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參與者揭秘:毛澤東水晶棺製作內情(組圖)

博客文章

參與者揭秘:毛澤東水晶棺製作內情(組圖)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參與者揭秘:毛澤東水晶棺製作內情(組圖)

2020年11月11日 17:38

技術人員集中組裝水晶棺,右二為作者

今年「毛主席紀念堂」建成三十周年了。

更多相片

1976年9月9日,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傳遍大江南北,全國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

毛主席逝世後,黨中央決定在北京修建毛主席紀念堂(時稱「一號任務」),建造水晶棺,將主席遺體長期保留下來,讓後人永世都能瞻仰到他的遺容,緬懷其豐功偉績。並專門成立了國務院第九辦公室,統籌修建毛主席紀念堂的各項工作,當時人們一般習慣性簡稱其為「九辦」。

水晶和石英的化學成份都是二氧化矽。水晶是高溫、高壓下二氧化矽分子有序排列形成的晶體,石英高溫熔融會變成二氧化矽分子無序排列的石英玻璃。石英玻璃硬度高、結實牢固,熱膨脹係數小,不易炸裂,耐腐蝕性高(除氫氟酸以外,不怕任何物質腐蝕),透光性好。世界上至今也沒發現大尺寸的純凈無瑕的水晶,所以,過去一般所說的「水晶棺」,實際上就是光學玻璃(以二氧化矽為主要成份再加上其他金屬氧化物高溫熔化而成)的。當時世界上使用的「水晶棺」,實際上都是玻璃鑲在金屬框架中製成的,並不是真正的水晶棺。毛主席是一代偉人,應該讓他老人家安息在真正的水晶棺中。

中央領導同志要求水晶棺外型要莊重大方,氣魄雄偉,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要有可靠的安全性。從遺體長期保存的角度考慮,要求隔氧、低溫,還要防止紅外線、紫外線照射。從材質和性能角度考慮,用石英玻璃製作水晶棺,再合適不過。

在當時,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能夠生產石英玻璃。全國玻璃行業的職工都希望參與研製水晶棺任務,為毛主席紀念堂建設作貢獻。

石英玻璃的水晶棺研製難度比較大,又要求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際安裝完成,僅有11個月時間。經去上海、錦州等地實地考察,中央領導決定以北京六零五廠為主戰場,邀請上海、錦州、武勝等石英玻璃廠,成都二零八廠石英車間工程技術人員來北京搞全國石英玻璃大板的大會戰。

研製石英玻璃大板

1976年9月19日這天,原北京玻璃總廠廠長肖秧同志和原北京玻璃研究所所長景立柱同志讓我去北京玻璃總廠一趟,他們讓我用過去燒結紅寶石的工藝,看能不能燒制石英玻璃。肖秧同志當時是「九辦」的成員,同原北京市副市長韓伯平同志一起負責毛主席紀念堂設備組的工作。我1957年20歲時到北京玻璃總廠參加工作,1960年被調到新成立的北京玻璃研究所擔任技術員,6年後升任為研究所技術副所長,1970年,我被調到北京市第一輕工業局工作。我在北京玻璃研究所期間,景立柱同志是當時的所長,對我各方面情況都很了解,因此同肖秧同志一起,向組織上建議,抽調我參與到「一號任務」中。如今,老肖和老景同志均已過世,想來不勝唏噓。

到總廠下屬的六零五廠向楊光鐸廠長報到後,在車間我又碰到了老廠長董雲武、老技師沈志傑、石維成、傅書明、張德啟、唐寶榮師傅,以及玻璃儀器廠支援過來的宗程遠、李紀章師傅。雖然我已調離玻璃總廠多年,但師徒間感情很深,見面後都感到能參加水晶棺石英板的會戰,又光榮又自豪,同時又感到責任重大。

