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戴著手銬，腰纏鐵鍊，坐著囚車，被重警押解至法院審訊的黎智英，從「出場」的陣勢看，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重刑犯」。
人們這麼看，也這麼想。
儘管，有人為此手舞足蹈，有人為此捶胸搗足。
這個香港社會「標誌性」的人物，就在十幾天前，還讓其追隨的、豢養的、利用的一眾反對派人士，哀鳴不已。
如黎明對黑暗的驅逐，大雨對野火的澆滅，站在另一邊的他們，因為黎智英出場的這一幕，也「物傷其類」，開始散發出絕望的氣息。
二
十幾天後，12月23日，耶誕節前，「勝利」迂回了。
愛國愛港群眾想要的結果沒有如期而至，反對派好像又從絕望中被打撈出來。
黎智英申請保釋成功。
那一天，他微笑著走出法庭，豎起拇指，向大批反對派人士做心形手勢、送上飛吻。
情景移位，曾經手舞足蹈的捶胸頓足，曾經捶胸頓足的手舞足蹈。
黎智英成功地以1000萬港元的代價，以不得離港、不准離家、不能與任何形式與外國政府官員會晤、不可接受任何訪問和發表文章的代價，重新獲得了「自由」，獲得了與家人共度耶誕節的機會。
這一幕與腰纏鐵鍊的那一幕，變化如此之快，讓社會錯亂，讓法治迷離。
三
「重刑犯」得以保釋，法官有法官的理由，市民有市民的理解。
主審法院李運騰的理由是明確的：相對苛刻的保釋條件，無法逃匿的周密安排，能「鎖」住尚在香港的黎智英。
而其批准黎智英可以保釋的思想根源，更在於他認為這是香港普通法制度的固有設定，是合法且正常的。或者說，他認為批准保釋是極其普遍的，不批准保釋是極其特殊的，而他看不到不批准的特殊性。
在黎智英一案上，李運騰早前已經介入，早前否決過黎智英的離境申請。如今批准黎智英的保釋申請，人們看不懂其行事邏輯了。
作為主審法官，其似乎前後矛盾的審判行為，並沒有讓法律更清晰。
人們會問：李運騰表達的意思到底是什麼呢？僅僅是依法辦事嗎？
根據前特首梁振英的分析，苛刻的保釋條件足以證明李運騰意識到黎智英案件的嚴重性，進而又足以說明其可以不批准黎智英保釋申請的合理性。他反問：黎智英如果跑了，李運騰能承擔責任嗎？
李運騰明顯有他用意很深的答案。
以下三點，不妨揣度之：
1.保釋制度是香港普通法制度的一大特色，關乎香港法治精神的精髓；讓黎智英保釋更合乎香港法治價值，不讓黎智英保釋更可能傷害香港法治價值。此為「兩害相權取其輕」之舉。
2.高額的保釋金，以及對黎智英言行居住無所不及的限制條件，可以有效消解黎智英保釋的潛在風險，即傳遞了案件嚴重的訊息，又回應了反對派人士的攻訐。
3.認為黎智英不會跑。
李運騰將普通法所賦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玩出了新高度。
四
李運騰上下其手的「專業」，一如香港法院以往高深莫測、不容辯駁的審判行為一樣，很難為市民所理解和認同。
當黎智英被批准保釋後，「香港司法系統爛透了」的觀點又開始在坊間傳播。
人們會更想到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幾天前的言論：「（香港）法庭將個人權利淩駕社會利益。」
而批准黎智英保釋申請的負面影響或曰危害，已經即刻呈現：
1.於李運騰，人們或認為他是「黃絲法官」，關鍵時刻漏了底；
2.於香港司法，人們或認為改革勢在必行，已經不改不行了；
3.於香港，人們或認為反中亂港問題「病根未除、土壤還在」；
4.於國安法，人們或認為縱然指定國安法官，也不能做到萬無一失。
李運騰認為要「兩害相權取其輕」，社會也認為要「兩害相權取其輕」，但對利害之大小，各有其判斷。
而另一個關鍵乃至根本的方面是，國安法對嫌疑觸犯國安法人員的保釋問題，已然作出了規定。批准黎智英保釋申請，已經損傷到國安法的權威性。
五
市民有更樸素的想法：黎智英有權利在家裡「歡度聖誕」嗎？
