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起義失敗，清廷殘酷捕殺革命黨人，右起為羅聯、饒輔廷、羅遇坤、陳亞才、宋玉林、韋雲卿、徐滿凌、梁緯和、徐亞培等烈士就義的情形（資料圖）
眾所周知，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深受蘇聯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雙重的，既有正面的積極作用，也有負面的消極影響。於此，毛澤東曾有過這樣的論述：「第三國際前後兩段還好，中間有一大段不好：列寧在世的時候好，後來季米特洛夫負責的時候也較好。」（《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周恩來進一步分析：“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共產國際的缺點和錯誤，特別是中期的缺點和錯誤，概括地說是：一般號召不與各國實踐相結合，具體佈置代替了原則的指導，變成了干涉各國黨的內部事務，使各國黨不能獨立自主，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創造性。”（《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本文以俄羅斯解密檔案及當事人的回憶為根據，剖析1927年中共領導的廣州起義中的蘇聯因素及其影響，證明周恩來以上論述是正確和深刻的。
【是否發動起義，存在嚴重分歧】
布留赫爾：「您關於汕頭等等的意見，我們認為都是正確的。」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了上述密商的李維漢後來在其《回憶與研究》一書中也指出：“至於南昌起義軍要南征去佔領潮汕，以便接受蘇聯的援助，更是共產國際的具體指示。”
中，斯大林明確指出：「廣東的暴動應在成立真正革命的國民黨政府、切實實行土地革命並同共產黨結成緊密聯盟的口號下進行。」
為了論證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的前景，1927年9月14日，蘇聯紅軍參謀部第四局還專門邀請此前不久從中國返回蘇聯、曾在中國軍隊擔任過軍事顧問的一批高級軍官開會。儘管與會者看法不一，既有樂觀的，也有悲觀的，但蘇聯領導人顯然受到了其中持樂觀態度的將軍們的影響。因為9月1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就作出了決定：「在三周內準備好向中國派遣兩名高級軍事人員和10名中級軍事人員」，“將呆在庫倫的41名中國人分成幾個小組派往廣東，聽候H部隊（即南昌起義部隊——筆者注）革命委員會的調遣”。
可是，兩萬多人的南昌起義軍，經過兩個月的南下苦戰，到達廣東潮汕地區卻慘遭失敗，損失十之八九。在這種情況下，1927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不得不指示南方局和廣東省委：「中央認為葉、賀既已潰敗，在最短時間暴動奪取廣東全省政權的計劃，暫時已經不可能，因葉、賀之潰敗而停止各地之暴動」，“廣州暴動的計劃應即停止”。〔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廣州起義資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此時，曾參加過德國工人起義的德國共產黨員、共產國際代表諾伊曼受莫斯科的派遣抵達香港，他的到來使已經停止的廣州暴動準備工作又繼續進行下去。10月15日，諾伊曼參加了中共南方局和廣東省委的聯席會議。他在會議上指定張太雷、周恩來、惲代英等6人為南方局委員，指定周恩來、張太雷等6人為南方局下設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在他的影響下，會議通過了《通告第十四號》：「既然我們廣東的暴動完全是獨立的行動，當然決不能因葉、賀軍隊之失敗而取消之」，“賀、葉軍隊的失敗，並沒有增加敵人的穩定，反而更引起劇烈的內部衝突”，“工農運動的高潮非特不因東江軍事失敗而低落，實際上更形高漲”。〔《廣州起義資料》（上）〕
彙報說：「城市的權力牢牢掌握在張發奎手裏，他採取了明顯的反動的方針，逮捕工人，驅散罷工者。工人強烈不滿，情緒激昂。軍事形勢依舊。市內除警察外只有三個團，其中在特別獨立團里，共產黨支部很強大，領導著大多數士兵和黨員，在第二團里我們的影響也很大。海豐地區的農民暴動正在迅速發展……我們正在組織大罷工，開始成立在革命工會領導下的赤衛隊。已把葉挺召來了……實際上我們還沒有確定起義日期，因為鑒於上述決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懇請你們立即向廣州發出指示。」
