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版金陵十三釵：24名外國人救了25萬國人

1938年，約翰·馬吉（前排中間）與鼓樓醫院工作人員及患者合影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24期，原標題為「24名外國人死守南京城」。

「……這一天正是日軍進城的日子。任何人由於恐懼或受驚而逃跑， 任何人天黑以後在街道或小巷被流動巡邏兵抓住，幾乎都會被就地處決 而文雅的( 日本) 官員演說卻宣稱：唯一的宗旨是為中國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國政府宣戰。簡直令人作嘔。」

之一。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佔南京，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場大屠殺開始。國民政府已遷都重慶，各國使館紛紛撤僑，英美記者被迫撤離。南京成為與世隔絕的地獄。有22名西方人自願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保護了大約25萬中國人，並想方設法把日軍屠城真相送出重圍，使日本政府在國際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將大屠殺主要責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將校80 餘人撤換回國。在南京城外棲霞山江南水泥廠難民營，還有兩名西方人保護了3萬多難民。

得到西方僑民救護的南京千千萬萬難民感激地稱讚他們是「活菩薩」、“守護神”。難民們說：“使中國人免遭徹底毀滅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為數不多的外國人。”

貝德士：衝破封鎖隻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駐中國第3 艦隊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國使節發出通告，宣稱日本空軍將於9 月21 日正午12 時以後對南京採取轟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國人士迅速離開南京。各使館為保全國民從1937 年8 月中旬就開始撤僑。

當時金陵大學歷史系美籍教授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慶幸自己躲開浩劫，還與家人分別、衝破封鎖隻身回到南京。1936-1941年期間，他曾7次訪問日本，代表基督教教會，利用當地資料研究亞洲現狀、日本社會狀況及政府政策動向。從貝德士遺稿可以看出，他在1937年之前就向國際社會發出警告：日本軍國主義必將推進大規模侵略戰爭，當時只有極少數美國學者認識到這一點。

和貝德士一起留下的，還有美國長老會牧師米爾斯，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農藝學教授里格斯，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辦事處負責人約翰·拉貝，美國聖公會南京德勝教堂牧師約翰·馬吉，美國基督教南京青年會牧師喬治·費奇（又名費吳生），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美籍代院長特里默，醫生威爾遜，德國禮和洋行工程師克勒格爾等。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其中有15人來自美國教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北美學生海外佈道運動興起，一批年輕的傳教士應此潮流來華，在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任教。這些學者型傳教士自稱“南京幫”，將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業。

辛德貝格在江南水泥廠難民區舉著丹麥的國旗

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大舉西進，直逼南京。金陵大學董事會董事長杭立武邀約留下的這些外僑，決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區」，供難民避禍。東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漢中路，西至西康路。這是一塊只有4平方公里的狹長地區，位於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今南京師範大學），鼓樓醫院，美、德、英、日大使館及許多政府機構、高級公寓、私人洋樓都在安全區範圍內。

德國人拉貝被選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杭立武被推為國際委員會總幹事兼安全區主任。後來杭奉命護送朝天宮古物西遷，離開南京，總幹事一職由貝德士繼任。經杭立武推薦，喬治·費奇被國際委員會聘為副總幹事，兼安全區副主任，主持安全區的實際工作。總稽查由約翰·馬吉牧師兼任。安全區為體現人道、中立，去除政權色彩，掛的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而是民國初年使用過的五色旗；徽章上畫著黑圈紅十字。大批難民湧向紅十字庇護的區域。到12月16日，難民所已發展為25個，後來居住難民人數達25萬。日軍為使安全區崩潰，百般刁難米煤供應。為養活這幾十萬人，國際委員會成員一方面與日軍談判爭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購買。貝德士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不再吃麵包，和難民一樣喝稀飯，以節約糧食。

