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儘管劉少奇都作了明確的說明和誠懇的檢討，應該說就他的問題應當就此打住，但是，並沒有對劉少奇的這些問題作出一個明確的結論，而是著重批判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問題，因此，這些問題實際上就留下了一個「尾巴」。
時隔12年，「文化大革命」再次翻歷史舊賬，把這些作為了劉少奇的“罪行”或“罪證”進行批判，而且比高崗、饒漱石對劉少奇的誣衊、中傷、攻擊，有過之而無不及。
本文摘自《劉少奇的20年》
毛澤東表態：「北京有兩個司令部」；毛澤東叮囑劉少奇：“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
毛澤東對高崗、饒漱石的活動不是沒有察覺的。當他意識到這會危及黨的團結時，毛澤東採取了措施。他多次要高崗同劉少奇談話，將問題講清楚，而高崗不予理睬，反而變本加厲。
對此，毛澤東看得清清楚楚。儘管毛澤東在某些問題上對劉少奇批評過，但他對劉少奇的信任卻沒有動搖過。他聽到高崗所說的劉少奇搞宗派、劃「圈圈」後，曾經對人說：少奇同志是大公無私的，是正派的，他絕不是那種搞宗派的人。就在饒漱石借口政治局委員名單問題攻擊安子文時，毛澤東說：問題不在提名單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佈名單的人。
而散佈名單的人無非就是高崗、饒漱石。
對高崗、饒漱石的聯合行動，蛛絲馬跡都沒有逃過毛澤東銳利的眼睛。毛澤東對他們的行為看得很清楚，說他們雖沒有訂立文字協定，但在思想、目標和行動上是一致的，不是兩個互不相干的獨立王國和單幹戶。饒漱石自己後來也承認：「我不否認我們兩個在行動上、目標上都是反對少奇同志。」
可以說，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是毛澤東開始採取措施的轉折點。在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針對饒漱石的問題，建議將會期延續，解決中組部內部的團結問題，並且批評了饒漱石。他還提議黨內幹部要重溫《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的六條結束語，加強黨的基本理論的學習。
10月22日，毛澤東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信說：
請將聯共黨史六條結束語印成單張，於今晚或明天發給到組織會議的各同志，請他們利用停會的兩三天時間，加以閱讀、研究，可能時還加以討論，使他們在劉少奇同志及別的同志在大會上講到這個問題時，已經有所了解。此事(印髮結束語)在今日下午領導小組開會時，請告訴劉、饒及胡喬木同志一聲。同時可多印一點(可印一二千份)，發給北京的幹部，並由總黨委通知各部門、各黨組要他們閱讀和討論。
第二天，毛澤東又在劉少奇、饒漱石等人在會議上的講話稿作了批語和修改。其中，多是強調集中力量認真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問題，因為在毛澤東看來，這才是核心問題，現在不是搞黨內鬥爭的時候，而是需要全黨團結一致的時候。
毛澤東在劉少奇的發言稿上加寫了一段話：
現在是全黨團結起來認真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候，我們要將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改變為一個工業國，我們要對現存的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我們要在大約15年左右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我們的組織工作就要好好地為這個總路線而服務，我相信同志們是高興並是能夠擔負這個任務的。
毛澤東加寫的「現在是全黨團結起來認真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候」，“我相信同志們是高興並能夠擔負這個任務”的話，實際上是通過劉少奇向與會者傳達一個信息：注意當前的任務，不要離開這個任務，包括組織工作。
他在這裏加的一段話，是以劉少奇的口吻寫的，顯然是以一個中央領導人的口吻寫的。就是說，劉少奇的中央領導人的地位是不會有所動搖的。
同樣的，毛澤東在饒漱石的講話稿上也加了一段話：
目前在全黨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即變農業國為社會主義工業國、改造各種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這樣一個歷史的時機，我們做組織工作的人，必須全神貫注為保證這個黨的總路線而奮鬥。我相信，全黨組織部門工作的同志是能夠擔負這個偉大光榮的任務的。
毛澤東加寫這段話同在劉少奇講話稿上加寫的那段話非常類似。這說明，毛澤東不希望會議離開原來的議題：討論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更不希望會議出現鬥爭。
但是，饒漱石只是一味地攻擊安子文，以至於暴露了自己的目的。饒漱石的問題被揭露後，高崗兩次找毛澤東，要求保護饒漱石。高崗問題暴露後，饒漱石也為高崗「申冤」。
對此，毛澤東曾經風趣地說：「高崗說饒漱石現在不得了了，要我來解圍。我說，你為什麼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為什麼要你代表，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打電報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腳嘛。」
顯然，毛澤東看穿了高崗這種自作聰明式的「保護」饒漱石的背後，實際上蘊藏著二人的“攻守同盟”。
1953年12月24日，中南海，同往日一樣的平靜，只不過，這一段時間出奇的平靜。冬日的陽光也是懶洋洋的，只有北京那種刺骨的寒風颼颼地四處亂鑽。
這一天，這裏舉行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到會者有20餘人，由毛澤東主持召開。
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在他外出休假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而劉少奇採取了謙讓的態度，周恩來、朱德等人支持毛澤東的提議，但高崗卻跳了出來反對，主張搞輪流。這一下子，高崗的險惡居心就暴露了。
毛澤東言辭犀利地警告高崗、饒漱石：「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曾經以其特有的語言風格挖苦高崗說：北京城裏有兩個司令部，頤年堂門可羅雀，東交民巷8號(高崗住所)車水馬龍。
這一來，高崗、饒漱石的問題被毛澤東一句話，揭了蓋子，露出了真實面貌。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議要起草一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後，劉少奇主持起草了這個決議。這實際上就是七屆四中全會即將召開的發端。
杭州，西湖畔，冬日的陽光暖暖地照著一處樹叢掩映的房舍。毛澤東在這裏一邊主持起草憲法，一邊還要密切關注並指導著北京的那場仍未結束、正在進行的黨內鬥爭。