當時的蘇聯駐廣州領事波赫瓦林斯基則堅決反對立即起義。同一天，他也給莫斯科發送了密電：「立即舉行暴動的方針是錯誤的，因為黨沒有力量在廣州奪取和建立政權，舉行暴動除了無謂的殘殺外只會導致消除現時的改革派，他們儘管有其反動性，但在國民黨內是個特殊的派別……拒絕同張發奎會見，我認為是錯誤的。」他請求莫斯科立即給諾伊曼發出相應指示。
【蘇方明確同意廣州暴動計劃並提供經費支持】
：「堅決請求立即給我們指示，我認為暴動時機已完全成熟，拖延會給力量對比帶來不利變化，因為鐵軍將回來，我們的部隊將調走，汪精衛的正式政府將成立以取代現時的空缺狀態。工人的勝利對整個中國會有無可估量的意義。這裏的領事館實行的是同張發奎進行談判和不舉行起義的腐朽的驚慌失措的方針。」同日，諾伊曼再次給莫斯科發來密電：“如果我們收不到對今天這份電報的答覆，我們就於星期一清晨發動。”莫斯科很快舉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批准廣州起義計劃。12月10日，斯大林致電諾伊曼：“關於廣州事件的電報收到。鑒於群眾中存在一定的情緒和當地比較有利的形勢，不反對你們的意見，建議行動要有信心要堅決。”
以這封密電同1927年7月25日莫斯科發給中共的有關舉行南昌起義的答覆密電相比，這封密電內容清晰、態度明確，而7月25日那封密電則含義模稜兩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電文看上去意見“非常全面”，實際上是反對舉行南昌起義的。
那麼，為何斯大林對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的態度如此迥異呢？
首先，從1923年1月26日簽署《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至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莫斯科一直視國民黨為「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而中共在莫斯科看來，暫時還是一個比較弱小的黨。蔣、汪等人相繼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無疑是狠狠地抽了莫斯科一記耳光。此時莫斯科的心思是極其複雜的，既憤怒於蔣、汪等人的背信棄義，又不甘心自己多年的努力和付出付之東流，同時對國民黨還沒有完全死心，正是這種心思使得莫斯科對南昌起義採取了表面上贊同、實質上反對的態度。
其次，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以及隨後南昌起義的失利，使得斯大林頗受黨內反對派托洛茨基等人的指責。比如，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7日《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大綱》中指責：「中國革命4月的失敗，不僅是機會主義路線的破產，同時也是官僚主義指導方法的失敗」，“蔣介石在上海叛變以後，4月23日共產黨中央和武漢‘左派’共同發表了一篇宣言，在宣言中說：我們後悔，事前沒有準備，現在我們只好說一聲真實的慚愧吧！（4月28日《真理報》）這幾個懺悔哭泣的字中除了作者的原意外，已經把斯大林對於中國革命步驟的估計無情地駁復了。”在這種情形下，斯大林亟需以實際行動和實際效果來反駁反對派對他的指責，因此，他對廣州起義寄予了厚望。
聲稱廣州暴動恰逢其時外，其他渠道彙集到莫斯科的情報也對莫斯科的決策產生了影響，如赤色工會國際駐上海代表米特凱維奇發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密信指出：「在像廣州這樣的地方，蘇維埃可能也應該作為暴動機關在奪取政權的鬥爭過程中建立起來。對廣州的指望暫時兌現了：工會合法化了，即將召開廣泛的工人代表會議，黃色工會被驅逐了，有五個縣被農民隊伍佔領，那裏進行著一場真正的革命」等。
中，莫斯科就指出：「我們不憐惜錢，我們已經給您寄去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糟就糟在沒有寄送的渠道。請告訴我們渠道，一切就會就緒。我們將盡一切可能去辦。」與此同時，斯大林指示加拉罕“立即跟加馬爾尼克商談，並從海參崴派遣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員帶去30萬美元”。