西方僑民在救護中國難民期間，還在安全區的難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國軍隊高級將領與軍官。按照國際慣例，安全區應當保持中立，只收容難民和解除武裝的軍人。掩護抗日軍官，如被日本人發現，極有可能給國際委員會和整個安全區帶來滅頂之災。但同情中國的外僑決定冒險。第72 軍軍長兼第88 師師長孫元良被魏特琳隱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女難民中；教導總隊參謀長邱清泉被貝德士藏在金陵大學管理大樓最頂層密室；教導總隊第二旅參謀主任廖耀湘被卡爾·京特與辛德貝格藏在江南水泥廠的難民營中；南京衛戍司令部衛生部部長金誦盤先被藏在美國大使館，後被轉移到金陵大學美籍教師宿舍樓；南京衛戍司令部的參謀龍應欽與周上校被藏在拉貝住宅的二樓。西方僑民將他們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國抗日的精英力量。

費吳生：將膠捲縫在大衣襯裏帶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淪陷。拉貝和喬治·費奇立刻來到安全區最南邊的漢中路同日軍交涉。費奇在地圖上用鉛筆划出標記，告訴日軍安全區的位置。日本軍官說：「請放心！」拉貝和費奇信以為真。沒想到他們還未離開，就親眼看到日軍擊斃20名驚慌逃跑的難民。接著日軍又闖進安全區，強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費奇痛心疾首地給友人寫信道：“我們忙著解除他們的武裝，表示他們繳械後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們是失信了。不久他們有的被日軍槍殺了，有的被戳死了。他們與其束手待斃，不如拚命到底啊！”

在這些外僑中，費奇與中國的緣分也許是最深厚的。他還有一個名字叫費吳生，因為他生於蘇州。父母是傳教士，早年從美國來到中國。1913年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中，數十萬難民湧入上海，費吳生所在的基督教南京青年會立即開展救濟工作。在這期間他與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說費吳生不僅是中國通，還算得上中國革命的元老。

1937年12月19日，費吳生與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學，看到一個姑娘正被三個日本兵和一個騎馬的日本軍官追趕，費吳生一把將姑娘推進自己的汽車，關上車門就向校門外開去。日本軍官悍然橫馬擋在車前，但是馬害怕汽車發動機聲閃到一邊，費吳生等人便開足馬力飛馳而去。但更多時候，他們根本無力阻擋野蠻的燒殺淫掠，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發生，悲憤地將暴行如實記錄。費吳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 年1月11日期間的日記，於1938年1月23日由德國人克勒格爾秘密帶往上海，立即廣為流傳，引起中外輿論界震動。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視野》雜誌刊登了費吳生的日記。此文後來又經縮寫，刊載在當時美國發行量極大的《讀者文摘》。從1946年東京審判到今天，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軍國主義罪責的鐵證。

1938 年1月23日，費吳生獲准離開南京，他將一份膠片縫在駝毛大衣的襯裏，帶往上海。這份長達400英尺、分為8卷的膠片，放映時間達105 分鐘，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影像文獻資料，由牧師約翰·馬吉拍攝。費吳生和正在上海的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對影片進行了剪輯，並給影片的各部分加了英文標題。然後送交上海柯達公司製作了4份拷貝帶到英、德、美國。

一名中國女子在田間勞作時被日本兵脅迫，反抗逃脫時遭到槍擊，教會的車正要將她送到醫院

約翰·馬吉：拍下南京大屠殺唯一的影像資料

約翰·馬吉1884年出生於美國一個律師家庭。他在耶魯大學和麻省劍橋聖公會神學畢業後，1912年作為牧師被美國聖公會派往中國。南京大屠殺期間，他擔任國際安全區總稽查。目睹日軍暴行，馬吉感到一種「無法用語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於拍攝福音傳播的貝爾牌16mm家用攝像機，在鼓樓醫院一帶拍攝紀錄片。當時日軍對外籍人士行動嚴格控制，攝影攝像絕對禁止。馬吉牧師在影片的引言中寫道：“必須小心謹慎地行動，攝影時千萬不可讓日本人看見”。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反訴日本右翼作家名譽侵權案一審宣判，日方敗訴。審判中有一件重要證據即是馬吉拍攝的紀錄片，畫面中有當時才8歲的夏淑琴。她被日軍連刺數刀昏死過去，待她醒來時全家9口有7人慘遭殺害，只有她和年僅4歲的妹妹僥倖生還。當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難民區進行難民申報。她的悲慘遭遇引起了馬吉的注意。馬吉去了中華門內新路口5號夏淑琴一家慘遭殺害的現場，用攝影機攝下慘狀。70年後馬吉拍下的證據為夏淑琴討回公道。

