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百年潮》1998年6期
1949年4月，劉少奇受毛澤東委託，代表黨中央到天津視察，著力糾正當時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傾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情緒，解除資本家擔心共產黨將發動工人對他們的剝削進行清算鬥爭的疑慮。他在同天津資本家座談時，曾說過「剝削有功」的話。這曾是高崗用來散佈流言；猛烈攻擊劉少奇的一發重型炮彈。黨內不少同志也曾認為這句話是少奇說“走了火”，“不夠妥當”。
但是，歷史檔案表明，類似「剝削有功」的話，少奇在不同場合先後講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5月19日在北京市幹部會議上的講話，8月28日在東北局幹部會議上的講話，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談話中還說：現在剝削是救人，不准剝削是教條主義，現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工人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今年關內難民到關外去，要東北的富農剝削他，他就謝天謝地。作為劉少奇這樣一個具有高度馬克思主義素養的黨中央領導人，這樣不厭其煩地一再向黨的各級幹部解說這個道理，顯然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並非一時脫口而出的失言。
為弄清歷史的是非曲直，話還得從頭說起。
進城後的當務之急
1949年初，平津戰役勝利已成定局，黨中央當即對接管平、津的工作作了部署。決定由彭真任北平市委書記，葉劍英任軍管會主任兼市長；黃克誠任天津市委書記兼軍管會主任，黃敬任市長。毛澤東指示平、津兩市的接管工作統歸華北局負責，並著華北局書記薄一波先赴北平，擔負先遣任務。薄一波回憶說，他赴北平前曾專門到中央請示。毛澤東特別囑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資本；對民族工商業要好好保護，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樣，原封不動」，讓他們開工，恢復生產，以後再慢慢來。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階級，還要團結好民族資產階級，跟他們保持長期的統一戰線；現在是人民民主專政，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劉少奇向薄談得較多的是對待民族工商業的政策，重點是怎樣利用私營工商業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這些重要思想，都寫進了嗣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訣議。
中國共產黨雖然成立於中國現代工業的中心城市上海，它的階級基礎是工業無產階級，但它終究長期處在農村環境，其成員又多出身於農民小生產者。長期民主革命的鬥爭，任務是打土豪，分田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的土地改革，不能不帶有平均主義的色彩。這些思想觀點和做法，在進入城市以後，自覺不自覺地被帶到城市工作中來。抗日戰爭後期，八路軍收復山西的井陘、陽泉等工業區時，就曾發生亂抓物資、亂搶機器的現象，使工業受到很大破壞。收復張家口時，不少幹部隨便往城裏跑，亂抓亂買東西，有的甚至貪污腐化。1947年11月攻克石家莊時，仍發生亂拿東西的現象。開始是搬取公物，後來發展到搶私人的財物，還鼓動城市貧民去拿，以至不得不實行戒嚴，甚至槍決了幾個人來制止亂搶現象。再就是，進城以後，外地機關紛紛派人前去搶購物資，四鄉農民也準備乘勢湧進城市搶購。河北的邯鄲、河南的焦作、山西的運城都曾發生過類似的情況。更為普遍的是，分不清封建主義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的界限，把打土豪分田地的經驗搬到城市，造成對民族工商業的破壞。因此，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專門為此向中央寫了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上作了批註，嚴肅指出：在城市或鄉鎮破壞工商業，「是一種農業社會吏義思想，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必須堅決反對」。凡此種種說明，取得城市以後，能否嚴格區分封建主義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的界限，切實執行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乃是能否迅速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事業的關鍵，也是共產党進入城市以後，首先面臨的一個重要考驗。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對此曾有明確指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又說，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現代工業經濟中占第二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如果認為現在可以不要限制資本主義，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主義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進入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也是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