1977年8月18日,組裝調試好的石英玻璃水晶棺進入毛主席紀念堂

製造石英玻璃大板難度大就大在前人沒有做過,兩米多長的石英玻璃大板沒有見過。石英玻璃熔化需要攝氏1700多度,用什麼工藝?用什麼設備?用什麼原料?只能從實踐中摸索。在楊光鐸廠長的領導之下,我們分成三個組採取三種工藝、兩種原料開始實驗。兩組用海南島、江蘇省東海縣兩地送來的水晶粉燒制,另一組試驗用四氯化矽經氫、氧焰燒制。全廠職工都積極行動起來投入會戰中,特別是老師傅們廢寢忘食,連著幾個月不回家,吃住在車間,高溫、粉塵、有害的鹽酸蒸氣不加理會,更不講報酬,至今想來,仍令我感佩。經過實踐,把兩種用石英粉燒制的工藝否定了,決定以四氯化矽為原料燒制石英玻璃。三個組成立了臨時黨支部,由我擔任書記。

全國會戰小組成員廠以外的工廠,也一直在和北京聯繫,要任務,上海吳涇磚瓦廠在製作石英玻璃坨子方面有些經驗,1977年初我和梁基明等人到吳涇磚瓦廠參觀,受到他們熱情接待,也學到很多經驗。這樣大公無私的支援是很難得的。我們回到北京後就投入了生產,原來的三個實驗小組,調整為兩組,老師傅們基本都在熔接組,我們在打石英玻璃坨子小組。四氯化矽是北京化工二廠提供的矽石和東北撫順送來的熔煉矽鐵用的原料矽石製成的。經不鏽鋼蒸鎦塔、石英玻璃蒸鎦塔粗蒸鎦、精蒸鎦而成,四氯化矽純度要求達到6個9(99.9999%)以上。從打坨子開始就得注意不能有一點雜質和小氣泡,否則做出的板就會前功盡棄。檢查合格的石英玻璃「坨子」,拿到冶金研究所用工頻爐加熱後壓製成10公分厚的小平板,磨整齊後經過多次熔接做成大板。

熔接平板是研製水晶棺全國大會戰關鍵中的關鍵。熔接這種辦法是楊光鐸、齊志誠、石維成三人經過一番辯論,石維成師傅親自實踐,摸索出經驗,才提出來的。參加熔接的師傅們都是有二十多年經驗的燈工師傅,火焰燒在什麼地方、燒到什麼火候、對接時用多大勁、怎麼讓它熔融的完全,全靠雙手的勁頭,這些寫不出來,說不出來的經驗,全靠自己實踐體驗。

為了保證熔接所需氫、氧氣的供應,從北京石油化工總廠鋪設60多公里管道輸送氫、氧氣。為了氫、氧氣的純潔,西城半導體設備廠趕製了一百多台高效過濾器送到燒接現場。熔接沒有接縫的痕迹,是很不容易的。車間要防塵,所有窗戶都封上,地上澆上水,石英玻璃做的燈和四五把燒氫氧氣的焊槍都點起來,比鍊鋼爐膛內還亮,師傅們戴著深顏色的墨鏡都晃眼,還要瞪著大眼睛注意有沒有小氣泡和雜質,操作的師傅距燒紅的石英玻璃只有半米多遠,眉毛、頭髮燒焦了,臉烤得脫了皮,胳膊、手燒傷了上點葯接著還干,隔熱服烤得冒了煙,旁邊的師傅澆上一盆水繼續干,烤得太難受了,就到車間犄角的淋浴噴頭下沖一衝,回去再干。

在工人師傅們的努力下,第一塊石英玻璃大板勝利誕生了。這是工人師傅們、工程技術人員不怕艱苦、勇於拼搏精神和聰明才智的結晶,是所有參戰單位團結協作的成果。大面積石英玻璃大板的研製成功,在世界上是首創,是石英玻璃工業技術上的一大突破。受到鼓舞的工人師傅們加班加點,又製作出幾塊石英玻璃大板,最大的毛坯尺寸長240公分、寬90公分、厚8公分,重40多公斤。

6月底,上海也傳來好消息,新滬石英玻璃廠、吳涇磚瓦廠、錦州石英玻璃廠也做出了石英玻璃大板。上海的大板用專機空運到北京,和北京生產的大板一同在北京第一機床廠研磨加工。