馬吉的記錄片有4份拷貝。送到英國的拷貝，被傳教士穆里爾·萊斯特小姐帶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貝回到德國柏林放映了馬吉拍攝的這部紀錄片。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也觀看了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獸行令戈培爾都震驚，據說看到那些慘不忍睹的鏡頭時他還嘔吐了好幾次。

1953年，馬吉牧師在匹茲堡去世。1991年8月，約翰·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從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親遺物中，找到了馬吉牧師當年拍攝的膠片拷貝和使用的那台16mm攝影機。這成為南京大屠殺證據搜集史上一個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衛·馬吉將攝影機捐贈給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馬吉牧師曾經傳教的道勝堂教堂，現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學圖書館。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關區政府特將其命名為約翰·馬吉圖書館。

辛德貝格和京特：送抗日名將廖耀湘過江

在馬吉拍攝的錄像中，有15個江南水泥廠難民營的鏡頭，是丹麥人辛德貝格協助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剛剛建成的江南水泥廠正準備運營，傳來了淞滬失守的消息。工廠進行了緊急人員疏散，但機械設備無法運走。設備來自德國和丹麥，德國是日本的同盟，丹麥是中立國，董事會成員請求兩國以債權人身份派員入駐。於是兩國分別派來了卡爾·京特和辛德貝格兩個員工。

江南水泥廠外側有一道有刺的籬笆牆，寬一尺；還有一條約10米寬的護廠河。日軍進城後，難民蜂擁而至，辛德貝格和京特決定把這些難民收容下來。他們設立了一個工廠保護區，面積甚至比南京城內的國際安全區還要大。1938年3月，丹麥一家報紙上發表文章，題為《最大的丹麥國旗飄揚在中國南京》，文中引用辛德貝格這樣一段話：「我讓人在廠房屋頂上用油漆繪出一面約1350平方米的丹麥國旗，從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這一定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面丹麥國旗。」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貝格想將幾名受傷的難民帶到南京城醫治，遭到日本兵阻攔。不久，難民區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被手榴彈炸傷，辛德貝格決定豁出去了，騎著摩托車帶孩子進城，闖關成功，把孩子送到鼓樓醫院的美國醫生威爾遜手中。威爾遜不僅及時救治了孩子，還給了辛德貝格藥品、繃帶和兩個護士。京特出生在中國，知道中國人信任中醫，於是想辦法請了幾個中醫進廠。就這樣，辛德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廠的單身宿舍辦起了一個小醫院。

在江南水泥廠難民營附近有一個棲霞寺難民營，深受日軍的騷擾和威脅。20多名和尚代表難民寫了5封抗議信，請求辛德貝格把信翻譯成德文和英文，再進城分別轉交給了拉貝和德國使館。棲霞寺難民營當時有一個重量級 「難民」抗日名將廖耀湘，南京失守後他來不及撤退，搭一個農夫的馬車躲過日軍搜索，藏進棲霞寺。後來，棲霞寺的和尚與辛德貝格和京特取得聯繫，他們偷偷將廖耀湘用小船送到長江北岸。

東京審判出庭作證

在救助難民過程中，國際委員會成員受到日軍威脅甚至毆打是家常便飯。他們的日記中都有詳細記錄：1937年12月16日晚上，貝德士被喝醉的士兵從床上拖起；18日在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被士兵用手槍威脅。農藝學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軍將平民帶走時遭到日軍毆打；1938年1月9日晚上在自己住所附近被士兵用刺刀威脅。醫生威爾遜12月18日遭手槍威脅；12月21日中午「差一點被槍殺了」

據社會學教授史邁士記錄，一天晚上，傳教士們坐在一起吃晚飯，有幾個人說：「我們之中誰最先被殺死，我們就把他的屍體抬到日本使館門口放著。」有幾個人則說:“我願要麼做那個被抬的，要麼去抬別人。”