民族資本家的憂慮
1949年的天津，工商業將近有四萬家，光是搞生產的——工業就有上萬家，有好幾十萬工人；北平大大小小的私營工廠也有三萬工人。社會上很多的必需品，吃拐、穿的、用的……都靠他們供給。這些私營工業，是社會上的一個很大的生產力。但是，天津解，放以後，資本家很恐慌，很消極，準備收場、關門不幹了，或準備逃跑。原因是：從天津市軍管會、市政府成立一連幾個月，沒有一個負責人理會資本家——接見他們，找他們談話，聽取他們的意見，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一些領導人認為，如果與資本家接觸，就是「立場不穩」。《天津日報》天天宣傳工人如何好，說到資本家，總是說不好；資本家跟國營公司打交道，不僅不賺錢，反而要賠本。唐山有個啟新洋灰公司，解放後與國營貿易公司訂了半年合同，收購它生產的洋灰，後來物價上漲，合同訂的價格就明顯太低，繼續執行合同，資本家就得賠本。當地的華興紗廠也跟國營貿易公司訂了八個月的合同；貿易公司供給棉花，華興將生產出來的紗布賣給貿易公司。後來紗價大漲，但合同價不變，這樣貿易公司賺了很多錢，華興雖未賠本，也沒有賺多少錢。而稅收部門收稅，還得按市場價格收他們的稅。又如，天津久大鹽業公司的鹽賣不掉，經與政府有關部門聯繫，說是可以運到山東臨清去賣，於是久大公司就把鹽運到了臨清。臨清的國營貿易公司看到來了一個作賣鹽生意的，就想辦法對付他。結果國營貿易公司把鹽的價格一跌，使得資本家的鹽賣不出去，舍了本。這些事都弄得天津地區的資本家叫苦不迭。有的工人組織只是教育工人怎樣同資本家作鬥爭，叫工人要弄清誰剝削誰，怎樣才能翻身。於是，資本家越來越恐慌。
就在平、津接收後不久，華北局書記薄一波向中央報告兩市的財經情況說，兩市每月要補貼15億元人民幣(舊幣)。由於工廠不開工，天津有上百萬人口生活無著落，北平更多。報告說：「所有城市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妥善地復工，這一問題得到解決，則萬事皆通。否則，一切均談不到。 」4月，華北局向中央詳細報告了平、津工業生產中的問題，指出：除城鄉交換阻隔、外貿斷絕、原料匱乏、產品滯銷、通貨膨脹外，工作中沒有處理好公私、勞資等關係，也是存在的突出問題。工人、店員誤認為我們允許分廠、分店，進行清算鬥爭。天津解放 一個月內，曾發生53起清算鬥爭。資本家腦子裡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產黨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後工人管不住，無法生產。因此，他們抱著消極等待、觀望的態度，甚至跑去香港。據天津統計，私營企業開工的不足30％。這種情況必須迅速扭轉。
以上種種情況說明：向工人、幹部和資本家闡明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確定下來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認識，消除民族資本家存在的疑懼心理，已經刻不容緩。
正是在這種複雜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委託劉少奇去天津視察，就地解決問題。
「剝削」的歷史辯證說
為了解決好天津當時恢復生產中的各種問題，劉少奇到達天津以後，除了與幹部、工人開會座談外，專門接見資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們的思想顧慮，同他們談心，摸清他們心裏的疙瘩，好「對症下藥」。參加座談的有：久大鹽業公司總經理李燭塵、東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宋柒卿、啟新洋灰公司總經理周叔弢支、上海銀行副總經理兼天津管轄行經理資耀華、仁立毛呢廠總經理朱繼聖、恆源紡織廠董事長兼經理邊潔清、壽豐麵粉公司經理孫冰如、天津市商會理事長畢鳴岐以及勞篤文、王翰庭等在華北以至全國知名的天津工商界人士，也有一些中小工商業者。座談中，資本家提出了不少問題：資方工商業者能不能讓存在，中共的政策是什麼?復工復業原材料不足，政府是否幫助解決?政府對勞資矛盾的基本政策，等等。
談話中，劉少奇發現他們最關心兩個問題：一是，中共中央過去在講新民主主義經濟構成時，講了三種經濟成分：第一是國營經濟；第二是向著合作社道路走的小農經濟；第三是小的和中等的資本主義經濟。就是沒有大的。李燭塵、宋棐卿說：現在我們不是大的，再過兩年發展一下不就大了嗎?大了，你們就不要我們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就沒有我們的份了。也就是說，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就要把他們搞掉了，就要把他們的工廠沒收了。
二是，他們承認自己是資本家，但害怕承認自己是剝削者。周叔弢說：我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都是共產黨員。我是有剝削，但是我也不想當資本家。我只想做到「工業建國」。我的啟新洋灰公司開了幾十年，由於賺錢，又開了一個華興紗廠，在大冶開了一個洋灰廠。現在有三個工廠，還準備再開第四個工廠，可是心裏感到苦悶。如果我的廠子開得越多，剝削也就越多，剝削的工人也就越多，就成了大資產階級了，我的罪惡也就更大，清算起來就該槍崩了。
總之，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