中央領導同志對工藝美院提出的梯形樣棺的方案提了一些修改建議,改進後的方案,水晶棺由五塊大板,分別是兩塊側板、兩塊端板和一塊頂板。除去頂板以外,四塊立著的板都要向里傾斜60度,側板與端板相交的四個角是多少度?兩塊側板、兩塊端板與頂板相交接的角度是多少?這都是三維空間的角度問題,計算難度很大,但沒有這些數據,大板的研磨加工就無從下手。再大的困難也難不倒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當時北京玻璃研究所的聞鷗同志跟於文山師傅要了一本「四位數學用表」,用手搖的計算機,半天的時間就把角度數據拿出來了。

來京參加「大會戰」的各地石英玻璃廠技術骨幹,右三為作者

當時全國玻璃行業都沒有能研磨這麼大面積石英玻璃的機器,只有藉助於機器行業的設備。北京第一機床廠正好新從印度轉進口德國產的大型龍門銑,我們請他們又對部分國產設備經過改裝,完成了研磨石英玻璃大板的任務。這項任務是由北京玻璃總廠張普亭同志、王立恆師傅和六零八廠的師傅們、一機床廠的師傅們共同完成的。他們精心、細緻地完成了石英玻璃大板的粗磨、細磨、精磨、拋光一道道工序,不但沒出一點事故,而且尺寸、角度磨得絲毫不差,給北京玻璃研究所後來的總裝創造了條件。

1977年7月份完成了石英玻璃大板的研製後,我被調到北京玻璃研究所,繼續搞鍍膜和組裝任務。

鍍膜

在我們研製石英玻璃水晶棺的同時,六零三廠也在研製K9光學玻璃製作的水晶棺,這是肖秧同志提出「兩手準備」的建議,一旦石英玻璃遇到問題,可先用它作代用品。六零三廠生產光學玻璃是有經驗的,做光學玻璃水晶棺把握性大。

我到玻璃研究所後K9光學玻璃的水晶棺(二號棺)已經組裝完,這個棺是根據送到革命歷史博物館審查的一號樣棺(光學玻璃水晶棺)改進後生產出的(後來這二號棺在有色金屬研究院做了全套設備進紀念堂前整體運轉調試的實驗)。當時中央領導同志提出兩點意見:一是棺的側板再傾斜一點,不要太陡。二是要解決反倒影的問題,避免出現好幾個毛主席的映像。經過光學專家王大珩、龔祖同的指點,根據大理石基座高度、主席遺體位置、瞻仰人的距離,水晶棺側板斜度選定為60°。為解決反影的問題,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有的提出用化學鍍膜,也有人大膽提出真空鍍膜,最後決定用真空鍍膜。

當時國內外沒有這麼大的真空鍍膜機,二一八廠僅有的一台進口的鍍膜機,直徑也太小。肖秧同志帶著董奎清到化工設備廠說明來意,廠長帶著工程技術人員,一同到二一八廠去看那台進口的鍍膜機,後來測繪下機組的圖紙放大,就有了大型鍍膜機的藍本。其後,以北京化工設備廠為主,經過北京儀器廠、上海齒輪廠等多方面大力協作,只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就製成了我國第一台直徑四米的大型真空鍍膜機,其質量和速度都是令人驚奇的。北京玻璃研究所真空鍍膜室在鄭舒穎主任、金德明師傅帶領下齊心協力,在北京計算中心的協助下,對膜系的選擇計算了幾十萬個數據,一次鍍膜成功。其鍍膜效果非常理想,鍍膜前反射率8%,鍍膜後反射率為1%,也可以這麼說,沒鍍增透膜前水晶棺的光透過率僅為92%,鍍增透膜後光透過率增加為99%。由於採用了四層的膜系,倒影的問題也順利解決了。

最後,光學專家王大珩推薦還要塗一層防潮膜,我們最終選用由武漢大學化學系生產的一種野戰軍塗鏡頭用的憎水膜。鍍完增透膜後王大珩同志手把手地教給我怎樣塗憎水膜。這樣整套水晶棺的五塊石英玻璃大板(兩塊側板、兩塊端板、一塊頂板)的鍍膜工作就算完成了,解決了側板的反影問題。下一道工序就是組裝。