黎智英的所作所為，是公開且大膽的，是無需通過羅列便充斥市民耳目的。他在香港幹了什麼，到國外做了什麼，一籮筐的事例自有一長串的印跡。修例風波中，正是他所扮演的角色，讓香港陷入水火，讓市民恐慌難安。如今，耶誕節來了，他也要回家歡度佳節了。
他配嗎？
反對派在市民質疑李運騰批准黎智英保釋申請一事上，以為又抓到了證據，認為這些愛國愛港群眾總是「合意則取、不合意則不取」，又可曾想到他們為何如此？
長久以來，正義的力量被壓制，鮮有透氣機會；長期以來，反對派予取予奪，多少橫行霸道；長年累月，香港亂象不止、黑白不分，市民從法院審判中竟也摸不到一根準繩。
國安法要「撥亂反正」，社會要「矯枉過正」，人們信奉「天道好輪回」。
今天，在香港正「由亂向治」的大格局中，市民期待大破大立的嶄新氣象、改天換地的整體面貌，「眼睛裡容不得沙子」。
有種觀點認為，批准黎智英保釋，正彰顯國安法後，香港仍然保有傳統法治。
此觀點，大謬。
1.黎智英案件肩負不起這種責任，其當事人作為黎智英特殊，作為反中亂港分子一點都不特殊；
2.為了保釋而保釋，有違法理，不合實情；
3.香港法治傳統，不僅體現在國安法執行上，還體現在更多其他法律執行上；
4.保釋是當事人一項受限定的權利，不批准保釋，也是法官固有的一項權力。
正如梁振英的邏輯，保釋的條件越苛刻，越說明不批准保釋的理據越充足。
六
香港法官面對國安法，不少總有僥倖心理。
正如6月30日國安法公佈施行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的聲明，他們認為這會剝奪他們固有的權力。其後，他們其中不少人便以一個個具體的審判行為，與國安法博弈，用他們的自由裁量權，博取隨意解釋國安法、放大個人權利的空間。
而這樣的法官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小聰明正「引火焚身」。
黎智英被批准保釋後，法律學者馬上指出，根據國安法第五十五條規定，「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難的」，駐港國安公署可行使管轄權。
更多的案件移交內地，相信一定不是香港法官所期願的。
七
早在今年8月初，黎智英被香港員警國安處拘捕時，靖海侯就曾寫過一文《黎智英被捕，還會抓了放嗎？》。其中提到：
保釋了，不代表嫌疑人沒有罪；不被保釋，也不代表嫌疑人一定會被判刑。但保釋確會帶來社會影響，主要有四個方面：1.案情不嚴重；2.嫌疑人的犯罪事實不足；3.短時間內不會落案處理；4.嫌疑人不會再造成大的社會危害。
相信黎智英一案，正為此立下「標杆」。
黎智英被批准保釋的最大危害，就在於此立下的「標杆」，將可能造成人們對案件的錯判，造成反對派對反中亂港罪行的錯判，造成香港社會對國安法懲治力的錯判。
法律的意義，就在於「懲前毖後」四個字。
黎智英這「標杆」立錯了，後果很嚴重。
八
保釋已成定局。即便黎智英跑了，他所要接受的「終極審判」也跑不了。
放下保釋一事，人們由此更關注案件的最終判決。
6月8日，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就國安立法講解，他說：
如果「一國兩制」與國家安全之間存在辯證關係的話，那麼應該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
這話是說給香港社會聽的，是說給香港反對派聽的，也是說給香港法官聽的。
這話是宏觀的，也是具體的，是可以體現在每一宗國安法案件的處理上的。
這話是一種要求，是一種期待，也是一種警告。
底線就是底線，不會給人閃轉騰挪的空間；法律就是法律，不會給人投機鑽營的可能。
在這上面，不好抖機靈、做文章。
被批准保釋的黎智英需要意識到這一點，批准保釋的香港法官需要意識到這一點。並在此基礎上，預見彼此均能可見的未來。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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