資本家的顧慮，不是憑空產生的。他們注意看中央發佈的文件，甚至還看了馬列主義的本本。加上天津解放後，宜傳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正確政策的工作沒有跟上，在實際行動上又反映出不少「左」的情緒。這就使他們看不到前途。解開這樣一些思想疙瘩，正確認識資本主義剝削，無論是對工人、幹部還是資本家，都是一個關鍵問題。
共產黨做思想工作的訣竅，就是善於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劉少奇正是從這「剝削」二字上做他們的文章的。他說：
現在有好些人怕說剝削，但剝削是一個事實。儘管你們開工廠有幾千幾百個股東，但你是代表股東，代表資方的，有義務有責任在工人身上剝削剩餘價值，一塊錢也是剝削。有這個事實，只好承認。但是，認為「剝削多，罪惡大，要審判，要槍斃」，因而苦悶，這種想法則是錯誤的。
為了說清楚這個道理，劉少奇不得不從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常識說起。他說：
剝削不剝削，不是由你們決定，也不由工人決定。「剝削是社會制度決定的。」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你不剝削別人，別人就得剝削你，你不剝削也不行，你不被別人剝削也不行，這不是由人的意識決定，而是由社會的經濟發展條件決定的。
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代替了封建主義的剝削方式，這在歷史上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在青年時期是有歷史功績的。資本主義發展在不到一百年的短時期內，把生產力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說是有很大功勞的。
至於現在是不是就應該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那要看是否具備了消滅資本主義的歷史條件。從中國今天的具體情況來說，中國共產黨有這個力量，可以隨時廢除掉資本家的剝削，但我們現在不能這樣做。因為，「我們國家生產不發達，生產落後，今天不是私人資本主義工廠太多，而是太少。現在不只是私人資本主義可以存在，而且需要發展，需要擴大」。
為使資本家明確私人資本主義在現實中國的地位，劉少奇向他們轉述了不久前毛澤東與上海資本家的談話。上海資本家向毛澤東說：「你們一講資本家，剝削者，我們就渾身發抖。」他們把自己叫做“產業家”、“工業資本家”。毛澤東對他們說：“你們產業家、資本家在新中國的地位里，我們是聯合你們的，四個朋友，缺一不可。”他們問：“那麼誰是大哥?”毛澤東說：“講革命當然是無產階級第一，他們無所顧忌，堅決鬥爭，農民也不錯，但在城市裏講生產，還是你們第一。”
針對當時工人失業、經濟凋敝的現狀和資本家擔心剝削越多罪惡越大的思想，劉少奇特彆強調、了資本主義工業在中國發展的必要性。由此說了現時資本主義剝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的話。具體說的是：
現在有很多失業工人要求資本家復工，也就是要求你們剝削他們一下。「就是說你收他們做工，給工資，剝削他們，他們倒有工作可做，不失業了。」 少奇指著宋棐卿說，你“現在只剝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剝削兩千甚至兩萬工人那就更好。現在的工人是有人剝削比沒人剝削好，沒人剝削他更痛苦。有人剝削他雖然痛苦，但總比較好一點，不會失業，有飯吃(雖然只能吃半飽，但總比沒有飯吃好)。”又對周叔弢說：“你能開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工廠對社會更有好處，功勞就越大。”因為，“你們把工廠建立起來，用全力把工廠管好，對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是有功勞的。”總之，“今天在中國正是資本家建立功績的時候，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動的，而是青年時代，還能夠發展。”
其實，劉少奇的談話並未到此止步。他進而對他們說，當然，新民主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是要限制的。如：「公私兼顧」就是限制政策，國家經濟要照顧私人經濟，私人經濟也要照顧國家經濟；“勞資兩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顧到發展私人資本，同時不能不照顧到工人的生活；稅收政策，也是一種限制。至於搞社會主義，那是幾十年以後的事。今天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妨礙將來搞社會主義；相反，在有了更多的私人資本主義以後，實行社會主義就會更快一些。
資本家最害怕社會主義。他們問：社會主義是不是可以不搞?少奇說，社會主義一定要搞。不搞不行，這是肯定了的。
他們接著問：怎麼樣搞法?劉少奇回答說，馬克思列寧的書上說，搞社會主義，就一定要打倒資產階級，革資產階級的命。將來 中國搞社會主義，可以不革你們的命，可以經過新民主主義的發展，用和平的辦法走到社會主義。
他們又問，具體怎麼個搞法?劉少奇說：那很難講，那是十年十幾年後的事情。一定要具體講，那我舉宋棐卿先生為例，他工廠管理得很好。20年後，他已發展到8個工廠。我們搞社會主義，就要把這8個工廠收歸國有，由國家來辦。只要你不反動，這8個工廠還叫你當廠長。因為你工廠管得好，很能幹，國家還可以再給你管8個工廠，讓你管16個廠子，那時候，你的薪水還要增加。你干不幹?宋高興地說：我為什麼不幹呢y劉少奇說：「這就叫和平轉變。」
