高興，都盼望父親能儘早地出來為黨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見有任何動靜。我們請求讓父親回到北京，回到家裏，在外面等待組織結論，以便讓他了解形勢，熟悉情況，檢查身體，治療休養，好更早地回到為黨和人民工作的崗位上。」

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在這年7月7日編印的《來信摘要》第465號上摘登了這封來信。毛澤東看到這封信後，在《來信摘要》上寫道：

送總理閱處。

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都是未經中央討論，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閱後請交劍英、德生一閱。

廖漢生復出後，先後擔任南京軍區、瀋陽軍區第一政委，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

楊勇被打倒時，林彪一夥無限上綱，甚至把楊勇部下的參謀、科長的事，一股腦兒地算到他的賬上。總政治部重新審查楊勇將軍的結論出來後，根據周恩來批示，田維新親自跑到楊勇的住處，徵求他對審查結論的意見。楊勇很大度地說：「總政作的結論我沒意見。」

結論作出後，楊勇將軍等了半年，才於1972年5月被分配到瀋陽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不久，調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上任之後，周恩來再次批示：「田維新同志給楊勇作的結論似乎口徑嚴了一些，請你再徵求楊勇同志一次意見。」

儘管周恩來的批示口氣很和緩，田維新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帶著總政的一位處長去京西賓館拜訪楊勇。不料楊勇還是說沒有意見。田維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楊勇才說，結論中提到的一個問題，是一個科長乾的，但是自己負有領導責任，「寫在我的頭上也是可以的」。

楊勇將軍1977年起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副秘書長。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秦基偉驚喜總理要見他

又是一次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提出：「秦基偉、李成芳到哪裏去了？」

秦基偉和李成芳都是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都在劉鄧大軍和志願軍擔任過軍長，都於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文革」開始時，秦基偉是昆明軍區司令員，李成芳是政委，無辜被關押。

秦基偉是一員戰功卓著的虎將，抗美援朝時的上甘嶺戰役主要就是由他指揮的。為了打倒秦基偉，林彪一夥到處散佈說，秦基偉是賀龍的人。原來，志願軍回國之後，秦基偉先後出任雲南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司令員。而昆明軍區是建國初期的西南軍區撤銷後組建的兩大軍區之一(另一個是成都軍區)，賀帥是西南軍區的司令員。

田維新把調查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根據我們調查掌握的情況，秦基偉被關押在湖南，由廣州軍區負責，具體情況還不很清楚。」

周恩來當即指示：「把他調回來嘛！」秦基偉到北京以後，住在京東海運倉第一招待所。一天，周恩來通知田維新，他要見見秦基偉。田維新立即打電話到招待所，服務員回答說，秦基偉將軍散步去了。田維新告訴服務員：“你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讓他馬上給我回一個電話，總理要見他。”不一會兒，秦基偉的電話便過來了。他聽說周恩來總理要見他，很激動，在電話中問道：“總理要見我，我穿什麼衣服去？”田維新說：“穿軍裝。”秦基偉問：“那我還戴領章嗎？”田維新說：“當然戴。”

軍裝，尤其是領章，是軍人的標誌。但是秦基偉在「文革」中受迫害7年，被剝奪了戴領章的權利7年。此刻他剛剛恢復自由，尚未恢復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問。

周恩來與秦基偉進行了一次單獨長談。落實政策後，李成芳任第5機械工業部部長；秦基偉先後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員，後任國防部長。

　　周恩來妙對「四人幫」

按照規定，每個被「解放」的將軍最後都要經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政治局會議一般在下午7時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4位將軍的審查結論。每位將軍都有一份材料，與會的政治局委員人手一份。材料發完，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便宣佈：「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維新講材料時，發難的就是「四人幫」，尤其是江青和張春橋。

田維新回憶說：「在討論老將軍‘解放’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爭論之激烈、時間之漫長，真令人難以忍受。後來與江青爭辯得多了，也就習慣了，不怕了，無非是多幾頂帽子就是了。」

老將軍的記憶中，周恩來主持這樣的政治局會議，說話不多，只在要害處說一兩句。不過常常是他的一兩句話一出口，江青一夥就爭不起來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來雖然話不多，但他感到需要誰支持一下，便會及時點將：「劍英你說呢？」他從不在會上與江青公開爭論。如果江青誣人太甚，周恩來就會及時地出來說話。他常用很簡潔的語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述說一遍，然後反問一句：“這個事能扣這個帽子嗎？”

經周恩來這麼一反問，江青常常就啞口無言了。

由於江青一夥的發難，175位將軍的「解放」在政治局討論時，沒有幾個是很順利的。顏金生將軍是比較順利的一個，但也連闖了江青設置的三道關。

顏金生少將是湖南茶陵人，1932年參加紅軍。建國後擔任過西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政委、志願軍軍政委、武漢軍區政治部主任。「文革」開始前不久，他轉業調任文化部副部長。田維新在政治局會議上介紹說：“顏金生是軍隊轉業幹部，到文化部工作時間不長，沒有什麼錯誤。”其實，當時文化部系統控制在江青一夥手裏，把顏金生從文化部系統調出來，由軍隊去安排，這就跳出了江青一夥的魔爪。這是周恩來「解放」將軍的一著巧棋。

江青一聽又發難了：「顏金生有錯誤，他推行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

田維新說：「顏金生是工農幹部，識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麼文藝路線。」

朱德元帥一聽江青又要無理取鬧，一板一眼地說：「顏金生他就不識幾個大字。」

總司令一言九鼎，江青頓時啞了。田維新又介紹說：「準備把顏金生同志派到陝西……」

話音未落，江青又反對了：「你是讓顏金生到陝西給二方面軍壘山頭。他不應分配西北，應該分配到東南。」江青自己拉幫結夥，卻以“山頭”猜忌別人。

李德生說：「現在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二方面軍的同志在陝西已經不多了。」

經過一番解釋，顏金生去西北才獲通過。田維新繼續說，考慮讓顏金生到陝西當政委。江青再次反對：「他犯那麼大的錯誤，當正職不合適。」田維新說明：“陝西省軍區原來有一個政委，派顏金生同志去陝西，是考慮讓他去管軍工企業。現在備戰，陝西軍工企業很多。”

葉劍英元帥也出來說話：「現在備戰，炮彈子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後周恩來表態：「我看顏金生同志調出文化部，到陝西當政委管軍工是合適的。」

周恩來一錘定音，顏金生總算過了關。經過一年多緊張艱難的工作，全軍175位被打倒的高級將領終於陸續「解放」，重新走上了領導崗位。

（摘自：《紅牆大事》 張樹德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