毛澤東，詳細地彙報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情況：「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草案，業已寫好，特派人送上，請審閱修改並批示，這個草案曾經書記處會議討論修改」，“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決議，鄧子恢同志正寫社論，待社論寫好後即可發表。總路線宣傳要點，日內即可發出。”“中央各項其他工作，各同志都在謹慎地照常進行，望勿繫念！”
發給我一看”。
毛澤東的另一封信是寫給劉少奇個人的。他在信中說：
如各同志同意開全會，於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後，似宜接著宣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兩稿各有一小時左右即夠。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如可能，請一併電告我一閱。
幾天之內，毛澤東審閱了決議草案並作了修改。其中有兩處加寫的內容表明了毛澤東在黨的團結問題上的看法。一處是：「黨的中央委員會還緊緊地依靠著一批忠實的有能力的高級幹部」，另一處是：黨的團結的利益高於一切，因此應當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指導自己“言論”和行動的標準，即有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說，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不說，有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做，不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不做。”
報中說：
現將我準備在全會的檢討發上，請予審閱和修改。這個檢討已經周、陳、彭、鄧諸同志審閱修改過。其中有幾個地方不是檢討，而是辯護，因為有人對這些地方進行過激烈的攻擊，稍加辯護，似有必要。但這樣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擊，如果有人要攻擊，就要讓人攻擊一下，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好，如何？請主席指示。
對劉少奇的檢討稿，毛澤東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毛澤東的嚴厲警告和他對劉少奇的鮮明的保護態度，以及七屆四中全會的即將召開，使高崗、饒漱石惶惶不可終日。終於，他們決定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想以「自首」的方式企圖矇混過關。可是，承認錯誤的時機稍縱即逝，他們錯過了改過自新的機會。
高崗給在杭州的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犯了錯誤，擬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並提出在會議前到杭州同毛澤東面談。
劉少奇談到了此事，並再次強調了七屆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他在信中說：
我認為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志不宜來此，他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儘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這後一點我在1月7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志的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此和到會同志事先商談，並和高崗同志商談他所要商談的問題。
1954年1月15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簽發了《關於召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通知》：「根據中央政治局1954年1月12日的決議，定於1954年1月30日召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此次會議的議程為：一、審查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關於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問題；三、關於增強黨的團結問題。」
1月25日、2月5日，劉少奇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找高崗談話，對他進行教育和挽救，併當面批評了他，同時也希望他迷途知返，悔過自新。但高崗執迷不悟。
2月3日，劉少奇又同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一起找饒漱石談話。
二人沒有改過自新的願望，仍然百般抵賴，想僥倖矇混過關。
可是，接著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卻令他們實實在在的「吃不了兜著走」。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既是一次為一屆人大作準備的會議，也是一次解決建國以來第一次嚴重的黨內鬥爭的會議。毛澤東在杭州主持起草憲法，不在北京，會議就由劉少奇主持。
會議開幕當天，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委託，在全體會議上作了報告。報告概述了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工作；提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以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及其他有關問題；提交全會討論《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
劉少奇在報告中針對高崗、饒漱石的錯誤，對決議草案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說明。
高崗、饒漱石執迷不悟，終於自食其果。
2月10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向會議作了自我批評，「多年來，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我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和儘力去完成中央託付給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過去一個時期的工作中表現了一些缺點並犯了一些錯誤，我想利用中央全會這個機會，來加以檢討，並對某些問題略加說明。」他在自我批評中，除對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已經談過的關於生產合作互助組、“半工人階級”的提法、如何對待富農黨員等問題又作了一次檢討和情況說明外，還對建國初期負責全國總工會的工作、解放戰爭後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審干期間發生的一些問題、1946年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天津視察時的一些講話也作了檢討和說明。
