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提到在七警案中，法官便用了多達十七天處理”Voir Dire”（中文稱為「案中案」），Voir dire通常在不公開的內庭進行，是法官決定證據能否呈堂的法律步驟，這步驟是要避免一些不合法的證據或不自願的招供，成為呈堂證供影響陪審團或法官作出裁判，在香港司法程序的存在是為了確保審訊的公平性。
(資料圖片)
何謂公平？是要偏重被告的權利？還是要確保司法公正和兼顧公眾利益？證據法從來都是在這兩大權益中找一個平衡。
一般的普通法國家如澳大利亞，英格蘭，新西蘭、新加坡都有案中案的程序，這些國家都會以案中案去裁決被告招供的自願性，以決定證據能否呈堂。但這不是必然的，加拿大處理招供證據就只以可靠性的原則，蘇格蘭的法庭雖還接納案中案程序，卻在1980年引入司法研訊程序後，案中案的個案數目已經少之又少。
究竟案中案程序應否保留？早於1998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曾作諮詢。有人認為案中案的程序浪費寶貴的法庭時間和訟費，有人更認為陪審團有能力將不可予接納的招供置諸腦後。在考慮應否保留案中案或改革的方向時，被告的權利與司法公正和公眾利益如何平衡，往往成為討論焦點。
法改會曾建議三個方案去改革方案中案程序：
1) 給予法庭酌情權於陪審團在場的情況下處理呈堂性的問題；
2) 給予法庭酌情權於陪審團在場的情況下處理呈堂性的問題，同時將用於裁定自願性的舉證標準，降低至用於民事法律程序的舉證標準 (on the balance of probablities);
3) 完全摒棄案中案，把所有證據呈陪審團前。
你會屬意哪一個方案？其實，當時三個方案都遭到大部分持分者的反對。反對方案的主要理據，是酌情權會損害聆訊的統一性和嚴重削弱被告保持緘默的權利。不少人提出即使最後招供被定性為不自願， 陪審團無法避免對比被告留下負面的印象，對日後裁決可能有直接的影響。而有人認為方案二提出的兩個舉證標準會令陪審團容易混淆，至於方案三更加會令陪審團成為法律裁斷者，有別於他們過往的職責－「事實真相的裁斷者」。
無可置疑，保護被告人的權益從來比諸法庭處理案件的效率，都是更為重要。隨著社會科技發展，法律有時也會隨着文明的進步而改變，若然你今天獲委任為陪審員，你會有能力及希望審閱所有證據嗎？
Nick Chan 陳曉峰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