組裝

在組裝石英玻璃水晶棺之前,北京玻璃研究所已經組裝了兩台光學玻璃的水晶棺(一號樣棺和二號棺),所以組裝石英玻璃水晶棺比較順利,它也因此被稱作三號棺。

石英玻璃水晶棺組裝在鈦合金的底座上,因為金屬熱膨脹係數遠大於石英玻璃的膨脹係數,故此採用了四川富順化工研究院生產的矽膠作為連接過渡,其質地比較軟,彈性也大。

工作人員將水晶棺抬入毛主席紀念堂

五塊石英玻璃大板之間粘接用科學院化學所研究的特製膠,它的光折射率與石英玻璃的折射率是一樣的,粘出的水晶棺外觀與透光效果良好。五塊石英大板八條縫隙要灌膠,一號樣棺先試驗用針頭注射器灌膠,這種方法容易產生氣泡。後來我們把二號棺玻璃板的縫隙調到0.2毫米,然後用特製的膠帶把縫隙封起,用抽空的方法往縫隙里吸膠,這樣效果就好多了。三號棺就採用了上述方法。

在我們總裝中,工裝卡具非常靈活,這都是於文山、岑大鞏他們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我們組裝的這石英玻璃水晶棺能那麼順利漂亮地做出來,要歸功於科學的工裝平台和卡具設計,還要歸功於石英大板尺寸、角度的高精度加工。

1977年8月初,莊重大方、晶瑩剔透、名副其實的水晶棺問世了,這是在中央領導和國務院「九辦」的正確領導下,全國一百多單位支援協作結出的碩果,這也是眾多專家、工程技術人員、全體參戰職工日以繼夜的辛苦戰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搏精神的結晶。

棺內照明及光整容

為了切實長期保護好毛主席遺體,棺內照明及光整容方面,採取了新的科學技術短弧氙燈(冷光)和光導纖維束光整容系統。

毛主席遺體長期保護組的要求是要低溫、要一定濕度、要隔氧、要一定壓力,這是他們要確保的「四大參數」。從光源說起,短弧氙燈,光亮度很強,但紅外線、紫外線都會很強,我們設計燈箱時,在燈的後面裝上冷反光碗,這個反光碗是鍍了金屬膜的,它能把可見光反射出去,而把紅外線、紫外線透過去。可見光通過由光導纖維製成近四米長的光纜傳到棺內。這部分是由北京玻璃研究所、電光源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共同協作完成的。四川綿陽插接件廠提供了插接件。

光整容的研發工作早在石英玻璃大板鍍膜的時候就開始了,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田力同志、照明組的李士芬師傅當時已在玻璃研究所搞起了實驗。人去世後膚色是無血色的灰暗色,我們現在看到的毛主席紅光滿面、安祥的神情,都是用顏色玻璃片調製的。這些濾光片是四川成都二零八廠、上海萬豐玻璃廠提供的。

在紀念堂調試時中國煤礦文工團美術工作者王雲同志一同參加了工作。光整容的全套設備電源箱、燈箱、光纜安裝在地下室,燈箱的燈是雙份的,兩路供電,若一路停電或出了故障,另一路電和另一個燈泡自動合閘,照明不會間斷。

主席遺體上半身兩側各五套鏡頭,連結著10條光纜,水晶棺上蓋兩側邊沿還各有5面反光鏡。鏡頭安著整容用的顏色玻璃片。通過冷反光碗的反射之後,射進棺內的光是隔掉紅外線、紫外線的可見光,射到水晶棺上蓋邊沿的反光鏡上,然後反射下來照射到主席的臉部。10面反光鏡被磨成不同的角度,因為光整容的光,要求只照在主席頭部髮際與領際之間,我們就採用從鏡頭位置看反射鏡內反射出的主席頭部圖像,做成10張不同圖像的光刻片,用這種方法就避免了頭髮上、領子上照上紅光的問題。光整容用光也能把皺紋部分去掉。師傅們歷盡了千辛萬苦,發揮了聰明才智,巧妙地解決了好多難題。

1977年8月18日,水晶棺(三號棺)進入紀念堂,替換下K9光學玻璃的水晶棺(二號棺)。1977年8月20日凌晨,毛主席遺體移入紀念堂,經過幾次調試光整容的顏色,經中央領導審查,最後基本通過。根據紀念堂的記述,在毛主席紀念堂正式開始瞻仰前的8月22日晚8時,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和會議工作人員,第一批前來瞻仰毛主席遺容。