這些國際友人萬幸度過劫難，他們最終等到勝利，在東京審判中出庭作證。

1946年8月15日，馬吉牧師在東京出庭作證，向法官陳述了他在南京親歷的種種日軍暴行。南京軍事法庭審判大屠殺主犯谷壽夫時，放映了弗蘭克·庫柏編導的影片《中國的戰爭》，其中有很多馬吉拍攝的鏡頭。

美國醫生威爾遜，大屠殺期間在鼓樓醫院獨自承擔全部外科手術，胳膊累腫了也不能休息。他還堅持幾乎天天寫日記。他在東京審判書面證詞中寫道：「日軍入城後不久，送往鼓樓醫院救治的平民人數急劇上升日軍針對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續六周多後才開始減退我保證以上所述完全屬實，1946年6月22日。」

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國際委員會在大屠殺持續6個星期內送交日本大使館70個報告，具體記載了數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幾乎每天帶一份報告前往日本使館，而這些報告的內容迅速經使館送往東京，外相廣田宏毅、上將松井石根、參謀長武藤章等高級官員不可能不知曉。1948年11月4日，這三名戰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抗戰勝利後，中國政府給這些幫助過中國的外國朋友頒發了勳章。對於貝德士和費吳生等人來說，他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在中國度過，又和中國人經歷了這場生死與共的大劫難，他們也許想在中國待一輩子。但1949年，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貝德士曾試圖在他的宗教信仰與中國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中尋找共通之處，他覺得自己可以在新政權下繼續從事教育和研究。1950年韓戰爆發使一切成為泡影。作為金陵大學少數被“禮送”而不是被驅逐的美籍教師，他離開了工作30年的大學。費吳生在1940年甚至受邀訪問延安。由於信仰和政治觀點的不同，費吳生對共產黨抱有成見，他早年在中國的事迹也便不再被提及。1967年，費吳生撰寫了一部回憶錄《我在中國八十年》，在台灣出版。這部回憶錄中詳細記錄了1937-1938年他在南京的親身經歷，時至今日還是指控大屠殺的有力證據。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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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會場（資料圖）

新中國成立後，朱德就職中共中央第一任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59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年事雖高，但很勤快，喜歡到地方了解情況。一位很有地位的同志說，黨內他最佩服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有思想，一個是朱德實際知識很豐富。朱德的實際知識，來源於幾十年社會生活的豐富閱歷，來源於建國後經常的深入基層。

1958年以來，朱德每年幾乎都有一半的時間，在外地視察工作，了解當地生產、群眾生活。四年的時間裡，他除了西藏、雲南、寧夏，幾乎走遍全中國，像其他常委很少涉足的新疆、甘肅、青海、內蒙、貴州、福建等，都留下了朱德的足跡。康克清說：「給我的直觀感覺是，這些實地考察，加深了朱老總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形成了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在七千人大會上，朱德要講些什麼呢？

比較有意思的是，為了在大會上的講話，朱德三易其稿，頗費思量，表現得有點特別……說起來情況是這樣的：

1月9日，在大會開幕之前，朱德起草了一個講話稿，並送給毛澤東徵求意見。信中說：「主席：送上講話草稿，請你修正。並問你好。敬禮 朱德。」

1月13日，朱德又把講話稿送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李先念、譚震林等廣泛徵求意見。每一份講話稿上，朱德都親自寫了請「修正」字樣。在給劉少奇的稿件上，還專門附了一封信。信中說：“少奇同志：你的報告讀過了，很好，很完備，很透徹……我完全同意。我準備了講話稿，請你修正。此致 敬禮 朱德。”

反饋回來的情況是：鄧小平於1月27日批寫「退總司令」。譚震林2月1日批寫：“已看了一遍，最好是談一談總路線問題。”李富春1月30日退來的稿子上說明：“有三處小的修改。”其他人未見有書面反饋意見。