當事人的回憶也證實了莫斯科對廣州暴動曾給予了經費支持。俄羅斯歷史學博士、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烏索夫•維克托•尼古拉耶維奇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財政援助》一文中，披露了諾伊曼的太太瑪加雷特•布貝爾—諾伊曼關於廣州起義的一段回憶：「他們（指諾伊曼和羅明納茲——筆者注）乘坐一艘大型遠洋輪船，繼續向香港航行……當然，他們是用假名字旅行的，並且舉止盡量不引人注意。他們最操心的是箱子裏的貴重物品。他們兩人輪流在艙里值班守護。可是，當輪船行駛到下一個港口，要停靠幾個小時，所有乘客都上岸觀光城市去了，這下子兩個人犯了難。怎麼辦？是留在船上招別人猜疑嗎？還是把貴重行李留在船上無人照看……最終，他們在確信無人注意之後就上了岸。當他們回到碼頭的時候，聽到了一個糟糕的消息，乘客們被告知不能再上船，因為很快就刮颱風。輪船因為要遵守航行時刻表，已經開走了……就在絕望的時候，諾伊曼和羅明納茲找到了一條破舊小船的衣衫破爛的船主，那條小船勉強能在海上行駛。小船主人同意把他倆送到船上，條件是得付他一大筆錢，他確實用他那隻可憐的小舢板將他倆送到了已經準備起航的輪船上。手提箱沒人動過。可是，他們不希望出現的情況恰恰出現了：他們招人注意了。不過這沒有妨礙他們順利抵達香港，再乘火車抵達廣州。」該文繼續寫道：“在廣州的一家旅館的房間裏，他們見到了中共廣州分部的負責同志們，他們應當將經費轉交給這些負責同志。中國人數了兩次美元，情緒有些激動，低聲嘀咕著什麼，不知何故又進入隔壁房間交談了一會兒，然後告訴共產國際的兩位密使：錢數比等待和告知的數額差了3000美元，兩位密使很震驚，這意味著當他們不在的時候，有人動過箱子。他們請中國人再點一遍錢，錢數仍是那麼多，他們要求往上海打電話，詢問箱子裏究竟放了多少錢。來自上海的答覆更加出人意料：所說出的數目比羅明納茲和諾伊曼所帶來的錢還要少2000美元。”
諾伊曼太太的上述回憶，一方面證明共產國際確實向廣州起義提供了經費支持，另一方面也表明共產國際在財務管理上存在一定問題。
【蘇聯顧問直接參与廣州起義】
上文所引證的1927年9月1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決定：「在三周內準備好向中國派遣兩名高級軍事人員和10名中級軍事人員」，表明莫斯科曾決定對廣州起義提供人員方面的幫助。
材料表明蘇聯軍事顧問直接參与了廣州起義。比如1927年12月13日北京《晨報》報道說：「當混戰時，有俄人十餘名參加指揮，市內青年團男女學生，亦提新式駁殼加入作戰」；12月15日該報又報道說：“查共軍此次竊據廣州，其初只得三四千眾，然有作戰能力者，則唯黃琪翔部之第四軍教導團及第十二師炮兵一連，余皆所謂農軍、赤軍，皆屬烏合之眾，不能稱之為軍。但其槍械極為充足，每人皆有新式長槍或短槍與手榴彈。此項槍械，乃由俄國最近秘密運入廣州，存儲於東山蘇俄領事署者。”
可能有不確之處的話，那麼很多當事人的回憶應該是有說服力的。廣州暴動期間擔任廣東省委軍委負責人的聶榮臻在1978年夏天回憶說：「暴動的決定雖然是省委會議通過的，但實際上策劃的靈魂是德國人威爾曼（是共產國際派來指導暴動的代表，一共派來三個，有一個叫何錫思，是位蘇聯將軍，在背後指揮，沒有出面，廣州起義失敗後，國民黨抄了蘇聯領事館，何錫思被捕後犧牲了。另一個名字記不起來了）。這個人是不講具體條件的十足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者。」聶榮臻這裏所說的“威爾曼”就是諾伊曼；“何錫思”是指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副領事А.И.哈西斯。
再看廣州起義期間張太雷司機陳全的回憶。起義失敗後陳全向香港的同志敘述了張太雷遇難的情景：「十二號下午，西瓜園群眾大會散後，張太雷同志和他的警衛員，還有一位軍事顧問和他的警衛員坐上小汽車……不料車過了光孝街農工廳後，在油欄門至瑪瑙巷附近，遇到一排保安隊（或體育隊）反動武裝衝出來，他們見小車車頭插著紅旗，便進行截擊，車子被打壞了。坐在南邊的軍事顧問及其警衛員迅速向南邊騎樓走去，倚柱掩護還擊；坐在北邊的張太雷同志及其警衛員從北邊下去，首當其衝，身中數彈，重傷倒地……在附近站崗的赤衛隊同志聞聲趕來，追擊匪徒，同時找來了車，把張太雷同志和他的警衛員的遺體運往總指揮部。」這段文字也從側面證明了蘇聯軍事顧問參與了廣州起義。
蘇聯駐廣州領事館的外交官們也公開介入暴動。廣州起義時曾是起義主力教導團一連戰士的范大光後來回憶：1927年12月11日晨，「天還沒有發亮，蘇聯駐廣州的領事到總司令部來了。他一個一個地同我們握手，還說，他代表第三國際來向我們道賀和慰勞」。廣州起義期間曾是共青團廣州市委組織的“青年赤衛隊”一員的薛尚實回憶：1927年12月12日“下午兩點鐘左右，各單位代表來了一百多人。意想不到，蘇聯領事館還派了一位國際青年代表前來出席。他一到會場，全體代表鼓掌歡迎……這時那位國際青年朋友站起來，用中國話高喊；‘同志們，布爾什維克萬歲！’大家跟著鼓掌高呼：‘布爾什維克萬歲！’‘廣州蘇維埃政府萬歲！’”
【蘇聯外交官喋血廣州街頭】
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廣州起義軍本應及時撤出廣州城，將寶貴的革命力量保存下來，以圖長期鬥爭；然而，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和命令下，起義軍一度試圖固守廣州城，從而錯過了及時撤退的良機，終致起義失敗。聶榮臻回憶說：1927年12月「十一日深夜，我們在起義指揮部里開會分析了形勢，葉挺同志看到形勢不好，認為不能再在廣州堅持，主張向海陸豐撤退。這個主張本來是正確的，當時的國際代表威爾曼不懂得打仗，主觀武斷，說搞暴動只能前進，不許後退，批評葉挺是主張去做土匪。張太雷同志不懂軍事只聽國際代表的話，從此，葉挺同志不再講話了」。