紀念堂

9月9日,在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毛主席紀念堂建成典禮的萬人大會後,毛主席紀念堂開始接待國內外來賓和廣大人民群眾瞻仰毛主席遺容。

有人瞻仰了毛主席遺容後這樣說:「當你進入瞻仰廳內,正面牆上的16個鎏金大字格外醒目——‘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大廳內燈光柔和,襯托出莊嚴肅穆的氣氛。正中央的莊重大方、氣魄雄偉、名副其實的水晶棺中,安放著毛澤東主席的遺體。他身著灰色的中山服,身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他是那樣的安祥端莊,臉色紅潤,栩栩如生,彷彿正在熟睡之中,面龐的每一細微之處都看得一清二楚。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參加「毛主席紀念堂」水晶棺研製、維修和改進工作,只兩年多的時間,相對我的一生來說只是短暫的一瞬間。但是我的感受很深,一輩子也不會忘懷當時廣大參戰人員的幹勁和精神面貌。我感覺當時好像和三年困難時期大家的幹勁一樣,他們相信黨,相信社會主義道路,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一樣。他們身上好像有一股永遠使不完的勁,不怕吃苦,不怕困難,捨棄小我,顧全大我,不講索取,只講奉獻,這些工人階級的本色、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好的作風重現了。他們體現出了信仰的力量、拼搏的精神、聰明的才智,我想有一群這樣的人,什麼樣艱巨的任務都能完成!有了這樣的一群人,什麼樣的奇蹟都會創造出來!這樣的人就是英雄!

六零五廠通過參與「一號任務」,積累了經驗,提高了技術,近年來,他們利用這些經驗和技術,提高了產品質量,拓寬了生產領域,實現了較大的發展。

30年了,本回憶錄提到很多人,有的比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早走了一步,為了紀念他們,告慰他們,我多用了一些筆墨,有一些不便寫出的也寫了出來,是為了以正視聽,還予毛主席水晶棺研製的本來面目。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蔣介石本來就無心聽李宗仁啰嗦,不過擺擺門面而已。誰知李宗仁頗有些得理不讓人,竟說起來沒完,而且都是些責難之辭。臉上便掛不住,但又不好發作,變得十分尷尬,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李宗仁知道多說無益,停下來看著蔣介石,希望他表示一個態度。

蔣介石不是一個擅長演說的人,但在黃埔軍校的時候,蔣卻是一周一講,甚至一周三講,其慷慨激昂,嚴厲急切兼為黃埔弟子熟知。此為黃埔軍東征時蔣介石做演講。

本文摘自《紅牆知情錄:共和國外交軼事及兩岸風雲》,尹家民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10

9月下旬,在台灣沒待幾天的蔣介石還是關注著大陸,他又一次飛到廣州。

在北方,已是秋風送爽,而燠熱的南方仍然是蒸籠一般。只是早晚已不像前兩個月那樣悶熱了。

蔣介石這次到廣州,住在黃埔軍校的中正公園內。黃埔軍校所在地黃埔島,地處珠江下游,距廣州20多公里。軍校成立前,這個島叫長洲島,四面環水,環境幽靜,被孫中山看中,認為是學習和訓練的好場所。1924年5月,孫中山在這兒創辦了黃埔軍校,培養革命軍事幹部。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的產物,也是蔣介石的發跡之地,他在這裏走向權力的長廊,掌握了兵權,培養了骨幹。到1927年他發動「四·一二政變」時,軍校已有一到四期的畢業生4900多名。毛澤東也曾來軍校講過課。其他人,周恩來、惲代英、葉劍英等都曾在此任過要職。後來蔣介石的一些嫡系將領,大多出身黃埔,形成了手握兵權的“黃埔系”。蔣介石在軍隊的這些部下,一般都稱他為“校長”,自稱學生。