朱德的這個講話稿，主要講四個問題：

一是談當前國內外的形勢。他的看法是：總的說來是很好的。「在國內，12年來，特別是大躍進的4年來，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都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這是誰也抹殺不了的。連帝國主義也是不得不承認的。」他還說：“事實證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的。今後歷史將進一步證明，三面紅旗不僅是我們走向社會主義勝利的道路，而且是走向共產主義勝利的道路。”

二是講要積極發展手工業，還應注意恢復和發展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生產。

三是講要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大力開發能夠出口的一些產品。

四是強調有了正確的路線政策和辦法，關鍵在於貫徹執行。基本思想是強調貫徹各項具體政策，也就是當時各行各業制定的各項條例。

從講話的內容看，朱德這個講話稿主要是圍繞經濟問題展開的，其中積極發展手工業和家庭副業，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問題，是他平時比較關注的問題，在當時也是兩件大事。在今天說來，也仍是十分重大的事情。現在我們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千方百計擴大出口，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國策，從這個意義上講，朱德很有眼光。所以，朱德的這個講話稿還是中肯的。至於朱德對「三面紅旗」的充分肯定，應該說是當時程序化的表態。

但是，不清楚為什麼，1月29日，朱德改變了主意，他寫信給毛澤東說：「我擬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原來起草的稿子不好，不適用，又重新起草了一個。現送上請修正退我。」

也就在同一天，朱德又寫信給鄧小平說：「前稿不適用，又寫了很簡單的稿子，在這次大會上口頭上講一講，以茲鼓勵。請你再修改退我。」

朱德的這個講話稿（二稿），確實非常簡單，同第一個比起來，相對較空，沒有多少實質性內容，可以說是一個表態性的發言，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給大家鼓勁的發言。講話稿說：

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做的報告。12年來，我們黨……在革命和建設上都取得了偉大的成績。特別是1958年以來。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全面的大躍進。我們的三面紅旗，是毛主席總結了我國6億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經驗後提出來的。因此是完全正確的。他不僅得到我國6億人民的熱烈擁護，而且得到亞非拉美革命人民的讚揚和支持。

按照這樣一個基調，他最後強調：

在已有經驗的基礎上，我們的工作一定會做得更好，要緊密地團結在毛主席和黨中央周圍，高舉三面紅旗，為完成1962年的任務，為超額完成十年規劃的目標奮勇前進。

這個講話稿，在表態方面，似乎更強調了「三面紅旗」的重要作用，對過去幾年工作的評價明顯是誇大其詞的。在這個稿子裏，1958年以來不僅實現了“大躍進”，而且這個“大躍進”是“全面的”，“史無前例的”。不清楚朱德為什麼要準備這樣的講話，這難道是他的真實想法？以朱德一貫的做法來看，似不太可能！

那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這中間的反覆出於什麼原因？

為此，筆者曾打電話給目前惟一能夠了解情況的朱德的秘書曹全夫同志，向他尋問事情的原委，並說朱德講話的第一稿上還有他批寫的「列印15份，1月10日，送玉泉山」字樣。曹全夫同志反覆回想，並試圖找出自己的日記本，可惜已經不知去向，一點印象也沒有了。他來電話說，40多年了，實在想不起來了。到此，真是使人感覺很無奈，莫非這真的成了歷史謎團？

無奈之下，仔細翻查當年的一些材料，想找出一些比較合理的解釋來。事情是不是這樣呢：1月29日，林彪在大會講話，他大講「三面紅旗」的重要意義，對過去幾年「三面紅旗」的評價調門很高。林彪講完後，受到毛澤東的當場表揚。此時的朱德，有可能以為大會會按林彪的口徑統一思想。