劉少奇的態度是非常端正的，也是非常誠懇的，也受到其他中央領導人的由衷的佩服和擁護。
高崗、饒漱石的所作所為，儘管百般抵賴，但面對強大的壓力，卻仍然不思悔改。
因此，七屆四中全會對他們破壞黨的團結的行為作了嚴肅的批評。
這，恐怕是高崗、饒漱石當初所想不到的……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最後通過了劉少奇主持起草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根據這一決議，四中全會期間，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44人先後發言，就高崗、饒漱石的破壞黨的團結的行為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迫於壓力，高崗和饒漱石也在會議上作了檢討。
全會結束後，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在2月中旬分別召開了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7人、重要工作人員40人參加的關於高崗和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對證高崗和饒漱石搞陰謀活動的事實。
2月25日，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作了總結髮言。此前，他寫了一份提綱，報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在這份發言提綱上加寫道：
高崗的這種黑暗面的發展，使他一步一步地變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一種反映。
之後，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及書記處各成員，請他們對這些修改「考慮酌定」。
在事實面前，高崗、饒漱石不得不在口頭上承認錯誤，但仍避重就輕，百般抵賴。
其間，高崗在住處自殺未成，8月17日又在東交民巷8號的住所吞服了大量安眠藥自殺。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21日，毛澤東在會議開幕詞中說：「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現象，它是我國現階段激烈階級鬥爭的一種尖銳的表現。這個反黨聯盟的罪惡目的，是要分裂我們的黨，用陰謀方法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而為反革命的復辟開闢道路。」
毛澤東寫了一份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結論提綱。就高崗、饒漱石有無反黨聯盟的問題，他認為是有一個聯盟的：「從財經會議高饒同時發動反對所謂劉少奇宗派的活動看來，從組織會議饒漱石與張秀山配合反黨看來，從饒漱石的話‘今後中央組織部要以郭峰為核心’看來，從高、饒都利用安子文同志的那個名單看來，從高崗兩次向我表示保護饒漱石，饒漱石則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一事看來」，毛澤東認為“他們是有一個聯盟，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
在提綱中，毛澤東寫了關於「左」與右的問題，提出“戒‘左’，戒右”，“超過時代，冒進，亂斗，這是‘左’，不好；落在時代的後面，缺乏鬥爭性，也不好”。
在作結論講話時，毛澤東就此問題闡發說：
有這麼兩種意見。什麼叫「左」？超過時代，超過當前的情況，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鬥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論的問題上亂斗，這是「左」，這個不好。落在時代的後面，落在當前情況的後面，缺乏鬥爭性，這是右，這個也不好。我們黨內不但有喜歡「左」的，也有不少喜歡右的，或者中間偏右，都是不好的。我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也反對右。
當然，毛澤東在這裏講這一番話是針對高、饒事件來說的，但他這些睿智的思想，為什麼卻在後來沒有堅持下去呢？的確令人回味。
建國以來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最後一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將二人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會議還成立了一個新的中央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代替過去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藉以在新的激烈的階級鬥爭時期加強黨的紀律，加強對各種違法亂紀現象的鬥爭，特別是防止像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這一類嚴重危害黨的利益的事件重複發生。”
至此，高饒事件作為建國後第一次黨內鬥爭，作為整個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轉型時期的「插曲」，以高崗和饒漱石的陰謀活動的敗露和失敗而告結束。
但是，事情遠未結束。劉少奇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被高崗、饒漱石抓了「小辮子」，有些的確是失誤，有些卻是正在或者即將需要探索的問題而未形成定論。對這些問題，沒有進一步地深入討論，而是被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的“硝煙”掩蓋了，當真正進入建設時期，這些問題又都出來了。
而且，這些問題，儘管劉少奇都作了明確的說明和誠懇的檢討，應該說就他的問題應當就此打住，但是，並沒有對劉少奇的這些問題作出一個明確的結論，而是著重批判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問題，因此，這些問題實際上就留下了一個「尾巴」。
時隔12年，「文化大革命」再次翻歷史舊賬，把這些作為了劉少奇的“罪行”或“罪證”進行批判，而且比高崗、饒漱石對劉少奇的誣衊、中傷、攻擊，有過之而無不及。
1954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來自全國各地的1000餘名人民代表，代表全國人民投出了莊嚴而神聖的一票，選舉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領導人。這可是中國歷史上真正開始的人民當家作主的亘古未有的盛事！
隨著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被清除出黨，緊接著展開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使劉少奇不僅僅在黨內的地位得到了鞏固，也使他在全國人民當中的地位得到了新的提高。從原來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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