蔣介石認為,這次到廣州,還是住在黃埔軍校較為安全,同時也可以引起部下對創業年代的一些回憶,從而振作起來,挽回敗局,也給自己打打氣。

蔣介石在蔣經國、俞濟時的陪同下,登上黃埔島的升旗山。在山頂上四面展望,山川田園盡收眼底。蔣介石不由得想起于右任老先生為黃埔軍校題寫的對聯:登高望遠海,一馬定中原。真是貼切無比,寓意深遠。後來蔣介石把這副對聯又掛到了南京黃埔路官邸的會客室中,以激勵自己毋忘「黃埔精神」。可嘆的是,現在一馬平川的中原早已丟光,此時只有登高觀海望洋興嘆了。

一到廣州,蔣介石就迫不及待要召見高級將領。他埋下的眼線早已暗中通報他,張發奎、余漢謀、薛岳等人對他不滿,正在拉攏李宗仁、白崇禧圖謀不軌。這是目前他最不能容忍之事。他命俞濟時通知余漢謀、薛岳、李漢魂來黃埔軍校見他。這幾個人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一走進門,就被蔣介石冷臉相迎,劈頭蓋臉一頓訓斥:「你們以為現在就可以反對我了嗎?誰反對我,樣子不是擺著嗎?胡漢民、李濟深、陳濟棠都反對過我,結果怎麼樣?民國十九年,李宗仁、白崇禧,還有張發奎聯合閻錫山、馮玉祥要反對我,結果又怎樣了呢?反對我的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你們想乘困難之時來搞我嗎?我叫你們一個個沒有好結果!」

蔣介石自顧自地罵著,沒有一個人應聲。其中有人臉上很難看,幾次想發作,一看會客室四周站滿了警衛,且一個個虎視眈眈,如臨大敵。再說蔣介石遭此大難,又是個殘忍的人,只要稍有反抗的表示,就有可能掉腦袋。於是大家只顧聽,一言不發。蔣介石這才慢慢消了氣。

眾人離去時,蔣介石又叫住了白崇禧,說有話要與他單獨談。白崇禧只好留下。蔣介石又變得和顏悅色,一再讓白吃茶,並說自己近來脾氣不好,請他不要見怪,隨後說起歷史:「民國二十六年我們兩人精誠合作,所以能完成北伐,統一全國。此後不幸為奸人挑撥離間,以至同室操戈。但後來盧溝橋事起,我倆又復忠誠合作,終於把日寇打敗,收復國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黨雖猖狂,國勢雖極危險,只要我們能兩人同心同德,精誠合作,大事尚有可為。」

蔣介石與李宗仁(資料圖)

蔣介石的一番話不僅打動了自己,連白崇禧也十分感動,連聲說:「是,是,委座言之有理。」

事後,他去看了李宗仁,對李說:「這次蔣介石倒很誠懇。」對蔣介石有更深一層了解的李宗仁,心裏有數,嘴裏不便說,只是笑笑而已。

在廣州市區西部,有一座白色的建築物,十分扎眼。它在綠樹蔥蘢花團錦簇之中,顯得挺拔別緻。這是國民政府的迎賓館。當時李宗仁就住在賓館中。

一天晚上,迎賓館突然華燈齊放,五光十色,一片燈火輝煌。而迎賓館四周的馬路上,突然增兵加哨,顯得森嚴無比。有路過此處的市民,一見這架勢,急急朝別處走去,怕在這兵荒馬亂之際無端惹事遭殃。原來這天晚上,蔣介石帶著大批衛士,穿過廣州鬧市來迎賓館吃飯。

這次宴會是朱家驊張羅的。

事出有因。朱家驊見蔣介石在廣州召開中央非常委員會時,蔣與李宗仁互相連話也不說一句。這在共軍大兵壓境之際,顯然是後患無窮。作為行政院副院長的朱家驊,覺得長此下去不是個辦法。有一天,他向李宗仁建議說:「德公,我看你和蔣先生之間有些隔閡,你是不是請蔣先生到這裏吃頓飯?」朱家驊的意思當然不是單純為了吃飯,他想在酒席間聯絡感情,消除隔膜,扭轉蔣、李之間彼此尷尬的局面,以期彌補相互之間的裂痕。

「騮先兄,」李宗仁叫著朱家驊的大號,苦笑一下說,“客,我是可以請的。蔣先生喜歡不喜歡來,我就不知道了。”

「蔣先生一定喜歡,一定會來的。」朱家驊充滿信心地說,還再三解釋,“蔣先生生活太嚴肅了,平日只是一些簡單的寧波菜,什麼泥螺、酸菜、筍絲等。此次到廣州來,也應該品嘗一下廣州的名菜才好!”