原因是：1959年廬山會議的前期，朱德曾表現得十分活躍。會下不斷找人談話，了解情況、交換看法；會上積極發言。他批評1958年是發了一陣瘋，「農民大鍊鋼鐵是不應該的，不但損失了20個億，更重要的是耽誤了別的事情」，他反對辦公共食堂，提出要堅持自願參加，即使垮了，也不一定是壞事。他評價1958年說：“最大的是兩件事：一是大鍊鋼鐵，一是公社化。結果該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罈罈罐罐歸了公，農民的家務被搞掉了，使國家也受到了很大損失。現在應該退回去，首先要把農民的家務恢復起來。”他還說：“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鍋飯’，像高級社那樣再維持幾年，農業就會皆大歡喜了。至少肉、雞、蛋會有的吃。”我看應當讓農民富，“起碼應該超過過去的富農。應該讓他們一家一家的富，一縣一縣的富。不要怕他們變成資本主義，不會的。”或許朱德本人沒有意識到，對全國大鍊鋼鐵、公社化提出批評，強調不要怕農民富，實質上就是對「三面紅旗」、對擔心出現富裕階層產生修正主義的思想提出了批評。廬山會議前，黨內還是比較敢於講話的。

廬山會議轉入批判彭德懷之後，朱德又說，彭總的看法是錯誤的，但彭總的信起了好作用，「彭總在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彭總也是很關心經濟建設的，只要糾正錯誤認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朱德的幾次發言，都是這個調子，毛澤東不大滿意，在中央常委會上，批評他「未抓到癢處」。

由於毛澤東的不滿和批評，朱德在廬山會議小受挫折。廬山會議結束僅僅兩天，中央軍委在北京就召開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因為朱德在廬山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曾批評過“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左」的錯誤，在這次會上，也被視為右傾而受到錯誤的批判。會上，林彪“帽子”滿天飛，出口傷人，污衊朱德是“老野心家”、“想當領袖”，還說朱德實際上“沒有當過一天總司令”。朱德被迫做了檢討。這次會議之後，中央軍委進行了調整，毛澤東為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為副主席，朱德由副主席降為常委。隨後，他的檢討在黨內下發。

在遭受這一系列的挫折之後，朱德變得謹慎起來。這次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的講話雖然很是大膽，與會者對過去幾年的工作也是議論紛紛，而林彪卻反其道而行之。朱德根據自己多年對林彪的觀察，認為林彪最能揣摩毛澤東的心思，況且林彪的講話當場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在這種情況下，朱德可能在擔心，大會會不會突然轉向？再來一個類似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這或許是朱德決定換講話稿的原因所在。當然也可能另有其他原因，還待深入研究。

2月6日下午，輪到朱德在大會講話了。按照大會的安排，這天下午是鄧小平和朱德兩個人講話。待鄧小平講完時，時鐘已經指向18時，外面的天空早已暗了下來。毛澤東說：現在，請朱德同志講話。在大會的一片掌聲中，朱德開始了講話。

只聽朱德開口說道：今天我要著重講一講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問題。

原來，朱德又改變了話題，不是他送給毛澤東、鄧小平的第二個講話稿了。看來他對自己那樣的表態也不滿意，於是又換了講話內容。

不過朱德在大會上做反修報告，也多少讓人有點頗費思量。對於反修，毛澤東是非常重視的。這次大會未召開前，他曾佈置由周恩來在大會上講一講，因為年前周恩來曾率團參加蘇共二十二大，由周介紹一下情況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因為大家的興奮點都在國內的緣故，周恩來一直沒有做這樣的報告。現在朱德忽然來講，或許他受了委託？或許是有別的原因？分析起來，大概與毛澤東1月30日號召發揚民主，強調要讓人講話有關。從2月3日朱德在山東組的講話來看，他還是比較放開的。他批評黨內的一些現象，說：

這幾年黨內鬥爭擴大化了，吃了一些虧，運動中打擊面寬了，傷了人。……對犯了錯誤的同志，應當治病救人，不能搞懲辦主義，無情打擊。要很好地愛護幹部，尊重黨員的權力。

作為領導者應當注意。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這種情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沒有就不反。不要一說反什麼就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

他還講了農業和手工業問題，說：

把生產隊搞好，自留地分配好。其餘如大隊企業如何辦好，這些問題都要有個規定。

中國人民過去幾千年是怎麼生活過來的？主要是靠農業、手工業生產維持。今後手工業生產還要發展。辦手工業可以使老小有事做，有收入。有些東西銷到國外可以換糧食、鋼材。現在工業半成品還不多，手工業產品還很需要。