後來反動軍隊集結反撲進城時，廣州起義軍匆忙撤退，又未及將撤退命令傳達到所有的單位，致使不少單位根本就不知道撤退的命令。結果5700多人遇難。蘇聯駐廣州領事館也遭洗劫，領事館裏的所有人員，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蘇聯人悉數被捕。
這些蘇聯外交人員並未立刻被槍決。事後，蘇聯駐廣州領事波赫瓦林斯基回憶，蘇聯駐廣州領事館是在1927年12月13日晚上8點左右，大家都在飯廳里吃晚飯時被包圍的。在拖延了一段時間以便燒毀相關文件後，他決定打開領事館大門，這樣，領事館裏的所有人員都遭到了逮捕。他們被「一對一對地拴在一根長繩上，然後帶往城裏」，在經歷了痛苦、驚懼的一夜之後，第二天，也就是12月14日“大約在12點左右，那幫軍官又來了”，“還是那個軍官依次點了烏科洛夫、伊萬諾夫、馬卡羅夫、波波夫以及所有中國人，其中包括一名婦女和小孩的名”。“開始時我認為他們是在司令部附近就地被槍殺的，因為在他們走後不久我就聽到了幾陣排槍響。但我在被釋放後才得知，原來，這幾陣排槍聲是當著俄國同志的面槍殺我們的中國僱員魯、阿瓦、羅、姓王的婦女和姓邢的小孩的槍聲。而那些俄國同志又受到了一次侮辱：他們每個人的身上都綁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俄國共產黨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隨意處治他。’他們身背這些牌子被帶往城裏。大街上一幫被起義惹怒並嚇壞的商販欣然響應牌子上的號召：一路上盡向他們投擲東西，打他們，用小刀刺他們，向他們身上吐唾沫等等。他們就這樣走了一俄里半，來到了公安局大樓前。在那裏的廣場上，他們的痛苦終於結束了——他們被槍殺了”。屍體很長時間都沒有被移走。
：「建議採取最強有力的行動來反對中國的反革命、白色恐怖和殺害蘇聯駐廣東代表的暴行。必須舉行群眾集會、示威遊行和在英國、日本和美國領事館前遊行。口號是保衛中國革命和蘇聯。事件極其嚴重，必須喚起民眾，使所有附屬機構（同盟、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等）都行動起來。」
【如何評價廣州起義中的蘇聯因素】
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下，發動武裝起義，向世人亮明中國共產黨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本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但是，在革命處於低潮、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堅持攻取、固守城市並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則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在相當長時間裡，由於多種因素，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抱持著這個幻想，從而遭受了一次次失敗，付出了一次次沉重的代價。
這其中，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及其領導人對中國革命指導思想上的嚴重失誤是最主要的因素。主要表現在無視中國的國情，無視中國革命正處於低潮的實際現狀，而主觀地判定中國革命正在走向高潮，人為地、盲目地將蘇俄革命和歐洲革命的模式強行移植到中國來。
令人遺憾的是，無論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還是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領導人，都沒有正確地總結出廣州起義失敗的根本原因和真正教訓。羅明納茲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聲稱，廣州起義儘管在領導上存有重大錯誤，但是「它依然是新的蘇維埃革命時期的一面旗幟」。而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為革命開闢了新的勝利道路、擎起一面旗幟的，不是旨在奪取中心城市進而建立革命政權的廣州起義，而是走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全國勝利道路的秋收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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