可見，剝削在歷史上的作用，由進步到反動是一個發展過程；絕不能不分時間、地點、條件，抽象地反對一切剝削；在1949年的中國強調要歡迎剝削，正是為了創造最後和平地消滅剝削所必需的前提和條件。這才是劉少奇在天津同資本家談話的全部內容，也是他對於剝削的歷史辯證解說。高崗抓住「剝削有功」一詞對劉少奇大加韃伐，完全是一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陰謀伎倆。
經過劉少奇一番有針對性的、耐心的教育和開導，尤其是他對資本主義剝削所作的精闢入微的辯證解說，使在座資本家，b里的一塊沉重石頭落了地。他們不無興奮地說：從前共產黨的底一點也摸不到，現在摸到一點底了。他們中不少人感到，長期懷抱的實業建國的大志，終於有了可以實現的機會，因而紛紛籌劃恢復生產，擴大生產，極大地調動了他們興辦實業的積極性。宋棐卿可謂是其中的一個代表。1949年4月30日，宋致信劉少奇稱：
閣下惠臨訓話(註：4月21日，劉少奇參觀東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屬毛紡織廠，並對職工代表講話，闡明黨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以及社會發展規律和前途)後，全廠職工對於政府之工業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與新生命，至為愉快，因此已決定每人皆盡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偉大為人群服務之使命，而副政府及閣下關垂訓示之至意。今將敝廠決定發展之計劃奉陳如後：
一、敝麻廠決於最近期內加開夜班。
二、敝毛廠決再添購原毛增加生產。
三、敝化學廠雖已停工將近一年，今已計劃即行開工。
四、敝公司並正籌劃再開設麻袋第二廠，以增加生產。
以上各項知關廑注，謹先將此概要奉聞，以後進行至何程度，亦必隨時報告，聆受指導也。
宋柒卿的信，如實地反映了劉少奇在天津向資本家作關於資本主義剝削的辯證解說的確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果。
當時最怕的是「左」
在七屆四中全會上，鄧小平針對高崗攻擊劉少奇所散佈的流言蜚語，作了尖銳的批評，對劉少奇為顧全大局而在全會上作的自我批評，說了一席公道話。他說：
我們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對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志的不正確的言論，常常是不經過組織，不合乎組織原則的。全國財經會議以來，對少奇同志的言論較多，有些是很不適當的。我認為少奇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實事求是的，是恰當的。而我所聽到的一些傳說，就不大像是批評，有些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或者是誇大其詞的，有的簡直是一些流言蜚語，無稽之談。
鄧小平著重指出：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評里講到的對資產階級的問題，就與我聽到的那些流育不同。對資產階級問題，雖然我沒有見到 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講話的原文，但是據我所聽到的，我認為少奇同志的那些講話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雖然在講話中個別詞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當時的情況怎麼樣呢?那時天下還沒有定，半個中國還未解放。我們剛進城，最怕的是「左」，而當時又確實已經發生了「左」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採取堅決的態度來糾正和防止「左」的傾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渡江後，就是本著中央的精神，抱著寧右勿「左」的態度去接管城市的，因為右充其量喪失幾個月的時間，而「左」就不曉得要受多大的損失，而且是難以糾正的。所以，我認為少奇同志的那個講話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聽到的流盲就不是這樣的。
鄧小平在資產階級問題上為少奇說的這一席話，不只是對高崗的揭霹，在黨內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黨內的重大政策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論是非，而且闡明了一條真理，即：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以後，各項政策的正確、錯誤，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點，就是看是否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在當時，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於迅速恢復和發展城市的工業生產。
天津效應在上海