他認為黨制定政策不能忽視的問題是：

要使農民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是發展生產的根本保證。不能安居樂業，如何增加生產？所有的人都要安居樂業。

從這些講話來看，朱德很痛恨在黨內搞懲辦主義，尤其是一反什麼就是一陣風，這幾年黨在這方面吃了虧。他談到的要使「所有的人都要安居樂業」，表明他的指導思想，是把安排好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他強調的“中國人民過去幾千年是怎麼生活過來的？主要是靠農業、手工業生產維持”，實際是批評“大躍進”運動超越了中國的現實情況。

當然朱德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看得十分清楚，也並不意味著他對社會主義建設到底怎麼搞已有一套正確的思路。重要的是，他講出了自己的真心話。他在福建組還講了以下一段話，他說：

這兩年搞多了一些，想越快越好，計劃是有錯誤的。高指標、大計劃是否通通都錯了？還不能那樣說。有些是錯了，有些開始看不出來，……以後搞不起來才知道了，當時哪個曉得搞不起來？北京修大建築，不修已經修了，不能毀，在世界上是有很大的政治意義。經濟上吃虧了，人家來參觀，都說中國了不起。

這應該是朱德的真心話，也是他的親身體會。當時的人們對一些事情，並不像現在的人能看得如此清楚，從毛澤東到劉少奇，都強調總結經驗也只是初步的。其中的含義也就在這裏。總之，隨著大會的深入，朱德由比較謹慎變得開朗起來，本來那個表態的稿子多少有些違心，在大會上再講已沒有必要；但第一個講話稿他已經自我否定，不可能再講。那麼講點什麼呢？國內的問題大家都已經談的很多，就講講反修的問題吧。

那麼朱德是怎麼講反修問題的呢？他說：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現代修正主義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和比較完整的路線。我們同他們之間的分歧，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之間的原則分歧，是關於世界革命運動的路線性質的分歧。

什麼樣的原則分歧呢？朱德又說：

……他們在對敵問題上，不要革命，厭惡革命，要對美帝妥協，厭惡對美帝鬥爭，在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上，從大國沙文主義，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出發，要所有的兄弟黨、兄弟國家都無條件服從。

在朱德看來現代修正主義的表現主要有兩條，一是對美妥協，二是大國沙文主義。究其根源來說，他們「是從害怕戰爭變成害怕革命，自己不革命也不許別人革命，發展到系統的完全修正主義的理論和路線」。因此，朱德強調：“面對著這些錯誤路線，我們當然絕不能在原則問題上屈服和讓步。如果我們屈服和讓步，就等於放棄正確的路線，放棄馬列主義的陣地，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負責任，就等於放棄無產階級立場，放棄革命，變成修正主義，變成帝國主義的走狗。同時，我們必須把這個鬥爭進行到底。”

朱德在講話時還談到一個問題，也值得一提。在講到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如何防修的問題時，提出高薪階層和富裕農民是滋生修正主義的土壤。他說：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現代修正主義也有相當的社會基礎和市場。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警惕。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有高薪階層和富裕農民，他們容易安於現狀，追求生活享受，革命意志逐漸衰退，他們容易接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成為滋生修正主義的土壤。

朱德的這個認識，同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所說，要讓農民富，一家一家的富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是相矛盾的。這也表現了朱德的矛盾所在。這個認識是否真的代表他的所思所想，還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朱德講話後，毛澤東說：「同志們，今天就散會。明天上午開省一級的會，下午開大會。」

毛澤東對朱德的講話沒有做任何評論，就散會了。

大會之後，中央在下發中央常委講話時，朱德的講話沒有下發。

手持提綱發表大會講話，是這次七千人大會的一大特色。事前，毛澤東曾提出中央常委都在大會上講一講，但具體講些什麼，他沒有佈置。劉少奇是按提綱發言的；林彪也把事先寫好的材料扔在一邊，臨時拉條子講；朱德事先準備了兩個講話稿，後來也臨時換了內容；毛澤東甚至連講話提綱都沒有。2月7日，七千人大會的最後一天。周恩來也是手持提綱，一口氣講了兩個多小時。

來源:人民網  作者：張素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