李宗仁沉思片刻,想既然有朱家驊從中斡旋,他還能不同意嗎?於是,他請朱家驊約請蔣介石,且通知黨、政、軍高級人物作陪。朱家驊去跟蔣介石一說,蔣介石也就答應了。這樣,一個特殊的宴會就這樣定下來了。迎賓館在城西,而蔣介石住的地方卻在城東,宴會那天,蔣介石還沒出動,沿途就佈置了便衣隊,嚴密警戒。蔣介石坐上汽車,車窗遮得嚴嚴實實,前面有車開道,後面有車壓陣,穿過廣州鬧市,浩浩蕩蕩開到迎賓館來了。李宗仁的住宅原先只有兩個衛兵,還管看門傳達。蔣介石一來,就一下增加了大批警衛人員。這種場合自然少不了俞濟時,而且他每次必先到晚走。他指揮衛士將迎賓館重重圍住,只怕發生意外。本來這是要演「將相和」的,現在看來倒像是“鴻門宴”了。

李宗仁辦事認真,下功夫準備這個宴會,想藉此改善他同蔣介石的關係,所以請來廣州最好的廚師,還專門準備了廣州名菜「龍虎鬥」等。人到齊後,李宗仁看到蔣經國在人群中轉來轉去,忙個不停,始終不肯入席吃飯,便問蔣介石:“經國為何不上席?”

「不管他吧,」蔣介石頭也不抬,“我們吃我們的。”

李宗仁不便再問,只好殷勤地不住給蔣介石夾菜,勸他多吃一點。

可蔣介石還是只喝白開水。李宗仁知道他在堅持「新生活運動」,也不好勸說。蔣介石吃菜與眾不同,吃的是中餐,但卻取出隨身攜帶的刀叉,用吃西餐的方式吃中餐。以前李宗仁也曾與蔣介石吃過飯,並沒見他這樣,這次不知為什麼,只是心裏不快。

吃完飯,也沒見蔣經國出現,李宗仁更是犯疑。事後,有人告訴他:蔣經國帶了一大批隨員,一直守在廚房裏;廚師做一道菜,用什麼配料,蔣經國都親自檢查過;飯菜出鍋時,他都親自嘗一下,等他點過頭後,才可端上桌。李宗仁聞知大怒,直罵蔣是小人。

過了幾天,李宗仁得知蔣介石要離開廣州回台北了,就硬著頭皮到梅花村陳濟棠公館去見蔣介石。蔣介石表面還是很客氣,請李宗仁到二樓去談。

李宗仁直接向蔣攤牌:「國事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弟不得不暢所欲言了。」

蔣介石並不感意外,還鼓勵李宗仁:「請講,請講。」

李宗仁也不遲疑,開口便說:「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了。你當時曾一再聲明,五年之內決不過問政治。但事實上你的所作所為完全相反,不僅在溪口架設電台,親自指揮軍隊,而且還密令逮捕陳儀,並指派周喦接替。後來又派湯恩伯到福州,挾持朱紹良離閩,讓湯恩伯當福建省主席……」

蔣介石過去很少聽到別人在他面前這樣數落他,面孔開始變得一陣紅,一陣白,很長時間不吭一聲。

「蔣先生,你寵信湯恩伯亦屬寵非其人。」李宗仁一開口便一瀉千里,什麼話都明說了。他想反正是與蔣介石最後一次見面了,還有什麼好隱瞞的:“湯恩伯曾受過我指揮,我知之其詳。論品論才,湯恩伯任一師長已嫌過分,怎能指揮一方面大軍?他的為人,性情暴戾,矯揉造作。所部軍紀蕩然,抗戰期間,河南民謠曾有‘寧願日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想必你也聽到過……蔣先生,像他這樣的人,你把他作為心腹,能不壞事?”