上海解放前夕，工業陷入半解體狀態。1．2萬多家工廠中，只有30％維持開工。機器業工廠停工80％以上，麵粉業由於北運通路不暢，產量只是內戰爆發前的十分之一。占工業產值74％的輕紡工業，缺原料無銷路，陷於半癱瘓狀態。上海產業工人有83萬，當務之急是穩定人心，儘快恢復生產。上海紡織廠的紗錠229萬，佔全國40％；貿易額佔全國一半。上海工廠的煙囪若不冒煙，全國經濟就將垮掉一半；上海市場一混亂；全國財經就會失去控制。全市私營企業產值佔全市工業產值的76％，較大的工商資本家及其代理人1．7萬餘人。他們數量集中，國。內外經濟聯繫廣，政治影響大。解放前夕，他們有的因國民黨搜刮太甚而瀕於破產，有的將資金抽出外逃，有的停產觀望。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陳毅任第一任上海市長。當時，陳毅和華東局、上海市委一致認為，當務之急首先是穩定人心，儘快恢復生產。陳毅認準一條，就是堅決按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方針辦：集中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各黨派，穩步前進。在接管初期日理萬機的緊張日子裡，陳毅堅持從這個大前提出發，吸取了天津在接管後的經驗和劉少奇天津講話的精神，接二連三地親自會見各界各方代表，進行政治「亮相」，政策交底。
83萬產業工人大軍，是迅速恢復生產和建設新上海的主力。新市長參加的第一個集會，就是上海工人紀念「五卅」運動的大會。陳毅對他們表示敬意和寄於希望。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對資本家及他們的資產將如何處置?許多人拭目以待。6月2日下午，9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拿著有陳毅署名的請柬，到外灘中國銀行大樓四樓大廳出席「產業界人士座談會」。這時，資本家們心裏都有些忐忑不安：共產黨會不會沒收他們的廠店資產，革他們的命?當他們聽到腳蹬布鞋線襪、身著土布軍衣、曾威震淮海戰場的陳毅將軍的第一句話——“工商界的朋友們”時，緊張氣氛頓時消失。陳毅說：反動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已告結束，新的偉大建設任務已經開始。我們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個字：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人民政府願與產業界共同協商，幫助你們解決困難，你們有話盡可對我們談，我們暫時辦不到的也會說明理由。讓我們共同努力，儘早把生產恢復起來。
資本家們聽得字字真切，又驚又喜。擁有申新系統九個紗廠的老闆榮毅仁先生高興地回到家裏，對滿屋等候消息的人高聲宜布：「明天就開工」。
1950年8月，正是敵人封鎖、物價波動、勞資糾紛迭起的困難階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榮毅仁和劉靖基兩人提出要請陳市長去家裏吃飯。當時，榮氏企業處境很不妙：在國民黨搜刮下企業損失慘重；海口被封鎖，原料漲價；企業大部分資金被家族成員抽出帶走；工人不斷要求資方發放欠薪……。他們對政府是否真心幫助解決困難，抱有疑問，現在資本家請吃飯，去，還是不去?陳市長請幹部們討論，有的主張去，有人擔心去了影響不好，會犯錯誤。陳毅看出榮毅仁請吃飯，用意是「投石問路」。他爽朗地笑著說：吃飯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錯誤把自己手腳捆起來，我才不幹！於是，他不只帶幾位領導幹部同去，而且將夫人張茜和孩子們也帶去，目的是去“交朋友”。陳老總搖著一把大葵扇，欣然到榮家赴宴，拉家常，問情況，親切坦率，談笑風生，雖未講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感情，影響很大。
看到人民政府真心扶持私營企業發展生產，看到陳市長常請企業家到辦公室去徵詢意見商討政策，長期在競爭吞噬的浪濤中掙扎的民族資本家們看到了出路和希望。消息傳出，一些出走香港、歐美的企業家萌生了回歸之念。10月初，著名的化工企業大資本家吳蘊初先生從美國回來了，陳毅市長熱情歡迎。見面那天，昔日的「味精大王」脫去了西服，換上了藍色中山裝。陳老總高興地對他說道：吳蘊老，過兩天廠里工人要開會歡迎你回來，你就穿這身新衣裳去吧，這才叫面目一新呢！請吃飯時，吳蘊初慚愧地提及當年曾任偽“國大代表”一事，陳老總毫不介意地說：那有什麼了不起呢?過去在四大家族統治下，你們要發展民族工商業，不能不多方面應付。你們都是組織工業生產很有學識很有經驗的人，政府殷切希望你們回來做出更大的貢獻！不久，前國民黨招商局局長、企業遍佈半個中國、號稱“火柴大王”的大資本家劉鴻生也從香港回到了上海。
這樁樁件件，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堅決糾正和防止「左」傾的成效。它如實地反映了劉少奇天津講話所起的“很大很好的作用”。
長時間裡，由於教條式地把社會主義簡單地看成就是消滅剝削，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常識：一種生產關係當它還沒有最終束縛生產力發展以前，是不可能被消滅的，也是消滅不掉的。因此，不顧我國社會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總想要使資本主義絕種，把我國的社會主義搞得「純」而又「純」，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受到嚴重製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顯著改善，由衷地感到高興；但也有不少人對私營經濟、外資企業的發展憂心忡忡。在劉少奇100周年誕辰的今天，弄清「剝削有功」說的原委，不只是為了還歷史一個公正，而且對人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仍然是會有啟迪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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