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抗戰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開始為人們刮目相看。據說，戴笠遇難後，舉國哀悼，就是他過去的敵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個說法是，周恩來在中共的會議上說：「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本文摘自《新世紀周刊》2006年第25期
戴笠曾讓很多人聞名色變。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他的軍統為國家搜集了大量的情報，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顛覆者，為蔣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敵。他被稱為「蔣介石的配劍」、「中國的蓋世太保」、「中國最神秘人物」。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向蔣介石提出要見到「中國的希姆萊--戴笠」。這是一個讓人想起王朝政治時代的東廠、西廠一類機構的鷹犬、爪牙。
這其實誤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們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說，這種人在我們的社會裏無處不在。
蔣介石身後的戴笠
在窮困的日子裡，戴笠也不曾忘記自己的志向，不曾改變自己愛整潔的生活習慣，哪怕是俗艷廉價，他也總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說，在杭州混飯吃時，他只有一套夏裝，為了保持整潔，他通常在西湖邊找一塊無人之地，脫下上衣和褲子來洗，然後把衣服晾在一塊有太陽的岩石上晒乾，自己在一邊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樣。而也就在這種一般人都覺得尷尬的窮講究里，他結識了終生的朋友，當時的小學教師、後來成為蔣介石門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傳記作家、美國人魏斐德的說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識分子，即今天社會學家眼裏的「小平頭階級」，不自覺地具有流氓知識分子特有的自負，「他們各自在對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對權力和地位無限的渴望」。
戴笠不僅有生活目標、理想，也有實現這些目標理想的艱苦付出。在他30歲時，聽到「革命朝氣在黃埔」的說法，就自改其名，取風土記「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騎馬，他日相逢君須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黃埔軍校第6期。甚至到他成為蔣的心腹之後，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親。為北伐收集情報，他常一個人奔走四方。當時共事的同學徐亮回憶說：「人稱戴笠是英雄，我以為是怪物。這種人醉心事業，連皮肉痛苦都能忘記，非怪物而何？」
抗戰軍興，戴笠已位高權重，但他在淞滬之戰中，白天忙於組織對日情報戰，並竭力建立軍統武裝別動隊(後來的忠義救國軍)協助正規軍作戰；晚上，他親自坐車從上海到南京，向蔣介石彙報戰況和情報分析。那時南京到上海鐵路已經不通，汽車也只能滅燈行駛，日軍飛機不斷轟炸掃射，時時如身臨鬼門關，他卻犯險如常。抗戰後期，戴笠屢次化裝深入日偽區，佈置情治系統，檢查工作。當時，日本人對他的人頭懸賞金額，猶在對毛澤東懸賞之上。
戴笠與杜月笙（中）等人合影
可以說戴笠是一個幹才。戴笠諜報功績的頂峰是1945年（編者註：此應為作者筆誤；珍珠港事件發生在1941年），其諜報網路在鼓浪嶼率先破譯日本將襲擊珍珠港的情報，並報美軍海軍部，但被美軍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軍才意識到戴笠的厲害。亂世行權，何況抗戰。在抗戰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開始為人們刮目相看。據說，戴笠遇難後，舉國哀悼，就是他過去的敵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個說法是，周恩來在中共的會議上說：「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讀書不多，卻堅守了忠孝的觀念。他的母親把他養大，在他成為「殺人魔王」時，他仍對母親十分孝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親學習，學習她管理繁雜事務的能力。而在他短命而輝煌的特工生涯中，他也有著獻身國家、領袖的愚忠。也許蔣介石需要的，就是他那種「奴才中的人才」，或說「人才中的奴才」。
不難理解戴笠的意義。說到底，這一類人，懷著成功名的用世之心，並非自己力挽狂瀾地救世，而是躲在政權、領袖，某個人或某個機構的羽翼下，藉助於專政的機器為所欲為，便宜行事。他們的忠已經超出了道德的範疇，只是某種工具或打手；他們的孝也只是停留在贍養一責上，遠談不上跟上一代人交心交流。
時隔六十年，文明社會已經對戴笠及其同類作出相當公允的評價。人們堅定地指認戴笠為「殺人魔頭」，是法西斯性質的工具，甚至對戴笠的死也認為是冥冥中的報應，都說明人們對安身立命或為人處世有大於權宜的標準，那是一種建立在尊重個人生命之上的標準。
美國《生活》雜誌為戴笠拍的特寫
可以說戴笠沒有人格，他的內心是扭曲、病態、殘忍又卑怯的。如果說平常中國人的生活可傳三世、五世甚至十世，即人格成就或榜樣可以不中斷地傳幾代人，但戴笠那樣非人性的生活到他自己就中斷了，他在中國人的家族傳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屬於中國家世中的一環。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國人還有很多，他們跟我們一道，決定了我們社會的文明進程和文明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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