蔣介石本來就無心聽李宗仁啰嗦,不過擺擺門面而已。誰知李宗仁頗有些得理不讓人,竟說起來沒完,而且都是些責難之辭。臉上便掛不住,但又不好發作,變得十分尷尬,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李宗仁知道多說無益,停下來看著蔣介石,希望他表示一個態度。

蔣介石好像什麼也沒聽見,不時喝口白開水。他見李宗仁停下話頭瞪著他,便放下杯子,抱歉地沖李笑笑說:「關於撤換朱紹良一事,我手續欠完備,請你原諒。」

李宗仁也只好說:「事情已經過去了,算了吧。」見沒有什麼可談,李宗仁只好起身告辭。蔣介石隨著下樓,將李宗仁送上車。

從此,李宗仁再也沒有和蔣介石見面。梅花村一面,確是最後的分別。蔣總統和這位代總統,就在這種淡漠的氣氛中分手,自此即使近在咫尺,彼此也不相往來,有事都是通過中間人傳話,或是托旁人帶信。

起義,給了新政協會議最好的禮物。

9月26日上午,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中舉行午宴時,周恩來主持,討論起一個眾多人、包括蔣介石感興趣的話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可以簡稱「中華民國」?來的都是些老前輩,有兩種意見。第一位發言的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的黃炎培,他認為,由於中國老百姓落後,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他的意見是三年以後再除掉這個簡稱。

第二個發言的是廖夫人何香凝。她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革命的一個成果,那是許多烈士的鮮血換來的。關於改國號問題,她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贊成,就不堅持了。

第三位發言的是辛亥革命後歸隱了38年的生平不寫民國國號的前清進士周致祥。他說:我反對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的、群眾對它沒有好感的名稱,20多年來更被蔣介石搞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不同。

這時,司徒美堂站起來說:「我沒有什麼學問,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擁護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民國與民無涉,更給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們試問,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認為不同,那麼,我們的國號應該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又臭又壞的中華民國的爛招牌。國號是一個極其莊嚴的東西,一改就要改好,為什麼要三年以後才改?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也不敢改。我堅持反對什麼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此後發言的人口學家馬寅初、愛國華僑陳嘉庚等都不贊成用「中華民國」。

決定不用「中華民國」簡稱後,毛澤東在政協開幕式上也作了解釋。去掉簡稱「中華民國」,不等於把中華國民過去革命的歷史意義一概抹殺,如辛亥革命、國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歷史意義的。同時「中華民國」這一名稱,因為在民間已很習慣,所以在目前,也不會禁用。在人民中還允許有這樣的稱呼,正如現在我們所用的陽曆,同樣也不禁止人民用陰曆。這以後,政協一次會議陸續通過的大會文件,就去掉了「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大會開到第八天9月30日深夜,蔣介石從廣播裏聽到了更多令他氣惱的消息:大會選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其他人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還選出毛澤東、劉少奇等180人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

1949年9月30日下午2時,政協全體會議選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左三)等在大會主席台上。這些安排都在蔣介石的預料之中。他沒想到的是陳明仁的公開講話。他沒聽兩句,頭一下子大起來,恨得牙根發癢,血壓都升高了。

陳明仁在一屆政協會議上,作為特邀代表,曾有過一段發言:「我記得我在黃埔的時候,蔣介石經常對我們說:‘我是革命的,實行三民主義的,我什麼時候不革命,你們應該打倒我。’我現在發現蔣介石不僅是不革命,簡直是反革命,簡直是人民公敵,我當然要打倒他。並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黃埔同學乃至全國人民都要起來打倒他的。他是我們的校長,現在我便給他一個大義滅親。我想蔣介石用不著怨恨我,應該去怨恨他自己。」

蔣介石百思不得其解:陳明仁是如此忠誠的將領,怎麼會被程潛說動,起義了呢?就在陳明仁長沙起義的前幾天,蔣介石曾託人捎給陳明仁一份手令,命他死守長沙,不惜全軍犧牲,否則便向湘西撤退,撤退之前,把主張和平的人士一律處決。程潛主張和平,這蔣介石心中有數,但他決不相信陳明仁居然會和程潛一條心……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